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苏 轼
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和思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后因贬官黄州，筑室东坡，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陆游称眉山为“千载诗书城”，是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他又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祖父苏序是位诗人，“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父亲苏洵，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有明显的影响。母亲程氏亲授以书，据《宋史·苏轼传》记载：“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范滂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杀，苏轼愿以范滂为榜样。他很崇敬当时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关心国家的治乱。苏辙在写给他的诗中曾说：“念昔各年少，松筠閟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后来又说：“（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东坡先生墓志铭》）
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中第二名，接着在复试中获第一名。最后，在仁宗殿试时，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这正是欧阳修决心打击“时文”改变文风的那次考试。欧阳修很赞赏苏轼，说：“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又说：“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表明了他对当时文风的看法：
他既反对“浮巧轻媚”，又反对“磔裂诡异”。苏轼实践了欧阳修的文学主张，其创作的成就又超越前人，成为宋人风格最突出的代表。
同年，母亲病逝，苏轼回故乡守孝。嘉祐四年，他同父亲、弟弟乘舟沿岷江、长江东下，转陆路，再赴汴京。苏轼汇编他们父子途中所写诗歌为《南行集》。嘉祐六年，经欧阳修等推荐，苏轼参加了制科的直言极谏科考试。试前，他上《进策》《进论》各二十五篇。秘阁考试时，作了《王者不制夷狄论》《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仁宗殿试时，他又有《御试制科策》一篇。这些文章代表了苏轼的政治主张。他认为当时国家的形势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东坡应诏集》卷一《策略第一》）。他反对因循苟且和“鲁莽”从事，主张“补偏救弊”以“治气养生”“宣故纳新”，他提出一整套的改革措施。所以朱熹认为苏轼、王安石“二公之学皆不正”，“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也就是说，苏轼是一个未能施展其政治抱负的王安石。考试后，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英宗未继位时，就听说苏轼的文名，欲召入翰林，知制诰，准备很快提拔他。但后来接纳韩琦的建议，改为逐步培养他，经过考试，得直史馆。次年，父亲苏洵卒，苏轼回乡居丧。这一时期他出入仕途，很想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他的政论文，上下纵横，充满革新政治的精神；他的诗歌才情奔放，意境恣逸。
神宗熙宁二年，苏轼还朝，正是王安石执政的时期。他一再上书神宗，反对变法，强调改革吏治。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之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他反对骤变，主张渐变，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由于和王安石的矛盾，他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起，他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这一时期，他除了继续写作议论文外，还写了很多出色的记叙文。诗歌创作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很有些名篇佳作，并开始了词的创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所述文与可的绘画理论，实际也是苏轼的艺术理论，将“传神论”说得很透辟。正是这时，发生了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元丰二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前此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刚到湖州任所不久的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但这次文字狱纯属政治迫害。如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
这首诗本是赞美王复劲节不屈的，副相王珪却对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种说法太缺乏常识，所以当有人问到苏轼时，苏轼说：“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甚至神宗也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这个案件经过五个月结案，贬苏轼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此后他在黄州谪居五年。这次沉重的打击，使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有明显的变化。苏辙在为他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
哲宗元丰八年，神宗死，哲宗立。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开始废除新法。苏轼复朝奉郎、知登州，召入京，相继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祐三年（1088），权知礼部贡举。但是苏轼并不完全同意司马光的意见，苏轼担心“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偷，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至堕坏，深虑数十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主张新法“不可尽废”“参用所长”。这又与当政者意见不合，苏轼再次请调外任。自哲宗元祐四年起，先后任杭州、颍州、扬州知州。后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元祐八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又外出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又以“讥斥先朝”“诽谤先帝”，贬官惠州，三年后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徽宗继位，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南迁岭南是他创作的又一个变化时期，《苕溪渔隐丛话》说：“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他在黄州时期就推崇陶渊明，南迁后作和陶诗共一百多首，标志着他诗风的转变。晚年所著《答谢民师书》，代表了苏轼的散文主张。
宋徽宗时，蔡京专权，立党人碑，诏毁苏轼文集。南宋高宗时，赠资政殿学士。宋孝宗时追谥文忠，所以他的文集称《苏文忠公文集》。
苏轼在政治上几经挫折，而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这和他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由苏轼和苏洵、苏辙合力完成的《苏氏易传》，是了解苏轼世界观的钥匙。宋元人解《易》成风，或者以象数之学解《易》，或者以义理之学解《易》。《苏氏易传》偏重于义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盖大体近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他的解《易》和他的论政相结合。他解乾卦的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时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也就是说天之健靠不停地运动变化。他还认为：“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不胜事矣。”“治生安，安生乐，乐生偷，而衰乱之萌起矣。”所以他主张居安思危，政治上应当革新。他承认事物存在着矛盾，“阴阳相缊而生万物”，并认为“刚柔相推而变化生”。苏轼应制科试时作的二十五篇《进论》中的前三篇《中庸论》正是他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他认为“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但他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说：“小人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谓乡愿也。”他正是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既反对王安石变法，又反对守旧派全面否定变法，在他遭受政治上打击的时候，仍坚持在可能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保持自己的操守。他的思想主体是儒家思想，又吸收释老思想中他认为与儒家相通的部分。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期，而先得其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苏辙说他“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东坡先生墓志铭》）。他谪居黄州以后佛老思想日益浓重，保持着达观的处世态度，这与其儒家思想仍是相辅相成。
苏轼的文学主张和欧阳修相近。苏轼主张有意而言，他说：“有意而言，意尽而止，天下之至言也。”“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所谓诚然者。”（《策论·总叙》）他所谓“意”，即思想，指天下事的事理。他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方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他还要求文以致用，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引用苏洵赞凫绎的话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苏轼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同样主张文与道俱，但他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他评论吴道子的画时，曾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两句话也可用以概括他的文学理论。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说：
强调文学的灵感与兴会，如《江行唱和集序》：“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邪！”苏轼评自己的创作，所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东坡题跋》卷一《自评文》）。
第二节 苏轼的诗文
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数量最多，有二千七百多首。苏辙说：“公（苏轼）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东坡先生墓志铭》）朱自清说：“子瞻诗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子美（杜甫）之后，一人而已。”（《宋五家诗钞》）苏轼诗歌题材多样，但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是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早期如《和子由渑池怀旧》：
这首诗是苏轼于嘉祐六年赴凤翔府签判任时所作。他与弟弟苏辙在郑州分手，苏辙过渑池时写了《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便和此诗。诗从追怀往日出川应试过渑池的情景，抒发了对人生的感慨。当时，他刚刚登上政治舞台不久，一方面迈往进取，一方面隐然感受到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诗的意境恣逸，已露东坡本色。“乌台诗案”，苏轼因文字入狱，出狱之后精神并没有委顿下来，他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中说：“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刚出狱，又自矜诗笔如神，豪气不减。他还说：“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则表露虽祸福不测，自己也不会邀宠阿世。苏轼仍然思索着人生的奥秘，《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又如他在任杭州通判时夜宿金山寺时所写的《游金山寺》，写诗人登眺徘徊，既写江景，又写望乡，最后以归田作结。纪昀评曰：“首尾严谨，笔笔矫健，笔短而波澜甚阔。”
苏轼描写自然景物的诗把寻常景物写得精警动人，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等。《有美堂暴雨》作于熙宁六年：
有美堂在吴山上。这首诗通篇都是写暴雨，气势雄浑，又自比谪仙，豪犷奔放。他的写景诗极富理趣。如《题西林壁》：
这首诗是苏轼在元丰七年写的，当时他由黄州团练副使改任汝州团练副使。从湖北黄冈到河南临汝赴任的途中，来到九江，和朋友同游庐山西林寺时写的题壁诗。这期间他曾多次游庐山，有了从不同方位、不同高度、不同距离看庐山的体验。他从横里看，所见的是山坡、山道，而从侧面看、远处看、近处看、高处看、低处看，都看到各自不同的景观。细想起来不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只是由于身在此山中，只能得到某些局部的景观。苏轼从观山提出了一个有深刻哲理意味的问题。这首诗的哲理性思索，既流露出诗人对庐山看不完的美景的留恋，又以山做比喻，思索人生世事的道理。既有新意，又发人深省，使人读后余味无穷。
苏轼一生始终没有忘记他政治上的信念，在他“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的思想指导下，他的笔始终都触及着现实的矛盾，表现了他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切。反映赋税繁重的如《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五禽言》：“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又如《吴中田妇叹》：
诗人还反映了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农民战胜大雨带来的灾难夺得收成后，却因免役法的实行而承受更大灾难。官吏们唯钱是求，谷贱不能抵税，农民甚至被迫卖牛拆屋。联系当时“农民出钱难于出力，若遇凶年，则卖庄田、牛具、桑柘，以钱纳官。提举常平仓司惟务多敛役钱，广积宽剩”（《宋史食货志》）和“谷贱已自伤农，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宋会要·食货十三》）等史实来看，这首诗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因为苏轼和王安石之间政治观点的分歧而否定它。恰恰是不同政治派别的矛盾促使他进一步揭露社会矛盾。苏轼还借用历史题材，揭露现实政治，如《郿坞》《骊山绝句》等。哲宗绍圣二年，贬居惠州。他虽屡因文字得罪，自己也想“焚砚弃笔”，但他还是关心国事，写了《荔支叹》。这首诗前十六句揭露汉唐官僚争献荔枝，使人民“颠坑仆谷相枕藉”，造成“惊尘溅血流千载”的惨状。但更可贵的却是诗人敢于直接联系本朝权要“争新买宠”的事实，表现了敢于抗争的精神。
苏轼诗歌也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如《岁晚三首》反映了家乡农村“馈岁”“别岁”“守岁”的习俗。又如《和子由踏青》：
据赵抃《成都古今记》记载：“三月三日，太守出北门，宴学射山。盖张伯子以是日上升，即此地也。男觋女巫会于此，写符篆以鬻人，云：‘宜田蚕，辟灾疫。’佩者戴者信以为然。”苏辙《踏青诗叙》说：“眉之东门十数里，有山曰蟆颐。山上有亭榭松竹，山下临大江。每正月人日，士女相与游嬉饮酒于其上，谓之踏青也。”这首诗比苏辙的《踏青》诗更生动地记载了当时人民的风习。《秧马歌》记录了当时的插秧机。又如《於潜女》写劳动妇女质朴的感情，《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写与海南人民相处的情况，都很感人。
苏轼无事不可入诗，正如当时人评论说：“世间故实小说，有可入诗者，有不可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其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朱弁《风月堂诗话》）散文化、议论化也是苏轼诗歌的特点，但他却能恰当地触处生春，无不如意。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苏轼的散文与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文章精义》说：“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这种说法也有助于认识这几位大家的艺术特点。明代宋濂在《文原》中甚至说：“（古文）自秦以下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苏轼）。”他的散文自由之至，自然之至，而又极富变化。无论是论说文、记叙文、杂文、散文赋，均多佳作。
他的论说文，特别是政论文，都有明确的写作目的，从“有益于当世”（《策略》第一）出发，直接发表政见。苏轼参加“制科”考试时，写了《进策》二十五篇，其中《教战守策》主要阐明应居安思危，教民习武以备战守。文章劈头就提出问题：
针对北宋苟安的现状，这是非常切中时弊的。接着先举历史事实进行论述，其次又以人之养身作例：
把浅显易晓的人情物理运用于议论中，化深奥为平易，使人很容易接受他的论点。苏轼的《留侯论》是一篇翻出新意的文章。传统说法多认为张良遇圯上老人得兵书而成就大事。苏轼认为圯上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能有所忍，然后可以成大事，其意不在授书于张良。接着又论述刘邦之所以胜，项籍之所以败者，就在刘邦能忍，而项籍不能忍。文章核心论点是：“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文字若断若续，变幻不羁。结语叙张良“魁梧奇伟”，“而状象乃如妇人女子”，更是出人意料，又与忍字相关。
苏轼的记叙文不及韩愈、欧阳修，然而也不乏成功之作。如《方山子传》记叙陈季常的事迹，文章跌宕有奇气。文章先总叙其生平和称为方山子的缘由，接着才叙及他谪居黄州时，与方山子相遇的情况，然后写方山子少时志气和家世的富盛。结语又引出“光黄间多异人”，“不可得而见”，结似未结。全篇文字逆顺不定，意态横生。《喜雨亭记》是嘉祐七年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时所作。大旱遇雨，官舍傍亭子正好建成，所以起名“喜雨亭”。文章先点出“亭以雨名，志喜也”，然后再叙述得雨的欢乐，并夹以论议，最后称颂雨的功绩。构思新颖，文笔轻松。《石钟山记》，则以探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组织成文。文章最终通过实地考察才得出解释和结论，说明了解事物需要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能单凭主观臆断。文章结合探察过程描绘了石钟山的景色，很有特色。
苏轼的书札等杂文信手拈来，极富神趣。如《答李端叔书》谈谪居后心境，亲切自然：
又如《传神记》记僧惟真画曾鲁公像，眉后加三纹而使形象逼真，说明细节点睛的重要性。《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记叙了二人相交的情谊，又透辟地阐述了绘画理论，前文已有论及。该文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四字，记贬谪中的心情和承天寺的夜景，都使读者步入一种诗的意境。
前后《赤壁赋》都写于元丰五年。黄州赤壁并不是赤壁之战的赤壁。黄州赤壁却以苏轼的《赤壁赋》而知名。苏轼在欧阳修影响下用写散文方法作赋，文字奇妙，可以看作散文诗。前篇写于秋天，是秋景，后篇写于冬天，是冬景；前篇设为问答，是实写，后篇写景叙事，是虚写。《前赤壁赋》开始先写时间、地点、人物，然后写客有吹洞箫者，其声悲凉，自然转到主客问答，联系到历史的变化，昔日曹孟德的气势已消灭无余，而长江无穷。凭吊江山，感人生如寄，流连风月，喜造物无私，于是旷然了悟。文中的主客问答，实际体现了作者内心的矛盾。
第三节 苏轼的词
苏轼的词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扩大词境，改变词风，开创了词创作的新阶段。南宋胡寅《题酒边词》说：“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苏轼开始写词约在熙宁五年，至贬官黄州后遂入化境。
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写的还是一些游赏山水的短调小令。如过七里滩所写的一首〔行香子〕：
明显可以看到欧阳修对他的影响。他的长调首见于熙宁七年移知密州时所写的一首〔沁园春〕：
这首词的小序说：“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写他回忆当年弟兄二人初到汴京时，名震京师，满怀抱负，不可一世的气概以及开始经历仕途坎坷后的感慨。次年正月，写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首悼亡词。苏轼十九岁时与王弗结婚，英宗治平二年王弗病卒于京师。这首词上阕写自己对王弗的思念，生死之隔，千里之遥，有无限凄凉语无处说，纵使相逢，由于自己“尘满面，鬓如霜”，也应不能相识了。下阕记梦中还乡，王弗还像昔日那样正在小轩窗前梳妆，二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结尾设想王弗在黄泉下对自己的怀念，“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全用白描手法，语言自然，感情深切。这年冬天，苏轼与同官梅户曹在祭常山后，会猎于铁沟。苏轼写了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抒发自己报国杀敌的志向。这是苏轼词作中最早的一首豪放词。这时，他写了《与鲜于子骏书》，说：
由这封书信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词风是以柳永风味为代表。苏轼与友人的其他书信和谈话中，也曾多次提到柳永，有称赞的话，也颇有不满之处，也曾以自己的作品与柳词作比较。柳永对苏轼的影响是不能不提及的。但是，苏轼是柳永风味所不能规范住的，他有意要开创一个新境界。“自是一家”，使“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就是他颇为自赏的新风格。
次年，苏轼在密州怀念分别五年的苏辙，写下〔水调歌头〕：
这首词是苏轼的名篇，也是中秋词中的名篇。上片写对月饮酒，主要抒发了词人对人生的感慨。经受政治上的挫折，面对朝廷的党争，他苦苦思索出世、入世方面的矛盾，以及人生、宇宙道理的探求。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无法付诸实施；他有哲学思辨的习惯，不能停止对理论问题的追寻；他有诗人的敏感，不能抑制自己丰富的情感。作品起句不凡，作者满腹疑问却无处倾诉，乘着酒兴，对月抒怀。把酒的“把”，是拿着的意思。他手里端着酒杯，向明月发问。问“明月几时有”，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明月从多么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今天晚上，月宫里不知是何年，不是问今天是什么日子，而是不知是什么样的日子，不知是什么美好的日子。李白也有过类似的诗句，李白的《把酒问月》诗，起句也是“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古今人都曾共此明月，明月曾经窥见古今人心底的奥秘，所以问“明月几时有”，正是从人生有限与无限的思考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在《前赤壁赋》中就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我欲乘风归去”，我要到月宫去看一看。把自己作为天上来的人，所以说“归去”。但是“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恐怕天上太凄冷了，不愿到天上去。“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月下起舞与影儿相伴，“弄”字又写出诗人的“狂”态。还是人间胜过凄冷的月宫。这里又表露出来作者没有停止对人生的追求。对上片词的解释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包含有问当今朝廷中的情况不知怎样的意味。“我欲乘风归去”是说我要回到朝廷中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是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末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说，既然天上回不去，还不如在人间好。“人间”指做地方官而言，只要奋发有为，做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出力。这样想通了，他仰望明月，不禁婆娑起舞，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情绪。由于中国诗歌有讲“寄托”的传统，这种说法也不应简单否定。
词的下片抒发对月怀人的感情。“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仍然指的是明月。月光转过了红色的楼阁，渐渐西斜了，低低地穿过了雕花的窗户，照到不能入睡的人。“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月亮不应有怨恨，为什么偏偏老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圆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转为自我安慰的语气，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自古皆然，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这些事情自古皆然，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了。希望彼此珍重，“人长久”就是健康幸福的意思。“婵娟”指月亮，虽不能团聚，远隔千里，却可以共赏中秋的明月。
从“把酒问青天”，到“欲乘风归去”，再到“起舞弄清影”，真是空灵蕴藉，不知身在人间。进而写月照无眠之人，抒发对弟弟的怀念和对人世的感慨。但又自排解，作旷达语，更觉情深。当然，这也的确是他的处世思想，他以旷达的态度对待逆境，坚定自己生活的信心。这些劝慰的话，概括了深刻的人生哲学，成为人们普遍传诵的名句。据说，曾经由著名歌者袁绹歌唱这首词，苏轼起舞。这首词传达了苏轼的心声，他的思想境界很广阔，他的感情已经化入无限的宇宙中去了。
元丰五年，苏轼在黄州写下题为《赤壁怀古》的〔念奴娇〕，是他豪放词中最突出的代表：
这首〔念奴娇〕和《赤壁赋》写于同一时期，互相参照，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当时的苏轼，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作品。上片着重写景。开头二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面对长江抒发感慨。“哀人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喟叹人生的短暂，长江的无穷尽。长江曾经亲眼看到无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变化，但这些事件和人物都已成过去，“而今安在哉”。以“大”形容江，以“东”说明滚滚的江水，使人从壮阔的江景，永不停息的江水，联想到岁月的演变，无数人物就像被波浪所淘汰一样，已经无影无踪了。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留给后人的遗迹，他们的功业，仍在人间。这正是“怀古”的点题。“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三句直接由古今的感受，归到三国周郎赤壁。旧的堡垒的西边，人们传说是三国时周郎作战的赤壁。所以题目是《赤壁怀古》。下面直接描摹赤壁的风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只用三句话便给我们呈现出一副雄浑壮美的画面。“乱石穿空”四个字写江岸的险峭，“惊涛拍岸”写水势的汹涌，水石相击，“卷起千堆雪”，真是声势澎湃，使人心魄为之震动。面对赤壁的水势，使人不禁想起那激烈的战争场面。“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面对祖国大好河山，同时想起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出现过的悲壮剧情，多少英雄的事迹在这里上演。苏轼满怀的激情昂扬奔放地飞腾起来。下片着重抒情，“赤壁之战”是群英会，战争各方都是英雄人物。曹操是英雄，苏轼在《赤壁赋》中说：“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诸葛亮是英雄，苏轼在《隆中》诗中说：“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周瑜、曹操、诸葛亮，都是一时豪杰。赤壁之战，周瑜是主帅，他集中笔墨写周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当年”即正当年，正是周瑜有所作为的好时候。周瑜二十四岁，被孙策授予建威中郎将，率兵二千人。赤壁之战时，三十四岁，任前部大都督，率精兵三万，与曹操数十万军队对抗，得以施展他的才能。周瑜婚姻很美满，娶乔公第二女——小乔，是著名的美女。以美人配英雄，周瑜又正是得志得意的巅峰时期。“雄姿英发”，《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周瑜强壮有姿貌，又有作为，所以是少年英俊，奋发有为，气概不可一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羽扇纶巾”容易使人想到诸葛亮，其实这是当时的“名士”派头，以文士面貌出现却指挥杀敌，更是惹人羡慕。这里仍是写周瑜。“谈笑间”写出他的从容不迫，结果一把火烧得曹兵大败，“樯橹灰飞烟灭”。作者想象周瑜的业绩和精神面貌，实际是自比，感叹自己年龄徒长，已经四十七岁了，而无所作为。“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神游故地，感慨满腹，牢骚太盛，自作多情，未免好笑，正是由于多情，头发早早便花白了。望着东流的江水，感叹时不待人，想着古今人事的变化，更感到自己不能成就事业，所以发出人生短暂的叹息，“人生如梦”。“酹”，是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奠。“一樽还酹江月”是对月敬酒。《赤壁赋》中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自己尽量排解自己的精神，投身到大自然去。这与曹操《短歌行》同样苍凉悲壮，把诗人不平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
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苏轼词的主要特色。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苏词是抒写了多样的生活内容和感受的，凡诗文所能写的内容，都可以入词。如南宋刘辰翁所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的词风也是多样的，正如启功《论词绝句》中所说：“无数新声传妙绪，不徒铁板大江东。”元丰元年，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所写的五首〔浣溪沙〕，第一次把农事写入词里，如其三“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捋青捣
软肌肠，问言豆叶几时黄”，则反映了民间的疾苦。又如其四、其五：
这些词展示了普普通通的农村生活画面，读来清新可爱。
苏轼对传统爱情词的创作，亦多佳制。苏轼的咏物词，如〔水龙吟〕，虽咏杨花而意在言情：
上阕前四句写杨花形态，后六句写望杨花人的情绪。下阕情景交融，复用议论，神意更远。“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历来为人称道。全词幽怨缠绵，清丽舒徐。又如〔蝶恋花〕：
这首词上阕伤春光的流逝，“枝上柳绵”二句是佳句，传说苏轼之妾朝云唱到这里泪满衣襟。而下阕，行人多情，佳人无情，寄托失意沦落之感，极有理趣。王士禛《花草蒙拾》说：“‘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东坡公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苏词突破原来词的规范，在用调上引进不少慷慨豪放的曲调，如〔沁园春〕〔永遇乐〕〔水调歌头〕〔念奴娇〕〔贺新郎〕等，在词律上也有创新。他的词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直接影响到后世曲的创作。如〔哨遍〕：“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简直和散曲风味相同。
第四节 苏洵和苏辙
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也是著名的散文家，合称“三苏”。苏洵（1009—1066），字明允。青年时期曾游览蜀中山川，他的《忆山送人》说：“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因应举失败辍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门读书为文辞”（欧阳修《故灞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但是，他参加科试屡遭黜落，遂绝意于功名。“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嘉祐三年，欧阳修把他的《权书》《衡论》《机策》等二十二篇文章献给朝廷，士大夫争相传诵。嘉祐六年任命他为灞州文安县主簿，留京编纂礼书，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不久，便病殁于京。著有《嘉祐集》。
他的成就主要在政论文，他以汉代贾谊自比，说：“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上韩枢密书》）《权书》十篇，前五篇阐述战争的策略，后五篇则是评论具体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六国论》，主旨在说明战国时六国破灭的原因是“弊在赂秦”，但实际上是对当时北宋纳币赂契丹、西夏表示不满，借古伤今，淋漓沉痛。《管仲论》批评管仲不能举贤自代，尽管他曾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但仍造成齐国祸乱，所以说，“仲可谓不知本者矣”。他的结论是：“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苏洵这些论述完全是适应他论政的需要，为说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服务，并不是很好的史论文章，但从文学角度来看，仍是很有特点的。正如茅坤所说：“苏轼父子往往按事后成败立说，而非其至，然其文特雄，近《战国策》。”
苏洵的书启也写得好。《上欧阳内翰书》是一篇名作。这封信先写对庆历新政诸君子的爱慕，接着以“自己之知欧公，引出欲欧公之知己”，从而深切地表露了同道相知的情意。用笔婉曲周折，章法严谨。文中评欧阳修文章的一段，可作一篇精妙的文论文章：
信中所表现的文学观点是很有见地的。正如郭绍虞所说：“他从作风品格，衡量文的价值，而不复拖泥带水牵及道的问题。这就是三苏文论突出的地方。”（《中国文学批评史》）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十九岁与苏轼一同中进士。熙宁二年，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后也因与王安石主张抵牾，请求外任。高太后听政时期，召还京师，任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哲宗起用新党后出知汝州，后被贬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再贬循州。徽宗即位后，内移，后归颍昌（今河南许昌），闲居十二年，直至病逝。著有《栾城集》。
苏辙也以政论文见长。他早年写的《进论》《进策》，也颇有可取的识见。他认为：“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所以，他提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他的《六国论》寄寓现实的感慨，剖辩明晰，论理严谨。他的记叙文，常借事明理，文势汪洋。如《黄州快哉亭记》，苏轼命名谪居当地的张梦得所筑亭为“快哉亭”，苏辙便写下这篇记叙文章，先从黄州江流的形势、当地的风光景物和历史遗迹，点出命名快哉亭的缘由，接着引出一段议论：
对张梦得“不以谪为患”（实际也包括苏轼、苏辙在内），能“不以物伤性”，坦然放达的精神，表示赞慕。文章叙议结合，汪洋淡泊。《武昌九曲亭记》情兴心思，俱入佳处，也是一篇好文章。
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文章是作者气质的表现，而“养气”包括内在修养和外在阅历两个方面：
他虽然没有超出孟子养气说的范畴，但更重视客观阅历，较之传统“养气”说，有了新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