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学的认识

“国学”这个词提出的同时或稍后，也出现了“国故”和“国粹”等说法，尽管这些词汇的内涵大致相同，却在使用中体现出对待中国传统学术的不同态度。

一、国故

魏源在《‹定庵文录›叙》中说龚自珍“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10]，尽管这里的“国故”还只是“掌故”“故实”的意思，但却能隐约地透露出当时学者心目中传统学术的大致轮廓，包括了经学、子学、史学、博物、考古等内容。1910年章太炎撰《国故论衡》，以“国故”一词概括中国传统学术，并将之分为语言学、文字学和诸子学三种。这个概念的内涵比魏源说要小一些，但也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面。1910年，钱玄同认为当时很多青年学者“悉舍国故而新是趋”，因而创办《教育今语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11]1913年，刘师培、黄侃创办了《国故月刊》，并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口号，用“国故”概括所有的传统学术。[12]1919年，傅斯年提出“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13]同年8月，胡适也在《新潮》上发表文章，支持“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14]11月，他又系统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15]1920年7月，又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提出采用“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和系统的整理”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理。[16]

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17]1924年，他又说：“‘国故’这两个字……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18]胡适对“国故”一词作出系统的概括，泛指中国的传统学术与传统文化。在胡适的倡导下，“国故”一度成为国学的代名词，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定义。如曹聚仁在《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中的概括，最有代表性：“‘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19]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胡适等人所谓“国故”，一在于“故”，是为了与“新”学相比较，只有比较后，方有新、故之别，这就明确了其研究对象是1911年之前的学术与文化。二在于“国”，即中国本有的，或者经过中国化的学术与文化。三在于章、刘、黄等人主张以传统方法研究传统学问，有新时代研究旧学问的意味在里头；胡适等人则强调借鉴西方研究方法，以“整理国故”为号召，提倡国故意在保存，主张以新方法研究旧学问。[20]总之，他们以“国故”称呼中国传统学术，前提都是以“旧”学问为故，认为这些传统的东西需保存、需整理、需研究。只不过是胡适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已“旧”，不能担负起拯救时弊的作用，须用新学说代替之。而刘师培、黄侃等人却认为传统学术乃中华文化的根本，不能抛弃，还需要一一研究。

二、国粹

“国粹”的提出，实际是部分学者因担心中国固有传统的消失而形成的学术救亡观念，其中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口号最有代表性，邓实、黄节、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是积极的呼吁者。

邓实是国粹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他亲自主编《国粹学报》，作为这一主张的宣传阵地。他在《国学讲习记》中说“一国自有一国之学”，认为中国学术内容丰富深刻，西学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中国古已有之。[21]他主张用中学同化、包容西学，显然夸大了中国学术的博大精深。黄节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保守派，他非常忧虑青年学西学而忘却中学，担心失去中国学术的根本而不能自主，讨论起来带有更多感情色彩。他说：“国固吾国也，学即吾学也。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于是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慨为吾国固奴隶之国，而学固奴隶之学也。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22]这话说得沉痛伤感，几乎是在感慨学术的不能独立，会导致文化的不能自主，最终必然沦为西方文化的奴隶。将保持中国传统学术的自立自主提高到如此的高度，说明黄节对西学抱有很深的抵触情绪。

最有意思的是由留学生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创办的《学衡》，也加入到保存国粹的活动之中。他们在《学衡》发刊词中阐明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23]可以看出，《学衡》表明了他们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固守，这显然是针对“新文化运动”中放大传统文化的弊端的思潮而来的。

如果说“国故”是一个学术概念，那么“国粹”更多是一个文化概念，提倡国粹的学者既有传统学者，又有留学归来的新派学生，说明“国粹”论者有一种深沉的文化情结：担心西学淹没了中学，主张复兴中学，批判欧化思潮。他们所谓的“国粹”，与晚清张之洞等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一脉相承，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中学可兼容西学。其着眼点在“粹”，即着重强调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感慨新时代新青年醉心西化而不懂传统文化的旨趣，忧心中国的学问或沦丧为西说的附庸，或失传于一代学者之手，故而带着深沉的学术忧虑，强化传统学术的某些优点，以图复兴传统学术。[24]

三、国学

19世纪20年代后，大家又开始普遍采用“国学”一词，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学术。汪震、王正己合编的《国学大纲》，将“国学”理解为西学东渐之前的学术传统。[25]胡朴安在《研究国学之方法》、郑奠在《国学研究方法总论》中，亦如此定义。[26]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总结说：“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作中国的学术。既然叫作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27]国学的外延极其广阔，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学识。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作了界定，他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28]在他看来，“国学”可以看作是“国故学”的简称。[29]

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维新派如梁启超、革命派如章太炎，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胡适、钱玄同等，还是相对保守的刘师培、黄节、黄侃等，甚至留学生梅光迪、吴宓等，都普遍意识到：无论西学如何传播，中国传统的学术仍需要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这是一国学脉之所系、一国文脉之所在。这种共识形成之后，各大学纷纷建立国学研究机构。

1922年，北京大学设立国学门，其宗旨在于“整理旧学”，其《研究所国学门启事》中将国学研究界定为对中国文史哲的研究。[30]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研究院，其《研究院章程》中指明国学研究的内容主要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研究院主任吴宓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31]不仅将国学的范围扩大，而且提倡用西方研究方法来讨论国学。与此同时，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厦门大学、齐鲁大学和东南大学、辅仁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大学等纷纷设立研究机构或国学系。

这一国学研究的热潮，到1930年代被中断。“九一八事变”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自新之路，学术界开始分化，一部分学者投身到抗日活动之中，转而关注社会现实，甚至到了抗日前线，并参加了此后的国内战争。另一部分学者仍坚持在后方延续着传统学术的研究，尔后部分学者留在大陆，另一部分学者到了港台和海外，中国学术遂分途发展。港台学术的发展，在吸收西方学术方法的同时，更多延续了传统的研究路子，在经学研究、学术源流、版本考订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陆学者则在思想、方法上另辟蹊径，侧重于思想的评判，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现在我们来总结20世纪国学研究的贡献：一是确立了现代学术分类，将传统的经、史、子、集分为语言、历史、哲学、文学等学科；二是打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解放出了诸多学问；三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边疆史地、考古学、风俗调查、方言研究、音韵分析等；四是革新研究方法，如二重证据法、文史互证法、田野调查法等，交叉学科的研究也逐渐形成。以这些成绩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全面步入了现代转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