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座高峰的崛起——論東漢竇憲幕府文人及其文學活動
陳 君
衆所周知，在漢代文學史上，西漢武帝時期（前141—前87）和宣帝時期（前74—前49）是一個文學發展的黄金時代。武、宣時代群星璀璨、大家輩出，有枚乘、司馬相如、王褒、劉向等等，他們的創作活動形成了漢代文學的一個高峰。對此學界已有充分的研究和闡發，無須贅述。除了西漢的這個文學高峰之外，筆者認爲漢代還有另外一個文學高峰，它出現在東漢明、章時期以及和帝初年，是宫廷文學在東漢的復興，代表作家有班固、賈逵、傅毅、崔駰等。蘭臺文人和竇憲幕府文人兩大文人群體，是推動東漢文學走向高峰的兩大主力。關於蘭臺文人集團，筆者曾撰有《論漢代蘭臺文人及其文學活動》一文[286]，加以討論。本文是對“蘭臺”一文的補充和申論，重點考察竇憲幕府文人及其文學活動，揭示其對東漢文學演進的特殊意義，進而豐富我們對漢代文學史的整體認識。
一 竇憲幕府文人的崛起
東漢前期文學的發展，歷經了兩代人的努力。第一代是班彪、馮衍、杜篤等生活於兩漢之際的文人。這批作家多出身於關中大族，如班彪出自安陵班氏，馮衍出自杜陵馮氏，杜篤出自杜陵杜氏，其家族或以外戚盛，或以文法著，或以武功顯，炳焕輝煌，聞名西京。但因光武帝對非嫡系勢力或歸順較晚的士人採取懷疑和抑制的態度，這些大族在東漢初年都瀕於衰微。班彪在光武帝時期没有被重用，不過做到望都長。馮衍因爲歸順較晚，未能得到光武帝的信任，明帝時期又因遭讒言而不得進用。杜篤亦不遇於時，曾經淪爲外戚馬氏的食客，最後隨軍戰殁於射姑山。因爲政權更迭、世事變遷，關中舊族既不能建功立業，又不能憑藉文學才能光大門庭，便陷入了個人的苦悶，産生了班彪《覽海賦》、杜篤《首陽山賦》[287]、馮衍《顯志賦》等感慨身世、抒發情志的作品。儘管由於種種原因，這一代作家在文壇上没有形成宏大的聲勢，但他們却留下了《王命論》《論都賦》等諸多名篇，爲東漢文學走向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代作家活躍於明帝、章帝時期以及和帝初年，代表人物有班固、賈逵、傅毅、崔駰等。這批能文之士生於東漢、成長於東漢，没有前代文人如杜篤、馮衍那樣複雜的政治糾葛，更容易得到東漢王朝的信任。明帝時期徵召蘭臺文人，他們便由地方聚集到中央來，成爲東漢的第一代宫廷文人（崔駰是一個例外，下文還要講到）。蘭臺文人集團的出現，是東漢時代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文人聚集，也是東漢前期宫廷文學復興的標志，其創作的繁榮局面出現在明帝永平五年（62）至章帝建初中，共約二十年的時間。蘭臺文人頌揚漢德的文學主題，應詔而作與同題共作的寫作方式，以及恢宏淵懿、典雅高華的文學風格，對後來竇憲幕府文人的寫作以及整個東漢文學的創作風貌都産生了深遠影響。
和帝初年興起的竇憲幕府文學，則是東漢文人在蘭臺“文雄會聚”之後的又一次聚集[288]。
章帝時期，竇憲因女弟立爲皇后而獲得信用，寵貴日盛。章和二年（88），章帝駕崩，年僅十歲的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氏掌握了朝政大權。“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爲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後竇憲因罪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289]，北伐匈奴。隨着竇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崛起，竇憲幕府文人也登上了歷史舞臺。在東漢時代，大將軍、驃騎將軍與車騎將軍往往自辟僚佐，組成幕府。東漢前期如明帝永平初年，東平王劉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英雄”[290]，杜撫曾入其幕府；章帝建初三年（78），馬防以車騎將軍擊西羌，辟用杜篤爲從事中郎，傅毅也曾入馬防幕府。章帝以後外戚權盛，“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291]，外戚如竇憲、鄧騭、閻顯、梁商、梁冀、何進等均以大將軍開府。東漢中期的重要文人崔瑗曾入閻顯幕府，馬融曾入鄧騭幕府，李固曾入梁商幕府。到了東漢後期，孔融、陳琳、邊讓曾入何進幕府。但就整個東漢幕府文學來説，竇憲幕府文學的素質與成就是其中最高的。
關於竇憲幕府文學組成的時間，《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載：“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292]從這段話來看，似乎班固、傅毅入竇憲幕府在北伐匈奴之後。考之史傳，其實不然。《後漢書》卷八〇上《文苑·傅毅傳》云：“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爲主記室，崔駰爲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293]這説明永元元年（89）竇憲北伐匈奴之前，傅毅、崔駰已入竇憲幕府，當時竇憲還是車騎將軍。至於班固加入竇憲幕府的時間，史無明文，從情理上推斷，也不應晚於這個時間。
竇憲幕府文人的核心成員是班固、傅毅、崔駰，其中班固、傅毅兩人來自關中，曾屬於蘭臺文人集團。傅毅加入竇憲幕府主要是憑藉他的文學才能，建初八年傅毅曾因馬防事“免官歸”，在沉寂數年後復出，先爲竇憲主記室，後爲其司馬。班固之所以加入竇憲幕府，竇憲之所以引納班固，也非偶然。從出身來看，班氏與竇氏都是外戚，竇氏在西漢初年就是著名的外戚，而班氏在西京末年也以外戚顯榮。而且，扶風安陵班氏與平陵竇氏關係密切，淵源已久。東漢初年，班固的父親班彪曾經避難河西，依附於竇憲的曾祖竇融，爲其出謀劃策。班固的弟弟班超則在永平十六年爲假司馬，隨竇固出征匈奴，後立功西域。扶風安陵班氏與平陵竇氏的結合，可以視爲外戚與外戚的政治聯盟。這次竇憲北伐匈奴，班固以中護軍的身份參議軍機[294]，是兩個家族的再一次合作。此外，班氏家族長於邊事，這是班固加入竇憲幕府，從其征伐的重要原因[295]。關於班固、傅毅在明章時期的活動，筆者在《論漢代蘭臺文人及其文學活動》一文中已經作過詳細的考察，這裏主要就“憲府文章”的另一位核心成員崔駰作一些論述。
崔駰出自涿郡安平崔氏，爲新莽建新大尹崔篆之孫。崔駰初遊太學，曾因評論漢武帝的功過是非給自己惹來麻煩。《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孔僖傳》載：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296]。《資治通鑑》卷四六繫此事於章帝元和元年（84）。幸好章帝處事寬容，崔駰没有受到什麽懲罰。經過這一番波折，崔駰對章帝心存感激。在元和元年秋章帝南巡時，崔駰便上了一篇《南巡頌》。此後至元和三年，崔駰完成了《四巡頌》[297]，這是崔駰在章帝時期最主要的文學成就。巡狩四方是章帝時期禮制復興運動的重要内容，這場運動肇端於建初末年，興盛於元和、章和年間[298]。在元和元年、二年、三年間，章帝相繼完成了南、東、北、西四次巡狩活動，這就是爲史家所稱道的章帝“始修古禮，巡狩方嶽”之事[299]。元和元年秋，章帝南巡祭祖，班固、崔駰作《南巡頌》。元和二年二月，章帝東巡，“幸太山，柴告岱宗……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外内群臣”[300]，班固、崔駰作《東巡頌》。元和三年正月，章帝先東巡，後北巡，崔駰作《北巡頌並序》。元和三年八月，章帝西巡，行幸河東，崔駰作《西巡頌》。
崔駰上《四巡頌》之前，雖然遊於太學，但文名未起，正是他在三年時間内撰寫的《四巡頌》爲他贏得了聲名，從而受到章帝的重視。《後漢書》卷五二《崔駰傳》云：“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説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爲上客……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301]從這段文字我們知道，崔駰因爲章帝的關係，纔有機會與竇憲相識。在竇憲任車騎將軍之後，崔駰以文采出衆得入竇憲幕府，與班固、傅毅比肩，爲世人所矚目。
二 北伐與西征——竇憲幕府文人的創作主題
在竇憲幕府文人形成以前，東漢文學先後出現了符命、祥瑞、京都、巡狩等四大創作主題。
在光武帝即位不久的東漢初年，漢室中興，劉姓再受命。光武帝劉秀廣泛宣揚符命思想，使漢爲堯後、火德復興等觀念深入人心，以服務於政治。心係漢室的文人亦爲之鼓吹，班彪創作的《王命論》就是一篇東漢王朝合法性的政治宣言，當時政治、文化的主題也是圍繞着符命而展開的。到了明帝時期，形成了以蘭臺文人班固、賈逵、傅毅、楊終等爲核心的創作群體，其主題是頌揚漢德與祥瑞，出現了以《神爵頌》《漢頌》等爲題的幾次大的群體創作活動。至章帝建初（76—83）年間，一場關於遷都的争論，促成了京都賦創作的興盛，班固作有《兩都賦》，傅毅有《洛都賦》《反都賦》，崔駰有《反都賦》。另外，如前所述，在章帝元和（84—86）年間，隨着章帝巡狩活動的施行，以巡狩爲題材的頌體文隨之興盛起來，崔駰、班固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家。
和帝初年，東漢王朝對匈奴和西羌用兵，北伐與西征的軍事行動遂成爲竇憲幕府文人的主要創作題材，這是東漢前期文學創作主題的一大變化。
匈奴自三代以來即爲邊患，秦雖强悍，仍需築長城以固其邊，西漢王朝則在戰争與外交中屢受其辱，先有高祖白登之圍，繼有吕后受辱之事，最後不得不以和親政策解决這一問題。東漢初年，匈奴分爲南北二部，南匈奴入塞，分佈在河套地區，北匈奴則仍留在舊地。此時東漢初立，疆域不大、國力不强，直到明帝時期，東漢與北匈奴的軍事力量相比，仍然處於劣勢。永平前期，匈奴屢次犯邊，凉州四郡“城門晝閉”[302]。永平後期，明帝開始積極對匈奴用兵，經營西域，但結果並不理想。永平十六年，明帝遣將北伐，取匈奴伊吾盧地，置宜禾校尉屯田。永平十七年冬，漢軍破降車師，移檄烏孫。重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耿恭、關寵爲戊己校尉。但不久情况便急轉直下，永平十八年春，匈奴與焉耆、龜兹攻没陳睦、關寵，又與車師后王圍戊己校尉耿恭。耿恭固守疏勒城，“煮鎧弩，食筋革”[303]，苦苦支撑。這年秋天，明帝又齎志以殁。直到次年章帝建初元年，漢軍擊車師，攻交河城，才得以迎還戊己校尉耿恭。章帝亦由此罷伊吾屯兵，放弃經營西域。在這場漢朝與匈奴争奪西域的戰争中，耿恭疏勒城之戰最爲驚心動魄。章帝建初元年，耿恭自西域跋涉萬里還歸洛陽，班固作《耿恭守疏勒城賦》以記其事。雖然僅存“日兮月兮厄重圍”[304]一句，但我們仍可以從中想象當日耿恭率漢軍據守邊塞、浴血奮戰的困苦與艱險。
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北伐匈奴，命諸軍“皆會涿邪山”[305]，勠力克敵，一雪前恥。“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306]班固爲此作《封燕然山銘並序》，紀漢威德：
竇憲北伐匈奴，深入大漠數千里，大敗北單于而歸，所謂“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誠非虚言。“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一句，來自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中的“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正是對北伐之意義簡明扼要的概括。整篇銘文風格典雅，語氣凝重，呼喊出了時代最强音，也充分表現出對匈奴軍事勝利之後，民族自信心大大增强。東漢帝國既昂首屹立於亞歐大陸，班固的這篇銘文也得以隨大漢的赫赫武功而蜚聲後世。
在永元元年九月竇憲北伐還師後，班固、傅毅、崔駰作有《竇將軍北征頌》，歌頌竇憲的武功。傅毅《頌》云：“曝名烈於禹跡，奉旗鼓而來旋。”知其作於竇憲班師以後，班固的《北征頌》也當作於同時。此外，日本藏弘仁本《文館詞林》卷三四七有“闕題”《頌》一篇[308]，是竇憲北伐這個重大史事的反映。羅國威先生整理該本時，注云：“此篇篇題作者及前半部分已佚，又不見於其他文獻，故無從考稽。此卷中該篇排於東晋曹毗《伐蜀頌》之前，則可確定該文作者係晋或晋以前之人。”[309]其實，這篇“闕題”《頌》爲崔駰所作，篇題當作《北征頌》或《竇將軍北征頌》。《頌》文中如“歷高闕，出雞鹿……卒釐王庭，夷部落，刈尸逐，頓禺犢”一段，描寫了竇憲出征的路綫以及北伐的戰功，可與班固《封燕然山銘》與《竇將軍北征頌》中的句子相印證。如《封燕然山銘》云：“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310]《竇將軍北征頌》云：“于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雲黯長霓，鹿走黄磧……斷温禺，分尸逐。”[311]又《太平御覽》《戈部》載崔駰《北征頌》：“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克。”[312]這四句亦見於這篇“闕題”《頌》，惟“揚”字作“楊”，二字通假[313]。據此，可定這篇“闕題”《頌》的作者是崔駰，篇名當作《北征頌》或《竇將軍北征頌》。從頌文末“班馬旅兮還京室，獻戎捷兮舉軍實”兩句來看[314]，其文當作於和帝永元元年秋竇憲北伐凱旋之後。
費振剛等先生整理的《全漢賦》與龔克昌等先生的《全漢賦評注》，據《北堂書鈔》收有崔駰《武都賦》殘篇四句：“超天關兮横漢津，竭西玉兮徂北根。陵句注兮厲樓煩，濟雲中兮息九元。”這四句也見於崔駰《北征頌》，文字略有不同，作“超天關兮横漢津，朅西嶽兮徂北垠。□句注兮厲樓煩，濟雲中兮息九原”。《北征頌》“朅西嶽兮徂北垠”一句，顯然勝於《武都賦》的“竭西玉兮徂北根”，而“□句注兮厲樓煩”中的闕字依《武都賦》可補一“陵”字。“濟雲中兮息九原”亦勝於“濟雲中兮息九元”。據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五》，“句注”“樓煩”“雲中”“九原”都是地名，句注山在陰館縣，與樓煩縣同屬鴈門郡，雲中縣屬雲中郡，九原縣屬五原郡[315]。崔駰又有《武賦》殘句“假皇天兮簡帝心”[316]，這一句也見於崔駰《北征頌》：“假皇天兮簡帝心，爰比題兮獲鼎寶。”[317]可見，今存的所謂崔駰《武都賦》《武賦》兩篇作品，都是《北征頌》的片段，爲後人誤題，均當歸入《北征頌》中[318]。
北伐之後，東漢王朝又揮師西向。永元二年（90）秋七月，竇憲征討西羌、出屯凉州，班固、傅毅、崔駰均從竇憲西征。傅毅《西征頌》、崔駰《大將軍西征賦》兩篇作品，反映了竇憲西戡羌亂的武功。《太平御覽》卷三五一《戈部》載傅毅《西征頌》：“愠昆夷之匪協，咸矯□于戎事。干戈動而復戢，天將祚而隆化。”[319]頌中“昆夷之匪協”一句，指永元二年與西羌的戰事，“昆夷”即是西羌。《毛詩·小雅·采薇》“小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箋：“昆夷，西戎也。”這裏傅毅顯然是以“昆夷”指代西羌。《西征頌》的撰寫時間，當在傅毅隨竇憲大軍西征之時。
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
陸侃如先生《中古文學繫年》將其繫於“和帝永元元年”，云：
今案《大將軍西征賦》作於永元二年秋七月，崔駰從竇憲討西羌時，賦題不誤。史載永元元年六月竇憲北伐時尚爲車騎將軍，九月還都後方遷大將軍[322]，賦題“大將軍”與此相合。《西征賦》云：“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孟秋即七月，與竇憲西征的時間相合。從賦文所記録的行軍路綫“跨雍梁、陟隴阻”——歷關中而至隴右，也合於西征而與北征相違。據《續漢書·郡國志五》，凉州刺史治所在隴縣，縣有大阪名隴坻，疑即賦中所云之“隴阻”。又崔駰《與竇憲箋》言及“今旦漢陽太守棱率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原注：《御覽》作犬），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漢陽郡屬凉州（今甘肅境内），也在竇憲西征的路綫上，亦當作於此時。此外，班固《與竇憲牋》一則載“固于張掖縣受賜所服物”云云[323]，據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五》，張掖縣屬武威郡，此牋亦當作於竇憲西征時。
竇憲幕府文人的創作，在許多場合仍以同題共作爲主，如以北伐爲題材，班固、傅毅、崔駰作有《竇將軍北征頌》，以西征爲題材，崔駰作有《大將軍西征賦》，傅毅有《西征賦》，這是明帝時期蘭臺文人同作《神雀頌》與章帝時期班固、崔駰同頌巡狩的遺風。這些有關北伐和西征的賦頌之作，雖然以贊美外戚竇憲爲主，與光武明章時期的頌美主上不同，在主題上有所偏離。但在鋪陳具體事件的同時，頌美竇憲之武功的同時，也並不忘記頌述漢德，二者是結合在一起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班固、傅毅等人的頌作，内容頗多鋪叙。這引起了後人的批評，如劉勰《文心雕龍·頌贊》云：“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征》，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324]
在明帝、章帝時期，蘭臺文人的活動範圍主要在宫廷，其創作題材如符命、祥瑞等，尚保留了一些西漢文學影響的印迹。竇憲幕府文人則跟隨竇憲北伐匈奴、西戡羌亂，從宫廷走向大漠，走向塞外，具有了大眼光、大格局，而且他們以巨大的創造力去表現軍事征伐這一新内容，豐富了漢代文學的創作題材和藝術風格，可謂金戈鐵馬，鼓角争鳴，邁越秦漢，上繼《雅》《頌》。班固、傅毅、崔駰歌頌竇憲北伐、西征的《登燕然山銘》《北征頌》《西征賦》等作品，炬炬煌煌，濟濟洋洋，顯示着大漢氣象，完全可以同西漢武帝時期彰顯文治武功的作品相媲美。
到了魏晋南北朝時期，政權分立，戰亂頻仍，以征伐爲題材的作品日見其多，産生了魏曹丕《述征賦》、曹植《東征賦》、應瑒《撰征賦》、徐幹《西征賦》，西晋張載《平吴頌》，東晋曹毗《伐蜀頌》、孔甯子《平洛頌》，後魏高允《北伐頌》等作品[325]，這些都是班固、傅毅、崔駰賦頌之作的流風餘氣。
三 竇憲幕府文人的凋零及迴響
“憲府文章”因外戚竇氏在政治上的得勢而興起，同樣因政局的瞬息變化而消失。
在竇氏集團的權力達到頂峰的永元元年，崔駰已經提出了自己的忠告。當時竇憲自北班師，南單于從漠北遺憲古鼎，鼎上銘文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竇憲乃上之朝廷[326]。崔駰爲此作有《仲山甫鼎銘》：“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有福。足勝其任，公餗乃珍。于高斯危，在滿戒溢。可以永年，天之大律。”[327]崔駰的銘文借《周易·鼎卦》之辭提醒和勸誡竇憲[328]，要他居安思危，但並不爲竇憲所重視。後來竇憲日益驕恣，崔駰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竇憲不僅没有聽從崔駰的逆耳忠言，反而對他日益疏遠，終至傾覆。永元四年六月庚申，和帝幸北宫，以竇憲潛圖弑逆的罪名，“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璜子侍中舉，衛尉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獄死。使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329]。隨着永元四年竇憲一黨在政治上的失勢，竇憲幕府文人很快便凋零了。曾被班固譏諷爲“下筆不能自休”的傅毅病卒於永元二年秋後[330]；崔駰因屢次進諫觸怒竇憲，出爲長岑長，崔駰不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班固因爲曾得罪洛陽令種兢，受到竇憲一案的牽連，卒於獄中。從永元元年組成到永元四年凋零，“憲府文章”活動的盛時不過三四年，在東漢前期文壇上宛若曇花一現。
竇憲幕府文人的凋零，成爲東漢文學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標志着東漢文學高峰時代的結束，東漢文學的表現重心也由頌美轉向譏過。
竇憲敗亡以後，和帝時期的政局並不穩定。永元八年立貴人陰氏爲皇后，永元十四年六月廢，同年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后[331]。永元十二年治東平、清河訞言獄，“連及且千人”[332]。和帝時期“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333]，東漢的政治已經在走下坡路了。在文學方面，同樣面臨盛極難繼的局面。竇憲幕府文人凋零之後，東漢文壇便陷入了蕭條。和帝時期的文人黄香、李尤、班昭等，退入了宫廷生活的狹小圈子，文學面貌也由博大變爲瑣屑。這種氣勢的弱化，既與政局變遷有關，也與作家的生活經歷有關。竇憲幕府文人有從軍的經歷，對邊塞生活的甘苦與戰争勝負的意義有深刻體會，所以在創作中能描繪出軍旅的浩大陣勢與聲威。東漢中期以後的文人缺乏這種親身體驗，因此在境界與氣勢上就弱了許多。黄香《天子冠頌》、李尤《辟雍賦》《函谷關賦》《東觀銘》等作品境界狹小、氣格卑弱，顯然無法同東漢前期的頌美之作相提並論。如黄香《天子冠頌》云：“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純茂，躬烝烝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冕，簡甲子之元辰。”作爲歌頌和帝行冠禮的作品，文筆平平，與前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揚雄《趙充國頌》等作品相去甚遠，也無法媲美班固、傅毅、崔駰的頌體之作。又如李尤《辟雍賦》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蓄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兹豐。”賦中關於和帝“永元之隆”的描寫，衹是空泛的言辭，並無實指。
安帝時期史岑的《出師頌》和馬融的《廣成頌》，可以視爲竇憲幕府文人創作活動的迴響。
安帝永初元年（107），凉部叛羌摇蕩西州，隔絶隴道，大爲寇掠。羌亂的發生使邊境紛擾，兵連禍結，給凉州和三輔地區帶來深重的災難，朝廷甚至還“欲弃凉州，并力北邊”[334]，後來因爲虞詡諫阻才没有這樣做。面對羌亂，鄧后遣兄車騎將軍鄧騭西征，“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至次年冬，鄧騭大敗而歸。但鄧后仍厚加賞賜，“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會群臣，賜束帛乘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335]。此外，鄧后還令史岑作《出師頌》以文過飾非[336]。頌文從“西零不順，東夷遘逆”講到鄧騭出師——“天子餞我，路車乘黄”，忽而跳到班師回朝獲賞——“介圭既削，列壤酬勳”，却絲毫没有講到鄧騭與西羌的戰事及實際的戰功，細細體味，頗有反諷之意。邊境的羌亂使東漢王朝的統治面臨着巨大危機，在帝國的内部，則有各地的農民起義連綿不斷。作於後漢的一篇佚題《頌》云：“不論蒐狩，不講獮苗，爲日久矣。故有言穰苴孫吴之法，宋翟李牧之守者，謂之末技賤工，不容於州府……故魑魅魍魎，陸梁乎梁并；夔虚鬼蜮，涫沸乎徐楊；隅郤蛛蝥，蠢動於蠻荆。王師數敗績，困憊乃克征。”[337]可見，當時的東漢王朝頗不安定，梁、并、徐、揚、荆數州都出現了動亂的情况。
面對巨大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一些敏感的士大夫希望統治者在政策上作出調整。在鄧后執政時期，統治階級内部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一是延續文治路綫，一是主張加强武備。
前者以鄧后爲代表。她重視文治而忽略武功，與武功有關的苑囿、蒐狩等也儘量簡省，史稱“鄧太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放之”[338]。《後漢書》卷六〇上《馬融傳》也記載：“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339]後者可以馬融《廣成頌》與前引佚題《頌》爲代表。與史岑《出師頌》含蓄的反諷相比，這兩篇作品諷諫的意味更濃。佚題《頌》云：“方今聖朝遠度，深惟圖難爲大，必於細微，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教人戰，孔子所譏。”[340]以道家的箴言與聖人的教誨來勸誡朝廷重視武備。馬融的《廣成頌》也是一篇諷諫之作，《後漢書》卷六〇上《馬融傳》載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范曄以爲《廣成頌》作於元初二年（115），但未必可信。關於這篇賦的作年及其時代背景等問題，雖然前輩學者做過許多考證，但仍有未明之處。筆者認爲，馬融《廣成頌》當作於安帝元初四年[341]。在《廣成頌》中，馬融認爲安帝長久没有蒐狩活動，對國家武備不利，諷諫朝廷重視武功。當時鄧后深居簡出，很少抛頭露面，馬融則認爲太過節儉不利於統治，需要適當的政治排場，來宣揚天子的威風。此外，馬融還建議安帝在蝗蟲、霖雨等天災並至之時應該多露面，使老百姓得以“覩日月之光，聞雷霆之震”。所謂“日月之光、雷霆之震”正是皇帝的威嚴與車駕的氣勢，安帝即位時十三歲，至元初四年已有二十四歲，馬融在文中似有希望鄧后還政安帝之意。《廣成頌》的結構、詞句明顯有摹仿揚雄《羽獵賦》的痕迹，其體制確如劉勰所説“雅而似賦”[342]。馬融之所以用“頌”名篇，很可能是希望冲淡諷諫的味道，以掩飾其本意。但這個心思最終還是被鄧后窺破了，以致馬融“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343]。
從蘭臺文人和“憲府文章”的潤色鴻業，到安帝時期史岑《出師頌》、馬融《廣成頌》的批評政治，東漢文學從此走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東漢前期的文學輝煌，便成爲後人回憶中的黄金時代。前引佚題《頌》云：“建初鬱鬱，增修前緒，班固司籍，賈逵述古，崔駰頌征，傅毅巡狩，文章焕爛，粲然可觀。”[344]雖然開頭説的是“建初”，似乎專指章帝時期，但其中講到的“班固司籍”顯然是指明帝時期班固任校書郎、蘭臺令史之事，“崔駰頌征”一句則是指崔駰創作的《西征頌》，因此這句話中所描繪的學術活動與文學創作的繁榮景象，實際上涵蓋了整個明章時期以及和帝初年，也就是整個東漢文學創作的高峰時期。此後直到建安時代到來之前，再没有産生重要的文人群體，文人們也再無大規模的群體活動，中間雖然曾經出現過梁冀、何進等大將軍開府辟士的情况，但其武功文烈皆不足道，根本無法與班固、傅毅、崔駰相提並論。
餘 論
在中國文化史上，漢、唐一向並稱。魯迅先生曾經説：遥想漢唐，多少閎放[345]，表達了後世對漢唐精神的眷戀和向往。在文學史上，漢賦與唐詩作爲“一代之文學”的代表[346]，更是常常對舉。衆所周知，唐代文學（主要是唐詩）有初、盛、中、晚之分，它的高峰是玄宗在位時期（713—755）的盛唐。筆者認爲，與唐代文學的一個高峰不同，雙峰並峙是漢代文學的基本特徵。
崛起於東漢前期的這個文學高峰，是在光武明章之治的背景下出現的。它不僅産生的作品數量多、品質高，更重要的是出現了具有代表性的大作家和第一流的文人集團。西漢文學高峰所有的一切輝煌，東漢也完全可以與之媲美，甚至可以説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西漢有《史記》，東漢有《漢書》[347]；西漢有《子虚》《上林》賦，東漢有《兩都賦》；西漢有《封禪文》，東漢有《典引》；西漢有枚乘、司馬相如、嚴助、枚皋，以及王褒、劉向等文人群體，他們奠定了西漢武、宣時期文學繁榮的基礎，東漢則有蘭臺文人和“（竇）憲（幕）府文章”兩大文人群體，他們是推動東漢文學走向高峰的兩大主力。不僅如此，東漢因爲軍事上所取得的輝煌勝利而出現的傑作如班固的《登燕然山銘》、崔駰的《竇將軍北征頌》，還是西漢所欠缺的方面。對於這樣一個文學高峰，如果還要爲它定下一個極點的話，我想和帝永元元年班固創作《登燕然山銘》是一個很好的標志性事件。在這一年，伴隨着竇憲率領的軍隊大破北匈奴，昂首登上杭愛山，漢代的赫赫武功也達致了高峰，前代之恥一朝雪洗，民族精神爲之大振，這是漢代歷史上最值得銘念的時刻之一。
如果以兩座高峰爲坐標，回過頭來看整個漢代文學的演進，就會讓我們産生一些新的想法。例如，兩座高峰之間的西漢後期文學顯然處於一個低谷之中，揆之於文學史的事實，這一時期的文學活動和成就確實無法與之前或之後的文學盛世相提並論。衹有揚雄如“深谷幽蘭”一般，在那個濁亂之世散發着淡淡的芬芳。他的《太玄》《法言》以及《太玄賦》等作品文句古奥、辭義艱深，整個創作姿態正如一個低谷中的沉思者[348]。又如，在東漢文學的高峰之後，東漢文學進入了新的探索時期，在殘酷的政治壓迫下，産生了張衡的苦悶、馬融的退縮、蔡邕的憤激，充溢着盛不可繼的悲觀心態。他們在思想和創作上的種種探索，一起呼唤着下一個文學高峰建安時代的到來。
20世紀的美國現代派詩人華萊士·史蒂文斯（1879—1955）在《罎子軼事》一詩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在一個毫無規矩可言的荒野之上，如果在山巔放置一個罎子，周圍的景物也會隨之産生意義，不再荒凉[349]。如果本文揭示的東漢這座文學高峰，對理解整個漢代文學的發展能够起到些許類似“罎子”之於荒野一般的效應，筆者的願望也就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