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公共物品的第三种供给主体：民间公共组织

沿着公共物品的“多元供给机制”思路，社会组织的重要性逐渐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本书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空间的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三个领域：①行政力量主导的“公权领域”，对应的主要组织形态是政府机构；②市场力量主导的“私权领域”，对应的主要组织形态是市场企业；③社会力量主导的“公共领域”，对应的主要组织形态是民间公共组织。[24]

这三个领域共同构成特定社会经济体系的整体场景，相应的三种重要组织形态也构成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基础。鉴于大量学术资源集中在前两个领域，本书试图另辟蹊径，重点分析“公共领域”。换言之，针对“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问题，本书强调：“民间公共组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正是本书研究的意图所在。

一、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含义

理论问题是观察现实世界的结果。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问题的最初兴趣，就是源自这些物品的供给方式：“有些物品和服务是通过市场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的，而另一些物品与服务则通过政治制度实现需求与供给，前者被称为私人物品，后者则成为公共物品。”[25]无论这种理论概括是否正确，它至少提供了对“公共物品”问题的一种本初认识。换言之，“从一开始公共物品理论就含有组织—制度含义”。

虽然自萨缪尔森提出“公共物品”的界定标准之后，学界将更多目光投向公共物品的“物品属性”方面，但仍然有许多学者坚持对公共物品的“本初”认识。例如，布坎南指出：“我强调物品实际被供给的方式，而不是物品按其描述性特征被分类的方式。”[26]

当然，萨缪尔森的学术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他更加清晰地描述了物品属性的两种极端情形：“纯公共物品”与“纯私人物品”。在“政府—市场”的二维分析框架中，纯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机构，纯私人物品的供给主体是市场企业。

然而，如何处理“纯公共物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的大量中间状态呢？这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根据学术的表述习惯，处于中间状态的这些物品被称为“准公共物品”，它们被细分为“俱乐部物品”和“共有资源”。

针对现实世界中的“准公共物品”供给难题，学界逐渐形成了三种解决思路：①改革行政体制，调整政府行为，使之能够以更高效率来提供公共物品。②对市场企业进行诱导，利用各种利益机制吸引市场企业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③政府机构与市场企业合作，前者负责公共物品的分配和任务安排，后者负责公共物品的生产。

这三种解决思路仍然未能彻底突破“政府—市场”的二维分析框架。本书认为，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中，可能会出现一种场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被剥离出来，市场企业的一部分也脱离追逐利润的行列，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新型的组织形态，即民间公共组织。依靠民间公共组织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问题，可能是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场景的现实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中，在理想化的理论分析场景中，三种组织形态的利益目标和行动策略是不同的：①政府机构的利益目标是纯粹利他的，即“维护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其行动力量来自于“公权力”。②市场企业的行动目标是纯粹利己的，即通过市场交易活动来“追逐利润”。③民间公共组织的行动策略则是“在利他行为中实现利己目标”，即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社会中介服务，来获取维持组织生存和推动组织发展的社会资源。

二、民间公共组织的主要类型和基本问题

在国内外的理论文献中，关于“社会组织”、“NGO”、“第三部门”的学术成果相当丰富；但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本书的分析思路，本书不准备专门进行“文献综述”，而把相关文献与本书相关内容结合起来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在真实世界中，不同社会个体具有不同利益诉求，但单个社会主体很难在社会层面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他们将会通过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行具有共同利益指向的集体行动。进而言之，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代表着不同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实质上构成了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必然造成民间公共组织的多样性。

根据产生原因的差异，本书将民间公共组织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1）生产协作组织。例如，专业技术协会、农村合作社等。主要研究命题包括：组织成员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效率如何？他们的共同利益目标是什么？他们实现共同利益目标的有效途径是什么？如何保证生产协作组织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2）利益诉求共同体。例如，工会、从业人员协会、商会等。主要研究命题包括：为什么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信息交流和利益诉求机制相当重要？现有体制资源为什么无法提供缓解社会利益冲突的有效途径？如何构建合理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如何保证这种利益诉求机制的运行效率？如何实现利益诉求共同体的自我发展？

（3）社会价值观念共同体。例如，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环境保护组织、慈善组织、民间志愿组织等。主要研究命题包括：组织成员的共同价值取向与组织类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组织成员如何实现共同行动目标？这些组织的资金来源和资源使用效率如何？这些组织的运行机制和现实特征如何？如何改善这些组织的现实运行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在综合运用案例分析和演化博弈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始终把握着两项要点：①中国民间公共组织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因此必须重视大量事实资料的调查和梳理，特别是强调这些事实的“中国特征”。②由于公共物品问题的复杂性，针对该命题的理论分析必须注重多学科领域交叉，只有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知识，才能构建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和事实分析的真实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