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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1912—1979）

学术生平

伯纳德•贝雷尔森1912年生于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1941年师从韦尔普斯，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其导师韦尔普斯是1939年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传统的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12人成员之一，是当时美国研究印刷传播及阅读行为的顶尖学者。贝雷尔森早期从事的也是对书籍读者的研究，但其博士学位论文论述了传播对舆论的影响，逐渐成为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鼓吹者。1941年他前往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外广播情报部（FBIS）分析德国舆论，在那里由于与拉斯韦尔共事而学会了内容分析法。1944年他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并在那里负责帮助拉扎斯菲尔德分析伊里研究的数据，并成为《人民的选择》一书的合作者。1946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任图书馆学院院长，1951年起担任美国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主任。此间，1951—1952年，他担任美国舆论研究协会主席。1957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学再次担任图书馆学院院长。1960—1961年，贝雷尔森接替拉扎斯菲尔德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主任。1962年起，他开始担任美国人口委员会传播研究项目主任，并于1968年起成为该委员会主席直到1974年退休。对他的一生，学者普利在2006年的一篇传播思想史论文中评价道：“贝雷尔森，图书馆情报学专业的学生，继而成为拉扎斯菲尔德的同事，再转而成为福特基金会社会科学领域的呼风唤雨之人，在社会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迷人而遭忽视的人物。”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与拉扎斯菲尔德合著的《人民的选择》（1944/1948）、《选举：总统大选中的舆论形成研究》（1954）、《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1952）。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贝雷尔森是美国传播学效果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政治传播学的代表人物。相比于本书中的其他美国学者，他对传播理论与方法的贡献比较有限，主要集中在二级传播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内容分析法等三个领域。

与拉扎斯菲尔德一样，贝雷尔森是二级传播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与拉扎斯菲尔德在1940年的伊里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在大众传播情境下人际传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请参见本书的拉扎斯菲尔德词条。

在1949年对报纸投递工人罢工的研究中，贝雷尔森发现读者对报纸有强烈的依赖性，当他们因报纸投递员罢工而无法获取当天的报纸时，常常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被迫寻找其他新闻来源。许多人读报是为了了解天下大事，但也有人认为读报可以用来逃避现实、放松自己、娱乐休闲和增强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们阅读的内容也不尽相同，有的在报纸上寻找谈资，有的则希望获得时尚、美食、天气预报等方面的有用信息，作为其日常生活的指导。这一研究与赫尔佐格的美国家庭妇女收听日间广播肥皂剧的研究（1941）一样被看做是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初始研究，它极大地启发了像卡茨这样的后辈学者的研究。有意思的是，为了回应贝雷尔森所提出的传播研究正在枯萎的论断，卡茨建议传播研究不要把眼光放在“传媒对人们做了什么”上，而应当讨论“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所以他用贝雷尔森的“What ‘Missing the Newspaper’ Means”一文来说明，我们可以通过将研究的焦点从传播者转移到受众上来，从而化解传播学面临的危机（参见本书卡茨词条）。

贝雷尔森之所以擅长内容分析与他的图书馆学学科背景有关。大家普遍认为内容分析法的出现受到图书馆藏书主题分类方式的启发。在1952年的《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一书中，贝雷尔森提出了关于内容分析方法的最权威的定义：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显在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的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个定义，内容分析成为一种独立的定量研究方法，并体现了与话语分析诸种方法如修辞学、语义学等的不同：前者强调定量和客观，主张分析字面的内容；而后者则强调理解，并不排斥分析符号背后的含义。贝雷尔森还在该书中讨论了抽样、编码和统计等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步骤。自这本书问世开始，传播的内容分析方法开始逐渐成熟，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测量手段之一。贝雷尔森与拉斯韦尔一道，被看做是内容分析法的开创者。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贝雷尔森可能是美国传播学建制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是他能够跻身传播学重要思想家行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在以下五个方面对美国传播学的建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一是对传播学学科点的创建。1942年至1945年，韦尔普斯和贝雷尔森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教学点。该教学点设在一个由社会学和图书馆学合作建立的名为跨学科委员会（interdisciplinary committee）的机构之下，向学生授予传播学博士学位，但由于缺乏学科建制上的保障和合法性，很快夭折。

其二是对传播研究与传播学科发展的扶植。由于在福特基金会长期担任行为科学部的负责人，贝雷尔森为传播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源。1951年，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等学者都被时任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主任的贝雷尔森邀请担任福特基金会的顾问，就在当年基金会立项资助了费斯汀格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项目；1952年他出资87.5万美元在麻省理工学院设立了一个国际传播的研究项目；1953年又出资40万美元帮助斯坦福大学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其中的7.5万美元用来聘请传播学教授施拉姆，该校的传播学系也因此于1956年成立。

其三是对传播学科布局的贡献。贝雷尔森是第一个提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这一说法的学者，在1954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召集的一次公共传播研究会议上，身为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主任的他作为牵头人认为以下四条路径是传播学未来发展最重要的路径：（1）拉斯韦尔政治学取向的宣传研究传统；（2）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学取向的经验性实地调查研究传统；（3）以勒温、费斯汀格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取向的群体动力学传统；（4）霍夫兰的实验心理学传统。另有两条路径，即伊尼斯的历史研究传统和哈钦斯委员会的研究传统也被提及，但贝雷尔森指出后两种研究路径不是行为科学的研究路数，因此不能算是科学的传播学研究。通过这种划分，贝雷尔森为搭建传播学实证研究范式的内部结构奠定了基础。在1959年的论文中，贝雷尔森又将路径扩展为10种，施拉姆的“新闻学”路径、香农和韦弗的数学视角、贝特森等人的精神分析视角等也在其中。后来，施拉姆又通过更为明确的表述方式将四大奠基人的说法变成了美国传播学史中的常识（参见本书施拉姆词条）。

其四是撰写了具有开创性的传播学教材。1950年，贝雷尔森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詹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合编了传播学领域较早的一部代表性教材《公共舆论与传播读本》。该教材选择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史学、人类学、图书馆学等学科领域中有代表性的传播研究文献，来体现“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主要兴趣和思维方式”。入选的作者包括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库利、米德和帕克，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洛文塔尔，视野非常开阔，但影响不如同时代施拉姆所编写的系列传播教材。

其五是对传播学科面临的危机的反思。贝雷尔森是第一个在传播学建制中看到传播学发展面临的危机的学者。早在1959年，他就在《传播研究现状》一文中提出传播研究正在枯萎，因为传播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正在离开这个领域，而他们得出的几乎不可推翻的定论——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有限——似乎昭示了大众传播研究前途黯淡。这篇文章在传播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施拉姆、大卫•里斯曼和鲍尔均对贝雷尔森的文章进行了回应。包括卡茨在内的新一代传播学者，也正是在回应贝雷尔森的这一论调时才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议程设置等新理论。不管这场争论的胜利者是谁，该争论本身就对传播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不断提醒传播学应当在学科反思的基础上向前发展。

扩展阅读

原著

Bernard Berelson, “What ‘Missing the Newspaper’ Means，” Paul F. Lazarsfeld and Frank N. Stanton（eds.），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48—49，New York：Harper，1949.

Bernard Berelson，“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9, 23（1）．

Bernard Berelson,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52.

Paul F.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 Hazel Gaudet,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