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三礼
一、礼的本义
在中国古代，礼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规则，也是一种活动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有的外国学者认为礼在中国古代起着宪章的作用，朝代虽然可以变，但是礼的根本精神和基本宗旨并没有发生变化。作为一种实践的传统，礼在中国古代人际秩序中形成了一种既体现群体价值认同，又具有个体规定性的行为模式，被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可。作为一种习俗和习惯，礼不仅具有外在的规范意义，还具有内在的道德约束。按照儒家的经典解释，这种外在的模式和内在的约束性是一致的，即出于心而形于外。
礼学分成四个层面：一是礼义，即礼的德义要求。从文本来说，它是对礼的本义进行阐述，包括礼的来源、原则、内涵等，是从思辨的角度对礼的精神进行形而上的概括。二是礼仪，即那些形而上的概括如何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它是具体的仪式和规则，包括各种祭祀时所使用的吉礼，朝廷宴会、婚庆等场合使用的嘉礼，外交朝聘等活动所使用的宾礼，军队所使用的军礼，国家重大事故或丧葬等场合使用的凶礼等。三是礼制，礼仪是规定人与人之间的行为，礼制规定的是器物的形制和数量，即礼器和礼数。如规定帝王祭天时用多大的鼎，诸侯用多大的鼎；天子的车用几匹马，诸侯的车用几匹马。四是礼度，即讨论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下对礼仪和礼制调整的尺度。如按照正常的规定要守孝多少天，如果不具备条件时，又如何根据礼义来调整。这些层次和逻辑是我们现在总结的，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单独地被列出，而是混在三本重要的典籍《仪礼》《周礼》和《礼记》之中。《仪礼》侧重讲仪式，《周礼》侧重讲礼制，《礼记》更多是讨论礼义和礼度，这三本书构成了中国礼学的基础。
二、《仪礼》
《仪礼》，又称《礼经》或《士礼》。《仪礼》是先秦“六经”之一，它最初直接被称作“礼”，汉代还一度被称为《礼记》，如司马迁说“《书传》《礼记》，自孔氏”[56]，这里说的《礼记》是《仪礼》。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始有《仪礼》之名，但尚未成为通称。郭璞注《尔雅》引《仪礼》文字，也称之为《礼记》。唐人张参《五经文学》引《仪礼》文字，也说是“见《礼经》”，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刻石经，《礼经》改称《仪礼》之名，方才成为通称。
《仪礼》以士阶层为视角，记录了一个人从成人、成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应该参与的主要礼仪，详细描述了各种礼仪活动的程序。该书大致形成于东周，有人认为是孔子编订的。孔子确实将“礼”作为教学的实践环节，如果我们把儒家典籍中所记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礼仪活动与《仪礼》的仪程做一个详细比较，来看看孔子是不是按照《仪礼》的仪式来行礼，就可以印证孔子是否编订《仪礼》了。
上古时期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57]，但到了汉代，《仪礼》只剩了17篇。南宋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这17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3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4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3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7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
现在来看，这些礼仪可分为八种：一是冠礼，讲男子到20岁时举行加冠仪式，意在明成人，要负起成家立业之责。二是婚礼，意在合两姓之好、序夫妇之情，引导士人肩负起家族责任。三是丧礼，即丧葬仪式，意在仁父子，通过举行丧礼序父子之情。四是祭礼，意在严鬼神之序，鬼是先祖，神是天地神灵，包括天上的神灵和自然界的神灵，处理好神人关系。五是乡饮酒礼，多在春秋农闲时节，乡里宗族在一起饮酒，意在睦乡邻、序长幼，让士人掌握宾主交往之礼。六是乡射礼，每年在乡里举行射礼，不仅比试武艺，而且通过射礼能够使大家知道如何进，如何退，养成君子之风，形成君子之争。七是聘享礼，主要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礼节，意在知邦交之礼。八是朝觐礼，意在别上下，每年旦日，诸侯来朝拜君主，让士人学习君臣之礼。《仪礼》的17篇围绕这八种礼仪展开，简略不同，如冠礼仅有一篇，丧礼则多一些。《仪礼》具体详细地记载了这些仪式的程序，但是其中很多规则早已废弃不用了。
这八种礼仪涵盖了上古士人生活的基本层面，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神人关系的建构、家族关系的设计、社会交往秩序的安排，也能够了解上古很多的习俗，通过仪式、器物的差异，可以明白当时的社会等级与行为规范。在丧礼中，还能够看到亲族观念、家庭伦理，在祭礼中可以看到宗教仪式、鬼神崇拜，在朝觐和聘享礼中能够观察到邦国、诸侯之间交往所体现的政治秩序。此外，认真阅读考据，还能了解上古名物制度的规定与使用，明白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色泽、不同形状的玉怎么叫，各种各样毛色的牛、羊的专名，能增加很多文字和训诂的知识。
三、《周礼》
《周礼》，原名《周官》，是在汉景帝时期，由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而来的。其最后一篇《冬官》已亡，只好取性质相似的《考工记》补上。但这本书献给朝廷后，一直被存在秘府之中，无人知晓。汉成帝时的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秘府文献时，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整理。刘歆认为此书出自周公之手，是“周公致太平之迹”[58]，并奏请王莽立为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初，刘歆后学杜子春传《周礼》，并由郑众、贾逵、马融等继承下来。随着郑玄对其注疏，这本书便迅速传开，并被列为“三礼”之首。
《周礼》记载了一套成体系的官僚结构。之所以被称作《周官》，并不是说这是周朝的官制，而是说这本书是以人法天，建立起官僚体制的。古人认为一年有360天，周天是360度，周天之官的取意是与天相配的，而成360个官。诸官以天、地、春、夏、秋、冬为类，分别归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六职管理。其中，冢宰主要管理宫廷，司徒管理民政，宗伯管理宗庙，司马管理军事，司寇管理刑罚，司空管理营造。这些设置初步奠定了此后六部的格局。
《周礼·天官冢宰》开头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治官之属。”冢宰是管理宫廷事务的，其下面设置各种各样的官，如大宰、小宰、宰夫、宫正、宫伯、膳夫、庖人等，分管各种具体事务。各官还设有胥吏和士等下属，其数量固定，职责明确，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职务编制表。
《周礼》保存了大量的上古史料：大到天下九州的分布，小到草木鱼虫的记录；上到天文历象，下到沟洫道路。其不仅涉及邦国的建制，如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礼制、乐制、兵制、刑法，还包括赋税收支、膳食服饰、寝庙祭祀、车马用具等。可以说，举凡先秦名物、典章、制度、风俗，无所不包，是考察周秦制度的基本参照读物。特别是关于用鼎、乐悬、车骑、用玉等所用器物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非常详切，有的记载仅见于此书，这就决定了这本书在文化史、制度史上的极高价值。
这本书成为后来变法的制度渊源。王莽相信《周礼》是周公所作的，他处处学周公，便按照《周礼》改官制，要恢复井田制，统一度量衡，结果把天下弄得大乱。我们且不说这本书是否是刘歆伪作，即使它记载的是上古时期真实的社会制度，到了汉代再按照它的设计来改革，也是不切实际的。王莽变法，以亡国身死为结局，正在于泥古不化地复古。北周宇文泰用《周礼》设立官制、品位，便是参照其分职；唐武则天立周，也把官职改称为春官、夏官，以求复兴周制；王安石变法，也是从其中有所借鉴，可以说《周礼》中带有理想性的设计思路，启发并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诸多制度。此外，《周礼》作为最早最系统的政典，成为后世典制的样板，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皆以《周礼》为蓝本撰制。《周礼·考工记》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记载，也成为东汉以后都城建制的基本格局。
四、《礼记》
《礼记》实际是“仪礼之记”。《仪礼》本为“六经”之一，语言简略，其所记程序又复杂，很多人都读不懂。随着孔子讲授《仪礼》，其弟子和后学就对其进行解释、补充和阐述。解释的文字最初是附在《仪礼》之中的。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就抽出《仪礼》的阐释文字进行选编，戴德所选的85篇叫《大戴礼记》，戴圣编的49篇叫《小戴礼记》。东汉郑玄选《小戴礼记》作注解，其义既明，其流传便广，这就是现在通用的《礼记》。
《礼记》共49篇，郑玄把它分为八类：通论类16篇、制度类5篇、明堂阴阳类2篇、丧服类12篇、子法类2篇、祭祀类4篇、吉事类7篇、乐记类1篇。近代梁启超把它分为五类：
一是通论类，包括《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主要是对礼的精神、儒家学说的旨趣进行阐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庸》和《大学》。《中庸》讲心性，《大学》讲三纲八目，总述儒学的要旨。
二是制度类，主要解释《仪礼》所载礼仪所蕴含的礼义，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
三是记录孔子言行、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的，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4篇，多为儒家传说的小故事。
四是记载古代制度礼节，并加以考辨的，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这类篇章内容丰富，记录了很多上古的礼俗，如《月令》讲述了一年十二个月天怎么运行，地如何表现，人应该做什么事，国家应该做什么事。《丧服》是对丧礼进行的更为细致的解释，讲人去世以后，家人跟与死者远近关系不同的人应该穿着不同的服饰；《内则》讲的是家庭的规则和习惯。
五为名句格言，如《曲礼》《少仪》《儒行》等篇。
由此可以看出，《礼记》是诠释、补充《仪礼》的记述的。《仪礼》讲礼节，《礼记》则阐发其含义。当然，《仪礼》并不是古代礼的全部记录，它只限于士阶层的礼，对天子朝仪和下层的礼节并不记述。东汉主张恢复古礼的曹褒、王纯等人曾试图对《仪礼》进行补充，推广士以下的礼，但并没有成功。其原因，一在于《礼记·曲礼》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为贵族交际规范，百姓以俗为制，是为民俗；合于礼的精神，是为礼俗。仓廪实而知礼节，下层百姓谋生尚难，作为道德约束和自我规范的礼，难以在下层百姓中推广。二在于春秋时期已经礼崩乐坏，靠道德约束的礼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礼必须依赖于法才能通行。单纯依靠礼来约束下层民众，显然是不行的。汉以后治理百姓，常以明法正律为要求，通过神道设教来劝善惩恶。
到了唐代，孔颖达在作《五经正义》时，用《礼记》来替代《仪礼》，使得《礼记》的影响越来越大。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列出来，和《论语》《孟子》并列，成为明清科考的必备。
五、“三礼”的研读
两汉经学发达，《仪礼》作为今文经、《周礼》作为古文经流传，《礼记》在当时还不算是有影响的“经”。郑玄为“三礼”作注，广泛地吸取了古文经和今文经的成果，使“三礼”并称，成为礼学的基础性著作。魏晋南北朝注疏学发达，门第观念较强，用于阐释人伦关系的礼学成为显学，雷次宗、王俭、皇侃、徐遵等学者的研究，为隋唐礼学注疏的统一，做了训诂和学理上的铺垫。
宋、元、明期间，礼学研究主要是汇通经义，考据虽然不少，多是存而不论。王安石的《周官新义》，便是在《周礼》中寻找变法的理论依据。魏了翁《仪礼要义》、卫湜《礼记集说》、吴澄《礼记纂言》，重在阐释礼义。清代礼学考据成就较高，除官修的《三礼义疏》之外，李广坡的《三礼述注》，方苞的《周官集注》《仪礼析疑》《礼记析疑》和盛世佐的《仪礼集编》，能把前代的注疏汇编起来并加以讨论，研究比较深入。胡培翚的《仪礼正义》、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清代“三礼”研究集大成的著述。
如果要阅读的话，钱玄的《三礼通论》简明扼要，可以参看。清秦惠田的《五礼通考》是把礼学和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并对五礼的形成和演化进行了考证，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门径。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对礼学典籍作了很好的辨析，也是值得重视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