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
学术生平
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1916年12月19日出生于柏林,父亲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商人、纳粹党员,母亲对艺术和美学有浓厚兴趣。她早年在柏林接受教育,后进入在全欧负有盛名的萨勒姆王宫中学(Schule Schloss Salem)学习了一年。1935年至1937年大学期间,她分别在柏林洪堡、科尼哥思堡和慕尼黑念过报刊学、历史和哲学三个专业。1937年秋至1938年夏,她作为德国外交政治部送出的交换学生,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修新闻学,专注于乔治•盖洛普的民意测评方法。离开美国后,她曾游历欧洲各国五个月,后经过日本和中国返回德国。1940年,她在柏林大学新闻研究所完成博士论文《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诺依曼的博士论文着力探讨现代生活中政治在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1940年,她参加由纳粹控制的新闻周刊《帝国》(Reich)的工作,后不到一年,离开该刊。后来主要为德国的主流报纸《总汇报》《法兰克福报》撰稿。美国学者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认为,在纳粹时代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经历深深影响了诺依曼。他认为诺依曼在希特勒时代的著作即怀疑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怀疑社会的多元主义,对于民主的很多方面持明显的鄙视态度,但诺依曼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1947年,诺依曼与丈夫埃里西•彼得•诺依曼(Erich Peter Neumann)创建了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意译:汇集小溪)舆论调查机构,长期在联邦德国从事舆论调查,该机构今天仍是德国最负盛名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诺依曼1964年至1983年在美因茨大学任教,1966年担任该校大众传播学系首任系主任;1978年至1980年担任世界公共意见研究联合会(World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主席;1978年至1991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访问教授,兼任《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1993年至1994年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传播系访问教授。1971年,她在德国展开实地调查,发现人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流动的频率,这些因素导致她开始寻求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她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沉默的螺旋”源于1973年发表的《累积、和音与公开效果》一文,1980年她写成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参与大众意见表达的人们会判断自己属于意见的少数派还是多数派。认为自己属于多数派的人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这种意见成为优势意见,“声音”越来越大;反之,认为自己属于少数派的人倾向于保持沉默,这就使得这种意见的声音在大众中越来越小。整个过程像一个上大下小的螺旋。
麦奎尔指出,沉默的螺旋关心四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社会关系、个人观点的表达、个人对自己周围的“舆论气候”之感知。该理论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个人意见依赖于其对别人的意见的理解。诺依曼自己也指出了她的理论的四个下属假设:(1)具有异常想法的人会面临被社会孤立的威胁;(2)个人总是有被孤立的恐惧感;(3)因为害怕被孤立,个人总是力图估计民意的气候;(4)这种估计的结果会影响个人在公众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在决定公开表达还是隐藏自己的观点的时候。第四条将前三条假设全部串联了起来。她在1991年的文章中指出:“(个人)对民意气候的评估,取决于两个信源:个人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做的直接观察;通过大众媒体的‘眼睛’而做的间接观察。如果某种观点主导了大众媒体,就有可能导致对该观点的过高估计。”因此不难想象,在“沉默的螺旋”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要研究一种意见呈现出的螺旋现象,必须研究当时大众传播媒介上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在诺依曼领导的机构以德国的核能源问题为背景所作的舆论调查中,她用不同的方法对该理论做了检验。数据显示,从1965年到1985年之间,媒体对核能源问题的关注度和主流报道基调发生了变化。随着负面基调逐渐加强,核能源的支持者遭到嘲笑,深陷孤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支持了她的理论。正因为此,可以说诺依曼是大众传播“强效果论”的支持者。
进一步地,诺依曼将舆论视为“社会的皮肤”,偏重于舆论创造社会整合的观念。在文章中,她回溯了洛克、休谟、罗素等思想家关于意见气候、公共意见的观点,指出这些经典思想家也都从社会控制的角度谈论舆论,甚至“所有政府都依赖于大众意见”。她用这些观点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大众舆论之所以能被用来控制社会就是源于人对被孤立的恐惧,因此大众舆论能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发挥影响。
陈力丹指出,“沉默的螺旋”得以形成的另一前提在于争议性议题中必须具有道德的成分,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合理与否,而在于道德与否。舆论中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的名义体现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换句话说,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
诺依曼还提出累积、和音和公开的效果三个概念,并指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这三者交织的结果,研究媒介效果的学者不能忽视这三个因素的存在。“累积”把大众媒介的效果视为一种长期效果,这是多种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制造的效果,媒体信息在跨媒体渠道和一段时间内重复。“和音”是指,不同媒介的报道有一种相同的趋势,长时间呈现同质性很强的内容时,会取得最明显的效果。这种和音是由记者们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媒介报道的内容的相似性造成的。这个特性可以减弱公众选择性感知的作用,加强媒体的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导作用。“公开的效果”是指意见气候中的强势观点对个人产生压力,媒介中的意见领袖的观点产生效果,这是媒介效果的主要来源。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诺依曼对传播学有两个方面的贡献。第一,她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是晚期强效果理论的一个重要模式。诺依曼看到了舆论作为社会压力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特点。虽然她强调大众媒介的强效果,但是并不忽视人际传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诺依曼通过科学的调查方法把“舆论”这一模糊的概念操作化。由于可量化,“沉默的螺旋”在各国的经验调查中不断被证实、质疑或修正。麦奎尔总结道,目前对该理论已有多项验证,或已被用来解释民意研究中的某些状况,但由于不同地区的人群心理从众程度不尽相同,实际情况与理论相符合的程度也不同,这就触及了诺依曼理论的假设。关于诺依曼谈到的从众的主要原因“孤立恐惧”,多位学者对应提出“复数的不知”(又译“多元无知”),法国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对应提出“响亮的少数”,萨尔蒙(Charles Salmon)和克林(F.Gerald Kline)对应“从众”提出“投射”(projection,指个人意念、欲望的外化;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事物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即为“投射”)等。莫斯科维奇还提议,我们应该减少对沉默的多数的关心,而增加对“高调的少数”的注意,因为后者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有创意和有创造精神的角色。此外,“和音”这个论点一经提出就受到质疑。萨尔蒙认为,媒介一律地“和音”,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化。传媒接受者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个体,人们在使用媒介时有着很大的不同。和音因国度、文化和政治的特征,具体的新闻事实,媒体的政治立场,各国的传播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媒体的全部报道都具有和音的趋势,和音的概念还需要严密的验证和在各种情况下的详尽分析。
诺依曼对传播学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她是创新舆论调查方法的先锋。陈力丹总结道,诺依曼在长达四十多年的舆论调查经历中改进了很多调查方法。在调查意见气候、选举意向、害怕孤立的心态时,她创造性地运用了多重方法,使用了有代表性的实地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s)、小样本多次调查(panel studies)、对记者的访谈、内容分析等方法。她的研究工作采用整体论方法,涉及内容分析、听众问卷调查、对传播者和传播行为进行研究。诺依曼创建的阿伦斯巴赫舆论调查机构至今仍是德国最负盛名的民意调查机构之一。另外,诺依曼在美因茨大学近二十年的教学研究经历为德国传播学培养了大量人才,她的研究在客观上丰富了德国传播学的版图,将美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引入了德国。
扩展阅读
原著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urbulences in the Climate of Opinion: Method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Theor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7,41(2): 143—158.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A Re-evaluat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9,43(2): 143—156.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Effect of Media on Media Effects Research,”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3,33(3):157—165.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oncept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in James A. Ander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4,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1.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A Shift from the Right to the Left as An Indicator of Value Change: A Battle for the Climate of Opi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1998,10(4):317—334.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陈力丹:《“沉默螺旋”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辨析》,《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Christopher Simpson, “Elisabeth Noelle-Neumann's ‘Spiral of Silence’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6,46(3):149—171.
H.M. Kepplinger, “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A Reply to Simps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7,47(4):102—117.
Dietram A. Scheufle, et.al.,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Conceptual Review and Empirical Outloo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0,12(1):3—28.
(解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