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体裁与风格（五）

“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五臣注曰：“辞达其意，理以举事。”不对。李善无注。“举”，有扬之意，有出之意，辞达则理出。

托洛斯基《文学与革命》说文学起首是事不是字。如《浮士德》《神曲》……是事。《浮士德》写的是神与魔之争，文学与肉体之争。而我们中国文学只剩字，没事了。此即使非中国文学堕落主因，也是最大原凶或最大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想学文学不能只注意字，应注意到事。鲁迅先生也是从旧的阵营走出来的，字上太讲究，受传统因袭影响。鲁迅先生字斟句酌，所以好者，幸而里面还有事。而中国一般文人之作都是只有字，没有事。如山谷诗“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君心是后凋松”（《和高仲本喜相见》），这真是玩字，够不上创作。

我们本国人使用本国文字，没有这么点儿手法也怪可怜的，可是只会这个也就完了。中国后来有的诗人就是只剩玩字了。托氏所谓“字”即是技术。创作不能不讲技术，但只剩技术也就太可怜了。如：

树已半枯休纵斧，果然一点不相干。

这诗句乍一看，不“对”[36]；但细看，没一字不“对”。但文学就是这个么？又如：

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

这是中国字有这么一大特色。有创造力，再会这个，如虎生翅；若无创造力，只有这个，就成玩物丧志了。此与山谷诗是一条路子，有山谷诗就必流于此。诗中之“西昆”[37]与“江西”，虽非罪不容诛，也是始作俑者。

余受旧的传统，对玩字也有爱好，但不能爱而不知其恶。其实现在一般人连这也不会玩了。如“东北事变”[38]后，人出对子：“本庄欲满清平，打出两张一万。”[39]……既无韵致，又无风趣，还配上纸篇子[40]。如同说相声“人过新年二上八下，我度旧曲九外一中”，这是相声玩艺儿，他自以为雅，其实真俗。玩这个已不成，何况连这还不会玩，而不会玩还要玩。

晚唐诗，肺病一期；两宋，二期；两宋尔后，肺病三期，就等抬埋了。中国诗要复活是在技术外，要有事的创作，有事才能谈到创作。老杜比起歌德（Goethe）等人还有愧色，但在中国诗上不失其伟大者，便因其诗中有事。鲁迅先生文之所以可贵，便在他把许多中国历来新旧文学写不进去的事写进去了。

但写事便如历史之纪事吗？不然，不然。如秦有秦始皇，你不喜欢也不成，也得有，是历史。而在文学创作上，长短、轻重、剪裁由得你。事从你心中生出来，而拿出来“普天下伏侍看官”。人人心里有此感，这是假；但读者看了只觉得可爱，这是创作。自然，“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所谓“豪杰”，是说有心、有力、向上、向前的人。我们中国民族向来不注意事，但若是豪杰，无文王犹兴；反之，若不是豪杰之士，虽有文王也白。

英国唯美派诗人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41]，是英国“怪物”，是英国才子。余早年喜欢他的作品，现在不喜欢了。他有The Decay Of Lying（decay，败落、衰颓；lying，谲诳），他很叹息说谎之败落，没人会说谎了。[42]世上说谎的人非常多，但都不是文学艺术上的“谲诳”。这种谲诳我们好久遇不到了。我们若能用中国这样美的字去叙事岂不很好？势必有那样的字去写谲诳说谎的事。

苏辙[43]曰：

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子之意是说只要气养到家，学文自可有成就。“气可以养而致”，不但于事，于文亦有帮助。鲁迅事的创作到家，字的考究也到家。究竟用功以何者为先？余以为仍当先有事的创作，从此下手，“虽无文王犹兴”。

今天所讲乃为做创作家做准备，不仅论文矣。

余受旧传统影响甚深，而现在尚不致成为一旧的文士者，第一感谢教育部，入大学时先送到北洋大学学英文；第二感谢×××[44]，使余由想学法科转入文科；第三感谢受鲁迅先生影响所得。但究竟受旧影响太深，仍不免见猎心喜。

孙中山曰：“知难行易。”又古语曰：“非知之艰，行之唯艰。”（《尚书·说命》）天下道理是两面的，从世谛、世法看来似乎是矛盾的。有人能行而不能知，有人能知而不能行，看似矛盾其实是一物之两面。吾辈凡人的悲哀就是矛盾的悲哀，或知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知。又或曰：“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尽心上》）吾辈凡人把知行打不成一片。阳明学派有“知行合一”之说，此必伟大之人方能做到。吾辈凡人不能打成一片，乃打成两截。余近来颇思改变作风，但一动笔，旧的便来了。

几日不来春便老，开尽桃花。（吴琚《浪淘沙》）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辛稼轩《鹧鸪天》）

“几日不来春便老，开尽桃花”，并无甚了不起，而一见便记住了，一来就想起来，其妙盖即在冲口而出。此非将文学降低，乃是将活的语言提高。近代白话文即然。古典文学讲格律，而其高处在冲口而出，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湘夫人》），亦在其接近口语。凡古典文学而能深入人心、流传众口者，皆近于口语，绝无文字障。此与政治同，要在得民心。“宵寐匪祯，札闼宏庥”[45]，这种文字是自取灭亡，如何能存在？太炎先生主张古典，实等于自杀。本身有文字障，等打破文字障已精疲力尽，何暇顾到内容矣？静安先生论词不赞成用代字，其《人间词话》曰：

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

若说“夜梦不祥，题门大吉”，意太俗，所以才想用代字“宵寐匪祯，札闼宏庥”；若意足，想还想不过来，何暇代？

吴琚[46]“几日不来春便老”、后主[47]“问君能有几多愁”（《虞美人》）、大谢“池塘生春草”（《登池上楼》）与子建“明月照高楼”（《七哀》）等句，真好，多幼稚！叫我们也写得出来，只可惜我们生得太晚。“几日不来春便老，开尽桃花”二句，颇有点“意足不暇代，语妙不必代”之意。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二句，有点儿绕弯子。此盖稼轩《鹧鸪天》词，好！稼轩是英雄。现在需要有新英雄。英雄是不叫你们走在我前头，你们走在我前头，我便不走了。什么事都是前有车，后有辙，只有文学不讲这个。文学是创造，就算是不得已非跟你走这条路不可，但我走的也不是你的走法了。还是这路，走法不同了。如从北平到天津，都要走这条路，但今人走法与古人不同。稼轩便如此，不模仿别人。春的象征就是花。北平的春天诚然可怜，“十日九风偏少雨，一春三月总如烟”（易顺鼎《癸卯暮春题海淀酒楼》），“渐觉棉裘生暖意，阳春原在风沙里”（余之《蝶恋花》[48]），这不成，这不是普遍的，这是北地的春天。古人没这样说的，古人一说春便是花。这是不走古人的路子，但是失败了。姑不论其本不成为路，即使是路，也是羊肠小路。稼轩则以荠菜花写春，以荠菜花入诗词盖始自稼轩。若谓余之二句为羊肠小路，则辛之二句乃钻牛角矣。

写作顶好用口语，而可惜都被古人抢先了。我们现在只有用现代语言写现代事物。老杜之所以了不起，便在他能用唐代语言写他当时的生活。我们用现代语言并非把文学本质降低，乃是将语言提高。凡一大作家用他当时的语言去创作，同时便把当时的语言提高了。如《史记》引古书往往改古书，盖因古书所用乃古代语言文字，司马迁将之译为汉代语言文字，此足以证明《史记》乃当时白话。而汉朝作者不能都像司马迁：其一，因其不能用汉代语言，如仿骚之作如恶劣假古董；其二，因其无司马迁之天才，虽仍用汉当代语言，但写不出有不朽精神的作品。再如孟子“洚水者，洪水也”（《孟子·滕文公上》），此亦孟子以时言译古文。（而我们后来引用古书与古文，必不可差，这是后来规矩。司马迁连古代语言文字还改成现代语文，当然现在我们写文章时更不能把现代语文改成古文了。）如今日白话文写成功者仅鲁迅一人。不是能用现代语言就好，是要把现代语言提高了才行。屠格涅夫（Turgenev）[49]论普希金（Pushkin）[50]曰：他的修辞并不高于别人，而他有一天才，即是把俄国语言从传统习惯中解放出来，另创一种新的语言。普希金，俄国文学之父（father of Russian language），一方面是解放，一方面是创造。鲁迅先生就是把中国旧的语言文字解放了，许多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他装进去了。

总之，我们可以用现代语言创造，而须把现代语言提高。吾人之语言即从旧语言解放后又创造出来的新语言。重要的是《文赋》所说“要辞达而理举”，“无取乎冗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