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水人然生态：21世纪世界城市竞争的制高点
第1章 大国战略：世界城市托举世纪大国
任一城市，不管外观何样，如能让居住者感到舒适惬意，游览者心扉一动，都会通过口碑或者其他途径成名于世界。环观这些城市，若蒲踞于陆地平原，伴有一水或数溪穿织其中，总让人感到街陌有灵；若伫立于雪域高原，接有一条或数眼通天河泉，则让人感到悠远神奇；若飞来于沙漠绿洲，则让人感到天赐传说。
事实上，不管是溯根于春秋战国还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名城，还是成形于数百年来工业革命诱发的生产和消费中心，抑或是发端于地理区位差异形成的雄浑城墙或迁延海港，都有一个相同的人文环境要素：一个诱人且可持续的水生态体系。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释义
为了让我们将上述关于城市的揽胜直感上升为城市建设的必要元素的探索，几个跨学科的概念是有用且可激励思维的。
（一）“自然”与“人然”
自然指独立于人的群类活动的环境类实体及其动态过程的总和。当人类的群体活动以超大规模的工程参与到自然过程中的时候，原始条件下的自然过程就内置了人类活动因素。这时，其不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微量，而是一个可内生的变量。例如，超大城市中的给排水管网不再是动植物生态水的自循环过程，而是在生态水意义上质变为超大城市人群集聚区以生产生活用水为主导的水循环过程。
基于此理解，我们把与自然相对的、某个给定时刻的人的群体活动内置的规律及其过程总和称为人然。其属于人类但又客观存在，同时居于个体和自然之上。之所以称为人然，是因为其更为重要的一个特质：相对于自然而言，在那些人类高密度集聚、超大规模活动的高频干扰下，自然过程开始变得脆弱，人然过程居于主导时，后者常常对自然过程造成伤害。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失去了大大小小数千条河流和小溪，就是人然过程在给定范围内影响力变得显著，并在某些区域起决定作用的结果。这些过程在工业革命以前或者在当今的原始森林中是不可想象的。
抽象出人然概念后，可以方便地对人类活动条件下水生态过程的“人然—自然”的复合性特征进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这种复合过程单独分离出来，进行归一化的单元对象剖析。这无疑会对城市区水循环过程存在问题的全面理解有所帮助。在“人然—自然”水循环视野下，原来的自然水生态过程加入了新的变量，其收敛均衡与动态失衡的理解也会大不相同。
诚然，生态的概念已经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过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浓墨重彩地界定自然和人然概念呢?因为生态概念更多的是指生物的生存状态，人类活动仅作为干扰因子加以关注，其中人工导向下大规模活动造成的对自然状态的反作用，尤其是副作用没有被充分关注到，甚至被忽略。例如，在今日超大城市（群）建设中，决策过于工程化地理解和处理供水过程了（虽然并非工程师们的失误，更非那些有工程哲学直感的大师们的错）。当超大城市的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不敷消费时，超长距离且超大规模的调水工程被启动。这时候，调水工程排在了首位，将导致都会区自然水循环过程的主导作用被迅速取代，自然水网循环被抑制。当出现臭水管网时，污水处理、瓶装水和净化水又延伸而上，可以说，由此刺激产生新的GDP的同时，城市人口单位用水，尤其是单位洁净水的消费成本很可能也在提高。两者作用后的结果是：总收益水平下降了，得不偿失！
（二）水生态概念
当然，生态概念有其不可替代的观察视角。“生态”（eco-）这一词根由希腊文“oikos”衍生而来，是住所、家庭和栖息地的意思，之后发展形成生态学（Ecology）、生态系统（Ecosystem）等概念。生态学的产生最早是从研究生物个体开始的，由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E.Hackel）于1866年首先提出，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我国学者马世俊于1979年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指生物与环境共同形成的统一综合体。当前，“生态”一词有多种含义，一般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常用来形容很多美好的东西，如健康、和谐等。本书中将“生态”限定为前者，只不过，在多学科视野下，生态概念将“人然”和“自然”互动的内容一致化了。
水生态指环境中水体（及水分子）对生物的影响及生物对水体影响的过程总和。水是生命之源，是构成一切生物的必要条件。水的质和量决定性地影响着生物分布、种群组成、物种数量和生活方式等。同时，生物的产生也使水的状态、分布和运动发生变化，在生物集聚的区域水循环受生物的影响尤其明显。从人类环境的角度出发，水生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水是人类生活和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自古以来人类择水而居，依水建城。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不同，与水的依赖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度也不同。基于人类活动与环境中水分子的密切程度，可将水生态分为水自然生态和水人然生态。在水自然生态中，人类作用程度小，除人以外的生物与水分子运动规律本身主导着水生态；随着人的参与程度的增加（人口集聚、技术进步等），水的自然生态的主导地位接近或者已经被人类取代，或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根本性影响，水人然作用变为生态过程的主导力量，此时形成水人然生态。
（三）水生态文明及其内涵
一般而言，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涵盖整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指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下取得的精神和物质成果。
水是人类生存、生活、生产的重要根基，人类文明大多起源于大河流域。把握文化与自然的关系是了解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恢复性、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必由之路。依此，水生态文明包括人水和谐、水资源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下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文明伦理形态的内容，而水文化涵盖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中集成的天然水、利用水、保护水、治理水、鉴赏水等物质和精神的范畴。
本著作中的水生态文明，被界定为人类保护水资源生态系统、人水和谐发展的文化伦理行为，而非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状况。水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科学、人文等方面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财产。
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概念的延伸，水资源、水环境、水文化是水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水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其本质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持续发展。
第一，水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根本宗旨是天地人关系和谐。天地人关系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方方面面关系的和谐。生态文明遵循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自然观，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理念。而水生态文明倡导“人水和谐”的水生态观，崇尚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致力于解决因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而出现的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土流失和水污染等水生态问题，以期达到人水和谐，使有限的水资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无限的支撑。水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本质目标是一致的，即构建和谐生态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第二，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血脉。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是社会历史、自然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是人们在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人、水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水之间的关系，建设有序的水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水生态文明和水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总体布局的高度，把生态环境质量纳入基本公共产品范畴，这从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针上明确了生态环境的显性价值，将更有利于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第三，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因素。水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2011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水上升为生态文明之魂，水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进器和生态文明程度的标杆。水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个系统性、集成性的工程，总括水资源综合利用，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先进科学技术，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水文化的积淀与弘扬等，涉及水利规划、水资源管理、工程建设管理、水土保持、政策法规标准和科技创新等方方面面。
第四，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价值取向，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水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基本载体，节约水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建设生态文明，首先是水生态文明，通过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在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情况下，才能强化水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资源基础作用。建设水生态文明，需要构建现代水网系统，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发挥水资源、水环境对生态文明的生物载体作用，才能合理利用水资源与保护水生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核心支持。
（四）外部性概念
在经济学上，外部性是指在给定技术和完全市场条件下，经济人不通过价格体系对其他经济人福利水平造成的影响过程或后果。但是，外部性概念的内在张力是如此强大，它可以包含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甚至是自然科学中。就像人然概念一样，外部性是一个多学科概念，需要我们稍作介绍。
在“昔孟母，择邻处”的故事中，孟子的妈妈两次搬迁，是因为隔壁的邻居不能为孟子读书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对学习十分有效但异于父母教化的环境。当搬迁到第三个人家的隔壁时，庭院早晨的朗朗读书声为孟子的早起提供了一种比母亲呼喊孩童起床还要有效的激励；庭院中晚读的烛光也为孟子挑灯夜战传递了无言的暗示。显然，这种行为间的互利是违反新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的。隔壁邻居在激励孟子读书的同时，并没有付出任何成本，甚至都没有觉察到这种激励的后果。换句话说，当孟子因读书的努力程度提高一个边际部分时，邻居的边际成本是零，但孟子的边际收益却已经大于零了。
跳出经济学的价格体系阈限，从行为学和制度学上来理解，这种行为上的良性互动（良性激励）和制度上的机制设计需要外部性这个能溢出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外部性，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是指一种既可自然存在，也可顶层设计的有正价值或负价值的资源，其影响人们行为的程度或导致的结果，既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也可能是暴风骤雨般的。在讨论城市水生态过程时，人然水生态和自然水生态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其后果的激励作用是不可想象的；反之亦然。
二、世界城市说
（一）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是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它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一般来说，衡量一个城市发展影响力的指标大多都由该类城市来形成，反过来，这些指标的影响力也具有覆盖全球的能力。在世界城市格局中，这些城市就是核心城市，其发展模式和态势成为城市发展的关注中心，其发展方向也是其他城市仿效的榜样以及城市发展的主导。一般的逻辑是，先进产业塑造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托举世纪大国。
世界城市概念的提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许多专家学者对世界城市的内涵、特征、功能、分类、形成等进行了大量研究。1966年，彼得·霍尔（Peter Hall）将世界城市定性为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都市，是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城市。1986年，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他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的指挥与控制中心，并主要从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国际化组织及国家中心、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制造业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等七个方面论述了世界城市的基本特征。萨丝奇雅·沙森（Saskia Sassen）更加关注世界城市发达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她通过考察位居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三大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将全球城市定义为拥有发达的金融与商业服务中心的城市，同时有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地的控制点；二是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两者已经替代制造生产部门而成为主导经济部门；三是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四是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于1989年提出了信息化城市（information city）的概念，他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空间的地域性日益转化为流动性，即产生了“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而世界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控制着全球信息的进出及流动。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于世界城市概念与内涵的解释都突出了这样一点：其在现实中充当了一个资本集聚地的角色，并且具备组织、控制生产的分配及流通的功能。世界城市是全球城市网络的主要节点、全球战略性资源的通道和产业的控制中心、全球跨国公司和银行总部的集聚中心，以及全球价值流、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的集散中心等。
上述观点分别有它们的支持论据和合理性。我们也看到，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城市的概念也在变化。从早年强调生产性产业，到后来强调服务业，现如今更为强调的是信息和智慧经济的发展。但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了世界城市内涵及定义其边界的方法论思考，这是一份更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总结下来，世界城市至少应具备六个方面的支撑条件：一是有一定的经济规模，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二是经济高度服务化，世界高端企业总部集聚，即总部经济发达；三是区域经济合作紧密；四是国际交通便利；五是科技教育发达；六是生活居住条件优越。因此，世界城市应是跨国企业总部基地、国际金融中心、全球产业中心、全球信息中枢、交通运输枢纽和宜居地。
（二）流行观点中的世界城市
流行观点中的世界城市，是多视觉、多层面的时空演变立体综合体。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城市群网络结构在全球、国家及区域层面形成了等级体系，而顶层系统，即最高层次网络则是由世界城市联系构成的。对于大都会城市网络而言，世界城市是一个个联系其他城市和区域的活动枢纽和节点，具有原生的发展力。依据与其他城市或区域的关联程度，可以将世界城市划分为一级核心世界城市、次级核心世界城市与边缘世界城市。从时间尺度上来看，城市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进程有长有短，有些世界城市从工业化开始，积淀了上百年才形成，一般称为传统世界城市；而另外一些城市依靠地理位置、技术进步或者资本投入等方面的优势，在百年以内就从小区域城市成长为世界城市，一般称为新兴世界城市。北京大学学者陆军在基于城市个体与城际关联的考虑下，筛选了全球权威报告中的数据，构建出世界城市综合指标体系，并对全球39个著名城市进行了测算后的排序（见表1-1）。
表1-1 世界城市综合指标体系比较排序
资料来源：陆军.世界城市判别指标体系及北京的努力方向[J].城市发展研究，2011，4.
参照该研究成果与城市成长历史，可以看出：典型的传统世界城市有纽约、东京、伦敦等，代表性的新兴世界城市有香港、新加坡、迪拜等。然而，在上述定义中，世界城市的度量指标在强调经济发展一维方向的权重的同时，将环境一维方向的内容分解为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两个内涵。用此体系讨论北京水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时，还需要细化和延伸。
三、大国崛起的经国方略
（一）世界城市辅佐21世纪首强之国建设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世界城市的“全球经济系统中枢及世界城市网络系统重要节点”这一重要功能日趋凸显，直接影响及控制着全球战略性资源、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通道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再分配，并在全球事务的话语权、定价权和主动权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由此，世界城市建设成为各个国家发展战略的制高点。
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建设世界城市有助于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从低附加值、低效率、低辐射的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高效率、高辐射的生产环节转型，具有推进国家产业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来看，继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全球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如“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及“薄荷四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墨西哥）等，正加速向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国转型，建设世界城市将有助于推动这一转型过程。从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城市是世界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的象征与引领者，建设世界城市有利于国家向全球文化中心迈进。同时，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契机，国家能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吸引、凝聚更多的经济、科技、文化、人才等资源，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层次。
纵观世界发展史，美、英、日皆因世界城市的兴起而崛起。伦敦一直是支撑英国经济的核心，在组织带动国内各地区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还是全球第二大金融中心和欧洲科技文化中心，直接率领英国参与全球的经济竞争。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及最大的商港，大纽约有1988多万人口，坐落在世界最大的都会区——大纽约都会区的心脏地带，这里是国际级的经济、金融、交通、艺术及传媒中心，更被视为都市文明的代表。由于联合国总部设于该市，因此又被世人誉为“世界之都”。美国在经济上称霸世界得益于纽约的贡献，可以说，没有纽约就没有美国的经济霸权。东京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全球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世界上拥有财富500强公司总部最多的地区。作为日本首都，它是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各类物资和资讯的最大集散地和文化教育基地。这三大传统世界城市利用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推动和扩大本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科技、信息等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保持增长态势，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升至世界第二位，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提高。在2008年年底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中国仍然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态势，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提高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为了顺应中国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局面，实现从世界政治经济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转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拓展转型、从全球生产和贸易大国向投资和金融大国的拓展转型，以及从强壮“硬实力”向强壮“软实力”的拓展转型，目前迫切需要面向世界提升城市发展的国际化水平，提高国内大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北京作为世界大国和未来世界强国的首都，应借鉴传统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努力向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迈进。
（二）国际案例的借鉴与启示
纵观屹立于世的优秀城市，如果具有世界性地位，一般可用下述两个关联的逻辑关系来陈述其生成的过程和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先进产业群催生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托举世纪大国。
以伦敦和纽约为例，虽然成为世界城市的时间不同，但先进产业群催生世界城市的路径却是类似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伦敦和纽约分别在蒸汽和电力技术方面取得产业级的突破，并且在关联产业链的上下道工艺顺序环节上两两整合，取得了具有广域市场辐射能力的核心竞争力。若干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形成互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出现板块整合式的内生升级换代动力。
随着两个城市的制造产业链条不断向世界范围的顶端迈进和升级，与产业链延长相配合的商品市场，尤其是大宗商品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商业银行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到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城市集聚效应的扩大，当土地类要素市场交易和权益类证券市场交易变得有利可图，且逐渐成为长期开发融资的主导时，早期的证券资本市场形态出现了。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以往必须依靠家传土地和财富才能形成第一笔建设资本金的现象，现在则有可能通过信用和融资的方式，使资源的横向整合成为可能。跨行业和跨地区的企业出现了，全国性和跨国性的公司也在不断涌出。就这样，两个城市在产业链成长的同时，也通过市场的延伸使经济资源的整合更加有效，使城市集聚区总部动员资源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不断提高。
产业和市场的升级使城市某个或某群产业的总部集聚区演变为核心区，出现了可观察的都会区，而附存在周围的金融中介，带动了法律、会计、咨询和投融资等高端商务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加剧、要素市场的创新升级，使各类新兴市场不断涌出，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其世界城市的地位（见图1-1）。
图1-1 伦敦和纽约产业推动市场并形成核心集聚区
伦敦和纽约两个世界城市的成长路径并非个案。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和20世纪下半叶的东京也经过了类似的演化逻辑，但稍有不同。当伦敦依托工业革命，于19世纪快速向超大都会城市过渡的时候，处在海峡对岸的巴黎并没有在人类初次工业化的道路上与伦敦拉开多大距离。当伦敦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形成的时候，海峡对岸的法国没有袖手旁观，巴黎也呈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产业成长出现集群效应，只是比伦敦晚了二十多年。当伦敦走到世界的前列，收获自己先发优势效应的时候，巴黎却以伦敦的工业化示范为模板，加大海外扩张（与这一时期工业化国家的对外扩张类似，更多的时候是不光彩的掠夺性和殖民性扩张）来进行生产。此时，法国政府的调度力在不断强化的同时，巴黎都会区的发展也得到了公共部门调度资源的支持。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东京，虽然较伦敦、巴黎晚了一个时代，但在发展政策和管理方面，沿袭了巴黎公共部门重头参与的模式，而在产业成长、厂商集聚、市场拓展方面，高度耦合了伦敦—纽约的路径。20世纪初，挟明治维新的产业发展成果，日本在对外贸易中学习了西方殖民主义丑陋的一面，并且在侵华战争中将其发展到极端残忍的地步。日本在海外战争中获胜的同时，东京的都会化过程得到军国主义的支持。1940年后期的失败，给日本带来的长达70年的综合性损失，但京阪神地区因韩战因素而衔接，并延续了20世纪40年代以前产业发展的逻辑。当海外经济快速发展超出东京原有商务区的承载力的时候，日本政府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新宿和拉德芳斯规划了新的商务区，并通过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和优惠政策，引导发展海外产业链配套的、市场总部经济所需的中介功能区。随之而来的跨国机构和相关产业的规模集聚，最终成就了其世界城市的发展定位（见图1-2）。
图1-2 巴黎和东京建成世界城市的路径
进入21世纪之后的第二个十年，新常态经济在全球范围出现。结构大调整、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凸显，在世界经济重心呈现东移之际，世界城市的东移先走了一步。更大的全球性候选城市出现在亚洲大陆板块的主要部分——中国的版图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到2014年年底，中国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一；按照汇率平价计算，已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提高。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仍然保持经济稳定发展的态势，成功应对了金融危机的伤害。中国超大城市进入了建设世界城市的历史最佳机遇期。
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展望
北京是我国经济高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驱动城市之一，在我国高新产业和先进产业的成长中，一直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一批老品牌相继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了存在的能力，不一而足的有王麻子剪刀、牡丹彩电、白兰洗衣机、白菊冰箱、212吉普、135照相机、双菱手表、天坛衬衫等，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产业的喷涌，包括联想、方正、用友、搜狐、新浪、网易、爱国者、百度、当当网等，就连阿里巴巴也都是在北京完成其核心业务发展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电子商务技术为表，以第三方市场平台为里的新型互联网经济在北京出现，为北京向世界城市的迈进又增添了新的力量。
都会城市区域板块的形成有自己的运动规律。以十年为一个划分单元，京津唐城市群在过去三个单元时间（三个十年间）里，借助环渤海经济产业链，实现了跨行政辖区及跨国境延伸，创意、研发、设计、市场、会计、金融等第三方市场向都会核心区（原城八区）集聚，尤其密布于北京核心都会城市区（海淀、朝阳、东城、西城、宣武、崇文）；轻制造、日用制造、物流采购、加盟后台以及基础数据处理等产业，向专业园区和近郊区（主要是通州、顺义、昌平、密云、门头沟和大兴等）转移；加工制造、装备制造、压延锻铸等行业，向远郊区甚至向行政分区外部转移。北京在产业链延伸、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整体城市的空间板块出现分工，结构功能出现转型。一方面，北京向自己周边的产业跨行政区拓展，使得自己形成后车间经济成分；另一方面，北京携周边都会城市一道，与世界大区间的经济紧密地联结起来。比如，以现代汽车和三星电子为产业生长点，北京和韩国经济联结的紧密程度，甚至超过了和自己周边250公里半径内某些偏远经济协调区的联系。此外，北京空港的吞吐量，将会很快超过欧洲大区空港中心之一的伦敦希斯罗空港，成为世界最大的空中干线港口。北京在空间布局上，彰显了由传统制造类工业城市和消费城市向国际大都会城市转型的强劲趋势。
在世界范围内，虽然不乏相像者，但北京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由传统工商城市向现代化都会城市转型的空间演化过程，与洛杉矶都会城市群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转型过程最为相似。当洛杉矶原有的商业港口贸易区与周边15个卫星城市连成一体的时候，商业区、港口区、好莱坞文化区和创意研发区域出现了分化。这和京津冀下的“大北京”十分相似，周边城市逐渐连成一体，但是人口规模却比当年洛杉矶都会城市群要大得多。
洛杉矶的空间格局分化，涵盖了商业CBD和金融CBD的分化，以及传统工商区和文化创意区的分化。当洛杉矶的港口、贸易、旅游、酒店、酒店管理等传统工商企业出现集聚时，城市的空间结构出现功能上的变革，城市的传统商业CBD和金融CBD以及后台数据支撑区（backstaff area, BSR），在物理板块上形成分离。与此同时，文化创意类新区也逐渐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远郊区扎下了根，围绕着创意、表演、演员培训、外景置换以及后来衍生的摄影棚旅游、主题餐馆、金像奖等节日会展经济，形成了影视新区——世界商业电影之都好莱坞（见图1-3）。
北京早年由“东城—海淀”的电影和演艺实体，到宋庄“798”园区的出现，也有与洛杉矶类似的产业冲动和板块分化的动力学机制。但北京空间格局分化，与20世纪80年代的洛杉矶空间格局分化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北京城区的功能板块在2000年以后快速变化，与泛渤海地区及两三角地区形成一个为世界而生产的大空间，催生出了两个市场（连接产业链上游企业集群的原料中间品市场，以及连接厂商和消费者的零售品市场），且这两个市场同时出现，比重大体相同。
其次，与洛杉矶地区以贸易产业链下游轻制造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不同，“北京分化”不仅实现了商业CBD和金融CBD分化、传统工商区和文化创意区分化，更重要的是，在为世界生产的过程中坐拥了一个巨大的中间品原材料市场——第三方交易市场。不仅如此，大宗商品市场与权益类要素市场同时在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近距离形成，完成了“市场的市场分化”，这种市场群是20世纪洛杉矶都会城市群崛起时所不具备或者无可比拟的。这就是独特的“北京分化”。
图1-3 洛杉矶都会城市功能区域板块示意
洛杉矶是一个年轻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以前观看洛杉矶及整个加州地区，其经济地理与中东部传统经济存在巨大的“分隔带”，沙漠和大片荒凉地带形成的这种阻隔，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美国经济版图上的一块“飞地”。而北京则不然，它与周边的环渤海地区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区域融合经济圈，其经济地理深深地扎根在了中华经济以千年为纪元的历史和现实当中（见图1-4）。[1]
过去三十年间，北京由工商企业集聚和传统商业CBD城市功能板块迅速向现代化都会城市过渡。虽然北京都会核心区及周边地区城市群的构造与洛杉矶及周边地区城市群最为相似，但是北京都会区城市功能还有另外一维的分异——大宗商品市场群与权益类要素市场群近距离集聚而出现功能板块的分化，这种市场分化归因于北京及周边地区的车间制造经济，其是在21世纪为世界生产而形成。这一超“洛杉矶分化”的“北京分化”，使得北京城市功能板块相对于世界要素市场城市群更为复杂：北京在传统商业CBD和金融CBD之外，又出现了大宗商品市场群与权益类市场群集聚的新功能板块；传统CBD——王府井和前门核心区向东和向西拓展，向东扩展为朝阳区连接大宗商品市场、诱发金融功能和现代商业CBD的中台管理区，向西拓展形成西城区金融CBD。同时依赖于北京强大的高校、科研、信息网络等优势，培育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园区CBD及CBD后台服务功能。传统CBD、金融CBD和CBD中后台服务共聚核心区的现象，是北京区别于其他世界都会城市功能的主要特征（见图1-5）。
图1-4 北京都会城市功能区域板块示意
北京城市功能区诱因于产业链自身升级换代，其要素市场的发展超越了洛杉矶的城市功能，这种现象既与早年纽约产业链发展的动力学机制相像，又与洛杉矶都会区的功能板块分化模式相像，使得北京城市功能分化在空间观察上出现了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功能板块。
在主功能的观察上，北京的朝阳区和西城区在具备传统国家管理中心和驻外使馆中心两个功能之外，又在传统商业集聚区之上累积了金融集聚功能；北京的海淀区在城市功能上除了高等教育和研发之外，又累积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等创意和高新技术产业孵化的功能；北京的昌平、顺义、大兴、丰台、房山等近远郊区迅速以产业园区和中后台管理区集群，向核心都会区转化；北京的密云、平谷等远郊区也向旅游、休闲、文化创意和艺术及表演等关联产业功能转化，成为北京核心都会区的休闲“后花园”。目前，北京的城市功能已经从核心区辐射到近远郊区，并与产业链的成长逻辑合理地衔接起来了。
图1-5 北京核心都会区空间功能集聚示意
依据北京都会城市功能分化的趋势，下述空间布局有引领世界都会区集聚的潜力：①北京周边产业链延伸将总部经济高端向北京方向收敛；②第三方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将会向核心都会区集聚；③权益类要素市场的业态形式在第三方市场之下（如场外交易），将会与周边的卫星城和产业集聚核心区相结合；④大宗商品要素市场的定点仓库和场外交易市场将与中间品物流调运实点相结合；⑤互联网+市场中介平台，将成为连接第三方市场和实点市场、场外市场和中介实体，进而连接周边产业的桥梁和纽带。
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说，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最佳历史机遇期正在到来。
本章结语
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一个融政治决策、战略管控、文化价值与经济协调能力为一体的世界顶尖大都市。
世界城市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枢和城市网络的重要节点，影响并控制着全球资源、产业和通道，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制高点。美国、英国、日本皆因其世界城市的兴起而崛起，新加坡、以色列、阿联酋等国的高速发展，其新兴世界城市也功不可没。建设世界城市，有助于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从低端向高端转型，向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核心国家转型，向全球文化中心迈进。以此为契机，国家还能吸引、凝聚更多的经济、科技、文化、人才等资源，提高国家的国际化水平和城市建设层次。
先进产业群必将催生世界城市。产业和市场的升级，使附存在周围的金融中介，将带动法律、会计、咨询和投融资等高端商务的发展。同时，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竞争等外部环境转变，以及要素市场创新升级后催生出各类新兴市场，核心城市被推动和强化着向世界城市转型，世界城市将托举世纪大国。
国外案例启示：北京空间布局的演化，具有引领世界都会区集聚的潜力；产业和市场的升级，刺激城市某个或某群产业的总部集聚区发展成为核心区，出现可观察的都会区现象；北京大都会功能板块的空间分异和协同，彰显着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历史最佳机遇期的来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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