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体裁与风格（四）

六朝有文、笔之分，“文笔分途自一时”（沈尹默[24]先生句）。

诗与散文之区别，大概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有韵如诗、赋，无韵乃今之散文。但实际有的诗虽有韵，实是散文。太炎先生讲演说有韵为诗，或问曰：“然则《百家姓》亦可谓为诗耶？”[25]——实在不能算诗。反之，有的无韵散文未必不是诗，如《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有的地方颇有诗意。《世说新语》上关于桓温有几条颇有诗意。王、谢家子弟有诗意，因其为文人；至于桓温则为权宦，但有时确有诗味，其行为言语颇有诗味。（再如《水浒传》鲁大哥是真的诗人。）桓温既有辞采且有诗味，比那些自命风雅的人还高一筹。至于有的“诗人”失眠、吐血、神经衰弱，那是他的病。

中国诗人的确太弱了，一点儿强的东西也装不进去。尼采（Nietzsche）、契柯夫（Chekhov）身体虽坏，但心是健康的。身体虽渺小，但心是伟大的。吾人可以病我们的身，不能病我们的心；可以衰弱我们的身体，不可狭小我们的心。中国文人有种毛病，爱说自己病，其一以自己病要挟人同情，其二以病炫耀自己是文人。（文人不时说自己病，是否亦要人可怜？）固然我们对不幸的人同情是人类本能，但怜悯心已然不好。人不该活在别人的同情之中。活在别人同情之下，你就没自由了。现在文人应多读老杜、魏武之作。

人高兴时做事也多、也快，便因心是宽的。人心一窄就什么也做不出来了。余生病悲观时少、生气时多，这不成。有病之后还要自己高兴，不但要沉得住气，而且要提气。

余怀疑讲没用，要自己懂。讲是讲给“会”家听的。一切道理皆然。蝇子碰窗户，不论其能否碰出去，不必笑它，总之它看出一点光亮。我们看书不可模糊，碰的是窗户，一破出去了；碰的不是，无论如何出不去。讲书讲明白了，那是你自己根本能明白。

陆氏论文先举韵文：诗、赋、碑、诔、铭、箴、颂。（碑最先原为韵文，前面散文是序；唐人序文较长而已；宋以后则往往无后面韵文。铭、箴、颂亦皆为韵文。）“论”以后“奏”“说”始为散文。

“论精微而朗畅”，五臣注：

论者，论事得失，必须精审微密，明朗而通畅于情。

“精微”即细密，其相反为粗疏；“朗畅”即明白。细密而且明白，不易；粗了反容易明白。

现在文章用形容词太多，反足以混乱读者视听，抓不到正确观念。其实用形容词太多，就表示他自己没有正确清楚的观念。比如写粉笔的颜色，他不知道粉笔颜色，是知道许多写颜色的形容词。不要以为用字少就减少文字力量，用字不在多少，在正确与否。

托洛斯基（Trotsky）[26]论文学曰：旧派以为文学起始是字，我们以为文学起始是事。[27]常人写文并没把一件事观察清楚，只是在写时把自己读过的文辞又吐出来而已。

“奏平彻以闲雅”，五臣注：

奏事帝庭，所以陈叙情理，故和平其词，通彻其意。雍容闲雅，此焉可观。

其实“和平其词，通彻其意”，即今所谓平通正达；“闲”，安闲，“雅”，雅正。这样文章最老实。因奏乃呈皇帝者，不须出奇。其实现在公事，甭说作得不通彻闲雅，即使作得通彻闲雅，有谁看得出来？

“说炜晔而谲诳”，五臣注：

说者，辩词也。辩口之词，明晓前事；诡话虚进，务惑人心。炜晔，明晓也。

论是批评是非，说是说明；论是发挥己意，说是使人相信，故取其“炜晔”。

“晔”，五臣本作“烨”，晔当为本字，烨乃“或作”。有火则明，故曰洞若观火。五臣用“烨”，盖以其偏旁相似。如“络绎”，《汉书》作“骆驿”，写“络驿”或“骆绎”就不行。又如“辐凑”写作“辐辏”，“搢绅”写作“缙绅”。偏旁相似取其美观。但美须有闲，精神、气力、学识、经验，皆要来得及。现在人连捉襟见肘都够不上，简直是不清楚；现在人连明白都够不上，何论美观？

所谓“谲诳”，虽无此人、无此事，要使人听了似有其人、似有其事，而且确有此情，确有此理。如寓言中牛马说话，即使牛马不会说话，但只要牛马说话，它一定那样说，即使牛马不那样说，但的确有人那样说。战国策士好说譬喻、寓言，庄子之寓言盖亦受其影响。并无其人其事，而似有其人似有其事；而且虽无其人虽无其事，但绝有其情，绝有其理。如古希腊《伊索寓言》之每一故事是一教训。人必须听进去，始能明白、相信，故用比喻。佛说《百喻经》[28]，余以为往古来今没有比他再能夸大的了。科学不许夸大，但在文学上允许。其实《百喻经》何必一百？他天才太敷余，我们太窘。诸子寓言“炜晔而谲诳”。

现在有些人很会说谎话，但一到作文不行了。说谎话盖为人类本能（与旧说天性相近）。所以刚会说话小孩就好说谎话，其意不在骗人，乃是以之为一种愉快的享受。按心理学说，人类最大愉快在创造，创造即人为万物之灵的理由之一。其他动物不会创造，即使会，其创造也甚渺小。“麻将”是中国最艺术的发明，其趣味亦在创造。做牌成了固然好，不成也得干。成败利钝非所计也，因为这是创造。说谎话也是创造。小孩爱说谎话便可证明人有说谎的天性与本能。然则教小孩说谎么？这很难说。勉强说可以这样说：说谎话若意在骗人则不可说，绝不可说；然而说谎话岂有不骗人之理？乃是说不想以谎话骗人取利或卸责。取利或卸责之谎话绝对禁出，而以谎话为一种创造、一种愉快或享受时，应该提倡。（人不用说说谎，就是报告事情有时第一遍也与第二遍不同。这是天性。）

人是要求真，但求真之外还爱假。真是不假，假是不真，好像绝不能浑为一事。但以电影、戏剧、艺术、文学言之，则真假为一。因为求真心愈切所以爱假，爱假即所以求真，假所以显真也。电影戏剧之劣者，我们讨厌它，不是因为它假得不好、假得不可爱，是因为叫你看不见真，而假的像真的似的。

人自有生无时不在求真爱假之中。说谎可以，但有一条件，即不可以是取利或卸责。“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这不行，这是虚伪（或者虚伪与假不同）。这二句虽非取利，而近于卸责。人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说谎。撒谎使人相信，不难；使人爱，难。在文学上伟大作家都是伟大说谎者，不但说得使人信，而且说得使人爱，甚至因为爱的缘故，连信不信都不复想了。如《红楼梦》写宝、黛，只要我们爱这两个人，就不必推求其有无了。

一个人不能说谎，就是创造力缺乏。小孩爱说谎，我们若能因势利导，可培养其说谎能力——创造性。而中国民族是一个最老实的民族。中国诗教温柔敦厚，所以中国缺少叙事之作（narrate）。如荷马（Homer）[29]之作、希腊史诗、但丁（Dante）《神曲》[30]、歌德（Goethe）《浮士德》[31]、莎氏[32]戏剧，中国便无此种作品。其初余以为乃中国民族幻想不发达，其实幻想不发达，就是没有说谎本领，没有创造性。中国民族太老实，不会说谎，连佛教那样夸大的说谎也没有。

以上说文体十种，各以四字说明其特质。《文赋》每字称量而出。文论每体给四个字，那是多少年工夫。

陆氏共举十种文体，十之七为韵文，十之三为散文。可见中国中古文学以韵文为主，散文在其次，此六朝风气。这就无怪乎六朝人写什么都成美文了，如《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水经注》《宋书》。诗之美影响到散文，这就无怪乎陆氏写《文赋》这么美（不但写诗），刘氏写《文心》也那么美了。写文要表现诗的美。今人要学六朝文不行了，因为已无那种诗的修养。余有一首旧作《南乡子》[33]：

那更林鸦不住啼。从此长空晴日影。无期。天北天南滑滑泥。

“泥滑滑”，鸟声。Jug-jug，磔格，鸟声。“天北天南滑滑泥”，行不得，不如归去，这是散文的。如写今天的天气，写路途情景“雪晴水涨”，这是散文的，不是诗的。（自己看自己作品，最好隔时间愈久，则批评愈正确。此种善忘、没长性是人之本性，时间之魔力甚大。）

至“区别之在兹”，言各文体之所异；“禁邪而制放”，言各文体之所同。五臣注：

禁邪，谓禁浮艳；制放，谓制抑疏遗。

余以为“邪”即《论语》“思无邪”（《为政》）之邪，“放”即《孟子》“收其放心”（《告子上》）之放。（但不要把“邪”讲成邪思，“放”讲成放心。）“禁邪”，即有纪律（层次、条理、先后、长短）；“制放”，即戒泛滥。

用兵忌乌合之众。文若如此，只是许多句，不是一篇文；兵若如此，只是许多人，而不是一个军队，故曰“节制之师”（《荀子·议兵》）。写文要大胆，大胆后要有小心；写文要自由，而背后有训练。元曲有“千自由，百自在”（张国宾杂剧《薛仁贵衣锦还乡》）之语。禅得大自在，游行自在，无不如意，行所无事，他的自由是多少苦功夫训练出来的，是“节制之师”，不是乌合之众。（武松打虎是本事，李逵杀虎蛮戮而已。）吾辈凡人真是矛盾、悲哀，几时能把节制与自由打成一片便好了。非到这程度，写不出你的风格来。

现在写文学批评的人，动曰作品风格，风格二字很难讲。余曾说作品风格表现作者人格。（我们或者说不出来，但感觉得出来。）而文论不成，文论要说出来。一个人写作品要想在作品中很鲜明地表现出自已的人格来，这需要长期训练，达于“节制之师”。梁简文帝萧纲[34]论文曰：作文与做人立身不同，作文要放荡，立身（做人）要谨饬。[35]前者是大胆，后者是节制，把做人、作文分为二事。然此可为天才说，难为俗人言；天才怎么全可以，天纵之圣。武松打虎真本事，李逵打虎是蛮戮，就算李逵是蛮戮，碰着了！但也只许他碰着，吾人则不可。所以“放荡”很难说，我们还是小心点好。

《文赋》曰“禁邪制放”，而简文帝说“放荡”，二者孰是？皆是也。《文赋》为初学言之，简文为有根基者言之。初学便放荡，非失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