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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

学术生平

欧文•戈夫曼1922年6月11日出生于加拿大艾伯塔乌克兰后裔的家庭中。在温尼伯中学毕业以后，戈夫曼在马尼托巴大学主修化学，后迁至渥太华，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公司工作。在渥太华，戈夫曼与社会学家丹尼斯•王的结识使他回到马尼托巴大学后转修社会学。其后戈夫曼离开马尼托巴大学，在多伦多大学主修社会学。1945年，他获得多伦多大学学士学位，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在四年后成为该校社会学博士。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戈夫曼学习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受到米德、布鲁默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在读博士期间，戈夫曼在设得兰群岛待了一年时间，为他的学位论文《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收集材料，并在1959年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成为戈夫曼的学术代表作，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至今仍被不断印刷发行。1952年，布鲁默再次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之位失之交臂后，离开芝加哥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为布鲁默的忠实门徒，戈夫曼追随布鲁默离开了芝加哥。1958年，戈夫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教授，1962年成为社会学教授。此后，他又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讲座教授，1981年成为美国社会学学会第73任主席。戈夫曼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发展了符号互动论，提出了戏剧理论、框架理论等。这些丰硕的理论成果，促成了芝加哥学派的第二次兴盛。1997年，在由455位国际社会学协会成员投票选出的20世纪 100本最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中，戈夫曼的著作有四本入选。戈夫曼被视为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在米德、布鲁默的影响下，戈夫曼对符号互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在人际传播领域的理论贡献极具创新性。特纳认为戈夫曼“可以被看做本世纪后60年里首要的社会学家”。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从理论贡献上来说，戈夫曼将结构的概念引入了符号互动论，提出了“框架”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发展为框架理论，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直接受益于框架的概念。所谓框架，指的是一种情境定义，由社会事件的组织原则以及个体在其中的主观投入决定。互动在框架中进行，就意味着互动不是自由无限的，而是受到某种制约。戈夫曼的“框架”概念不等于社会结构，它和托马斯的“情境”概念相关。托马斯认为，在人们作出自觉的行为之前，总有一个审视和考虑的阶段，这就是情境。情境是由人的主观性决定的，个体行为并非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情境是人在作出反应之前的一个主观过程。戈夫曼进一步发展了情境的概念——框架的一部分由主观情境决定，另一部分则受客观经验影响，因此框架不完全是主观性的，也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戈夫曼认为框架可以将个人对事件的经验组织起来，框架也是个体之间的互动得以可能的中介。框架意味着传播过程中具体的环境，人们通过框架进行交往。同时，框架的概念对传播研究具有直接影响。戈夫曼将框架定义为“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的具体事实”。框架因此成为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现今对新闻内容的比较分析研究和对新闻知识生产的研究，都离不开戈夫曼的“框架”概念。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同样对议程设置理论有很大影响，而议程设置过程中的框架研究一直是传播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在议程设置研究中，框架分析理论被用来关注媒介议题如何影响了受众接收、处理并判断信息的过程。所以，仅通过“框架”这一概念，戈夫曼就为传播学的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戈夫曼从“框架”论述到“角色”，继而发展出“戏剧理论”。在框架中，人们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的概念，在米德、帕克、布鲁默研究个体与社会时都有过讨论，到了戈夫曼，关于角色的论述最终发展为“戏剧理论”。角色是社会化的产物，在这个基础上，戈夫曼指出了角色的传播学意义，即角色是传播的产物，通过角色，人们能够进行信息传播和交流。个体的传播依靠角色来完成，角色的载体则更为复杂，传播不止依靠语言符号等完成，人的行为举止也成为表达的一部分。角色是框架的外化，人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始终基于框架进行选择，自我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得到实现，而非被角色遮掩。角色被框架所决定，框架所传达出的角色印象应当与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致。这也说明了在传播过程中，框架限定了传播内容。另一方面，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并不会始终符合社会的期待。当角色认知与社会期待出现矛盾时，角色扮演就可能失控。因此，完美的传播与交流不可能始终存在，人际交往更像是一场戏剧。

戏剧分析是戈夫曼对角色理论的总结与发展，也是戈夫曼对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解答。通过结合框架和角色，戈夫曼论述了“前台”和“后台”的表演。框架在戈夫曼的理论中就是剧场舞台，日常社会交往构成人们经验的社会整体。社会互动是舞台上的表演，为了扮演好舞台需要的角色，人的行动有前台与后台的差异，人际交往在不同的舞台上进行。人们总是倾向于塑造一个他人可以接受的印象。前、后台的区分使戈夫曼的理论阐释更为清晰。戈夫曼认为，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时使用的标准类型的表达装备，角色是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与举止外表，场景就是表演的情境。人们希望角色与场景达成一致，以实现完美的表演。后台与前台相反，人们在后台的形象往往与在前台的角色相矛盾，因此后台也是观众不被允许进入的区域。在前台，人们被期望保持社会面孔，前台的交流往往体现社会的规则。客观的制度性因素明显影响了人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戈夫曼明确指出人的前台表演中存在着虚假与欺骗。在后台，人们不再进行理想化的表演，框架要求的规则和制度在后台表现得不明显，因此人在后台的行为更为真实。然而，戈夫曼又指出，人之所以有复杂的行为并塑造相应的印象，是因为前、后台也可能向人们传达交叉错位的信息。前、后台之间也可能没有明显的界限。另外，在前台区域表演的人们往往会构成一个整体，戈夫曼称之为剧班。剧班中的每个成员为使表演生效就必须遵循剧班的规则，因此剧班和观众之间不可能形成真正充分的交流。人们表演“自我”的过程也就是人际传播的过程，“自我”背负着带着以符号制作的“假面具”的嫌疑。尽管这一点在理论上被许多人批判，但戈夫曼对人际传播的剖析无疑是深刻的。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中所阐述的“前台”“后台”直接影响了梅洛维茨的“中台”理论。梅洛维茨阐述了戈夫曼发现但并未展开论述的第三类区域，发展了戈夫曼的理论（参见本书梅洛维茨词条）。梅洛维茨对戈夫曼做出了补充，“戈夫曼和许多其他社会学家倾向于从行为发生地的角度出发思考社会角色，但我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间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电子媒介创造了新的场景”。在新的媒介（电视）穿透并整合了传统上被隔离的场景以后，戈夫曼的前台、后台就有必要被修正和补充了。梅洛维茨认为，电视出现以后，前、后台开始相互渗透，后台具有了前台的性质，前台也开始出现后台的行为特征，原本分别出现在前、后台的角色在新的媒介中出现了角色错乱。于是，梅洛维茨把电子媒介介入后打乱前、后台的情境称为“侧台”，把“侧台”上人们的行为称为“中区行为”。前、后台的区分不再泾渭分明，前、后台的行为也开始交叉。梅洛维茨认为，“新媒介具有的融合现存的信息系统的趋势，导致了‘侧台’或‘中区’行为”。梅洛维茨还进一步区分了新媒介出现以后使区隔愈发深化的情境，他把极端对立的前、后台称为“前前区”和“深后区”。戈夫曼与梅洛维茨的理论深刻影响了人际传播。

在讨论了表演的框架以后，戈夫曼论述了人们进行表演的策略——印象管理。人们的表演往往受框架所限，受印象管理的影响。印象管理的策略指导人们在前台如何进行表演。有学者将戈夫曼的表演行为概括为四种：理想化表演，掩饰部分真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差异；误解表演，使别人产生错觉并形成虚假印象；神秘化表演，与他人保持距离，进行角色隔离；补救表演，因意外导致互动不协调而采取的补救措施。通过对表演类型的分析，戈夫曼认为交流是否成功取决于表演的技巧，而表演的内容则退居其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戈夫曼打破了以往芝加哥学派认为互动最终能实现完美交流的观点，表演框架变得至关重要，它是传播的平台，也成为交流的障碍。

戈夫曼在印象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对精神病院内部工作的观察与分析，研究了偏常行为，推进了标签理论。被贴上标签的人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会处于不利地位。戈夫曼同意米德的观点，认为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自我是对他人反应的反射。在对精神病院的研究中，戈夫曼发现病人和职员是两类被贴了标签的不同人群。前者被认为有缺陷、没有能力，必须被迫完成医生的要求。后者则相对于病人具有权威，负责照看、监视病人。来自整个医院的控制与监视使得病人得不到正常的回应，因此，戈夫曼认为，精神病院的本质是制造出了许多被设定为需要治疗的症状。除了具有偏常行为的人，戈夫曼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有三类人会因污名问题而被贴上标签：生理有显著缺陷的人、品质有缺陷的人以及来自不受欢迎的群体的人。标签使这些人被迫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进行其他方式的表演。或是不与他人交往，避开对自己不利的场合，免受伤害；或是掩饰缺陷，使自身的缺陷成为次要问题；或是根据具体情况应付交往中出现的不利局面。

戈夫曼在理论上的建树离不开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强调质化的调查方法是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戈夫曼的研究则遵循了芝加哥社会学的传统，采取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在精神病院，戈夫曼花了一年时间隐藏身份，近距离融入并观察医院内的环境。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戈夫曼也在设得兰岛上待了一年时间。这一方法确实使其研究成果更为细致。戈夫曼将自然语境下的传播活动作为分析对象，侧重在特定社区内考察，揭示其中隐含的模式。民族志方法来自文化人类学，对于传播研究者来说，这一研究方法不仅是获取资料的途径，也是观察和理解传播活动的视野。对于传播学来说，相较于定量统计，民族志研究方法可以为研究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尽管没有测量和问卷调查，但戈夫曼的研究与分析被认为“比许多具有大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戈夫曼继承并发展了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理论，即符号互动论。以传播为社会行为的基础，戈夫曼进一步分析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制度在传播中的影响，理想主义的芝加哥学派风格中被加入了科学理性的精神，同时经验材料使理论阐述更为翔实。戈夫曼以结构分析符号互动，更清楚地阐释了传播如何建构社会。戈夫曼直接影响了更多的学者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人际传播中的互动行为，从结构功能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框架中走出来，回归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对符号互动论作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贡献。

戈夫曼对“框架”以及“情境”概念的强调对传播研究有重要影响，也是对华生的刺激—反应心理学理论作出的回应。戈夫曼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人类行为不能被理解为对环境刺激的简单的反射反应，是对米德社会行为主义理论的延伸。同时，戈夫曼对“框架”的阐释超越了托马斯，涉及托马斯没有分析的情境形成的机制与结构等问题。戈夫曼引入框架进行考量，分析社会机制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更强调了社会语境的作用。框架这一概念对大众传播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框架也是制约传播过程的“中介”。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可以在“框架”这一概念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媒介的社会影响。另外，文化研究强调受众解码时使用参照性框架，而受众的立场又是文化研究最为关心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戈夫曼的理论为文化研究作出了贡献。戏剧理论的提出建立了“前台—后台”的二元框架，以此框架研究媒介与受众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戈夫曼直接对梅洛维茨的“中台”理论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后者是对戈夫曼的理论在新媒介环境中的补充。梅洛维茨将戈夫曼的理论应用于信息时代的媒介环境，使戈夫曼及芝加哥学派在新媒介环境中焕发了新的活力，使符号互动论在现代传播领域中再次展现其理论活力。

在研究方法上，戈夫曼跟随布鲁默，坚持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质化研究方法，采取民族志的方法，深入体验并观察总结，进而得出深刻的理论。这一方法展现了质化研究方法在传播研究领域所具有的潜力。

扩展阅读

原著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59.参见中译本〔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Doubleday，1961.

Erving Goffman,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1.

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Erving Goffman，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Erving Goffman, Strategic Interac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9.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London: Harper and Row,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