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学的价值

一、“国学”的定义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国学的定义也应该随着时代作出新的诠释。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学理性总结，是研究中华传统学术及其载体的学问，是对中华民族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永恒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思想体系、文化观念、精神追求和学术方法的总结。

我们需要明确，国学研究，并不限于经、史、子、集的文献研究，而是要从其中寻找到中华文明发展中的经验、方法、策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与思想支撑。国学研究，并不是要皓首穷经、食古不化，而是要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我们研究国学，要能从中总结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基本精神气质以及思维方式，以此服务我们当前的建设和未来的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学，首先是一种思想体系，是驱动中华文明延续、发展和自新的内在动力。其次，是一种文化观念，是沉浸在中华文明进程之中的文化习惯、群体认知和价值判断。再次，是一种精神追求，是融合在中华文明之中的共有理想、社会追求和文化期待。最后，是一种思维方式，包括中国人的逻辑形态、分析方式、表达模式、处事习惯等。

二、国学的意义

我们现在研究国学，既具有学术的意义，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一，国学是揭示中华文明演进及其本质特征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手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一文明之所以延续，在于其在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经验，例如如何协调社会内部的矛盾，如何解决与周边民族的冲突，如何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和管理体系，如何处理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等，才使得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得以凝聚并发展壮大。我们要对自己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来服务未来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需要。面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文化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的世界格局，我们要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中，寻求到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管理方式，不仅获得思想的启发，也得到实践的教益，形成基于历史经验、适合未来需要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进程之中，必然要与不同文明进行对话，这就需要我们系统而清晰地对自身文明形态有所了解，能够表达。例如中华文明的特质是什么，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要求是什么，中国人是怎么想问题的，中国文化独特的表达形式如何等，这些问题尚没有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思考，需要我们自己先来研究清楚，然后才能实现与其他文明的平等对话，进而参与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民国初年的刘复曾说：“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32]现在来看，这一设想仍未实现，正是继续推动我们从事国学研究的历史要求。

自19世纪以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输入得多而输出得少，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总结尚不系统。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从其传统学术继承、发展而来，经过了工业革命而重新建构起来，而中国传统学术则是基于农业社会建立起来的。两种学术体系的立足点不同，学术的路径、方法、策略也就存在很大差异。尽管我们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型，但由于这种转型并不是基于对传统学术深入研究基础上而形成的主动转型，而是出于外部改造而进行的被动转型，更多的是对西方学术体系的模仿、复制，而不是出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厚积薄发而自觉形成的。这种转型的优点是迅速建立了现代学术体系，缺点是这种削足适履的改造，遮蔽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点，也放大了缺点。

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在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由于西方学术的立足点在于欧美，诸多结论、定律甚至指数的形成，并没有考量、统计甚至观照到中国，这就决定了西方有些理论和方法在解决中国问题时存在一些盲区和误区。例如用西方哲学的观念衡量，中国似乎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哲学，甚至有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使用西方文学理论普遍采用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诗歌，也很难描绘清楚如象、意、气、风、骨、神、韵等概念。从理论的视角来说，文学、哲学和历史在最高层面上有着共同的法则或相似的倾向，但问题在于：建立这些法则必须充分汲取不同人文传统所形成的文化成果，在对共同性规律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加以概括。由于东西方在文化传统、语言表达、历史进程以及风俗习惯上的差异，西方学者在18—20世纪对诸多普遍性规律进行总结的时候，常常弱视或者忽略中国文学、哲学、历史的经验、方式与主张，因而这些学术成果尚不能称之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总结，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与完善。

幸运的是，西方学者也越来越注意到这一问题，他们在对全球，尤其是亚洲文化的描述中，中国人文传统越来越得到强调。不幸的是，我们在对西方理论体系进行使用时，常常将之视为“普遍”理论，有时不加思索地运用到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中，导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环境和社会形态，产生了诸多削足适履的照搬。因此，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不是简单地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总结，更不是机械地引进西方理论来诠释中国学术，而是要立足中国传统，吸收西方思想，融会自有理论资源，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学术特征的理论架构、话语体系。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建立起中国学术的解析、评价、表述体系，参与到全球学术理论体系的进程之中。在更高的层面，比较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概括出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学说、观点与主张。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出一批对中国文化、历史、哲学深有造诣，且对西方理论非常熟悉的学者，能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总结，能与西方学者一起建立一套既能涵盖中国学术，又能适用于西方学术的理论体系。

第二，国学研究是保持中国学术独立和思想体系完善的基本手段。我们要对自己的学术体系进行研究，使它独立起来，成为一棵根底盘深、枝叶峻茂的大树，才能与西方学术体系之树平等站立，相看两不厌。现在有些学者的理论阐释，大量采用西方话语，似乎不造词就不足以表达思想的高深，但常常是读来不知所云，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这就在于他们不仅在理论架构上摒弃了中国传统的概念体系，又对西方语境下产生的理论不甚精熟，因此只能采用造词的手法来表达所谓的“思想”，以致语言的隔膜比思想的隔膜更突出。如果我们只是用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和艺术来证明西方理论体系的伟大，而不是总结自己的特质，这样下去，中国学术必然会成为西方学术的附庸。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已经不甚清楚了，或者说不能得心应手地用传统的话语体系来表达和交流。换句话说，是我们现在已经对传统的东西不能毫无障碍地加以理解、使用，甚至不太明白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基本模式和内在架构。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不能掌握自己文化的话语权，而不得不借用其他的话语体系来描述本国的学术，且不说交流中的被动和隔膜，其学理体系本身就必然存在依附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因为有这样的忧患，常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去追求学术独立。陈寅恪曾说：“昔元裕之（好问）、危太朴（素）、钱受之（谦益）、万季野（斯同）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他将中国学术的独立，看成“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33]他认为一个民族想要真正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要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之外，还必须保持学术上的独立，以学理自立支撑文化自立，以文化自信支撑国家自信。正是抱着这一信念，一代学者才有潜心研究国学的精神动力。

或许有的人会认为，我们现在无论怎么研究，也超不过乾嘉学派，也超不过1930年代的国学大师。这难免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从清末到现在只有一百多年，我们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尚没有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尚在进行中，我们还有沉积了数千年的学术材料、思路与方法需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全面分析，应当意识到我们已经处在了学术转型之中，必然要承担学术研究的使命。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四库馆臣总结历代经学的得失，说两汉之弊在于拘，即过分地拘谨于经典；魏晋至唐之弊在杂，把什么东西都纳进来；宋庆历至南宋之弊在悍，随便下结论，有时甚至是妄下评语；宋末到元朝之弊在于党，结成学派，相互抬举；明末之弊在于肆，过分随意，缺少严谨性；清朝之弊在于琐，做学问太琐碎。[34]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就是要用现代的眼光，吸收包括西方学术在内的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全面而深入地审视中国传统学术，总结其优长，避免其缺失，从而建构出继承传统学术精华，又能与现代文明相辅相成的学理系统。

侯外庐曾总结传统学术的缺点：一是蔽于古而不知世。古代特别是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过分遵从古经，信守注疏，不能自新，比如《尚书》一直被推崇到清代，我们现在考证已经知道古文经《尚书》是晋朝伪造出来的。而且过分沉迷于经学本身，为学术而学术，便对世事知之甚少。十三经、二十四史，本是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后世研究者皓首穷经为考据而考据，使得经典虽在而精神缺失。二是蔽于词而不知人。指过分强调文辞，对作者和人情世故研究得很少，书呆子迂腐之见太多。三是有见于实、无见于行。说起来头头是道，学说很难验证，学问很难成为行动。四是有见于阙、无见于信。即喜欢考证过去的疑问，不太关注现实乃至未来。[35]因此，我们现在的学术，既不能重复乾嘉学者的老路，也不会照搬20世纪的模式，我们要汲取经验，探索出一条新路。大量出土的考古资料需要我们解释研究，中华文明历史的进程需要我们总结，传统的学术体系和思想方法需要概括，这些都要求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而理性地加以分析。时代环境不同，关注视角不同，学术指向不同，因而我们这一代的学术，也必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将来的学者也会给我们做一个评价，如何概括，如何褒贬，取决于我们这一代学者的成就。

第三，国学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说20世纪的国学研究过分地注重学科之间的“分”，产生了诸多专门学问，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学术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领域的所有问题，都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打通各学科之间的人为设限，将不同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合”起来，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中国传统学术的相关思想和各种理论剖析清楚，总结中国学术的本质特征，概括出拥有中国内涵、具备中国特征、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

我们衡量一个学术研究是否有生命力，要看三个要素：有无丰富的研究对象，有无系统的研究方法，有无开阔的研究前景。

国学有丰富的研究对象。国学研究涵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方术、天文、地理等诸多学科，其资料存于经、史、子、集等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还有不断出现的考古资料。这些内容即便是单一的研究也不是很充分的，更何况将上述文献、学科打通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丰富深广的资料必然带来不胜枚举的问题需要认真剖析，需要系统总结，从而使得跨学科的国学研究有诸多的新课题。

国学有系统的研究方法。中国传统学术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积累了很多方法，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文献研究方法；如文字、音韵、训诂等语言研究方法；如诗话、评点、传赞等文学评论方法；如道、德、心、性、命、情、理等哲学理论范畴；如气韵、形神、意趣、自然等艺术品评体系等。这些研究方法在漫长的学术积累中，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技巧和规则，一方面我们要借助这些理论方法对传统学术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总结这些方法，使之理论化、系统化、精确化，能够适应当前乃至未来学术话语表达和交流的需要。

国学有开阔的研究前景。传统的学问中还有很多概念需要精确，比如：中国思想的核心体系是什么？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精神追求、表述视角有什么不同？中国传统的逻辑体系是如何建立的？中国文学、艺术审美体系如何描述？文、史、哲、艺术的艺术经验如何与西方学术体系对接？这些大而言之的问题尚未解决，足以说明我们对传统学术总结得还不够，继承得还不全，研究得还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