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苑》與早期《詩》學
徐建委
《説苑》一書係劉向在校書過程中編輯整理而成。據《説苑奏序》，劉向於鴻嘉四年（前17）三月己亥將此書上呈給漢成帝，則其成書可能略早於此。此書具有彙編性質，基本特徵是劉向採用新的分類方法編纂舊有的材料，因此有的學者認爲這部書具有後世類書的性質[233]。
《説苑》中引用《詩》的章節最爲學者所注意。這部分文獻在宋代以後，尤其是清代的《詩》研究、注疏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們是現存早期引《詩》解《詩》文獻中，數量上僅次於《韓詩外傳》的部分。因《説苑》爲劉向所編，所以其中的引《詩》章節往往被視爲研究劉向《詩》學的資料。如陳壽祺、陳喬樅父子的《三家詩遺説考》，陳奂的《詩毛氏傳疏》，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這三部著作，就沿襲了劉向習魯詩的傳統觀點[234]，將此類章節當作魯詩説加以利用。另外還有將這批資料歸爲韓詩説，或兼容四家説的[235]。
上述意見都是基於一個前提：《説苑》爲劉向所作，所以其中的引《詩》章節能够反映劉向的《詩》學思想。但是隨着近年來簡帛文書的大量出現，尤其是河北定縣漢墓竹簡《儒家者言》和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説類雜事》兩種簡牘的出土，證明《説苑》“書中不少内容，都保存了先秦時期的原始面目”[236]。因此不能簡單地將《説苑》中所有的引《詩》解《詩》都看作劉向《詩》學的反映，而應當針對具體文獻作具體的分析[237]。
本文將主要考辨以下兩類文獻：《説苑》中與《韓詩外傳》互見的引《詩》文獻；《説苑》保存的數則解《詩》文獻。嘗試解决以下三個問題：《説苑》《韓詩外傳》有何關係？《説苑》所録解《詩》文獻是否爲早期《詩傳》，它們對於《詩經》研究有何參考價值？上述文獻中是否存在戰國時代的《詩傳》？
一《説苑》與《韓詩外傳》關係考辨[238]
《説苑》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其中三分之二的内容又見於其他傳世或出土文獻。《説苑》中涉及《詩》的章節有一百條左右，相關内容見於《韓詩外傳》的就有八十多條。而且《説苑》和《韓詩外傳》的互見文獻大多數存在很大的差異。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利用其差異判斷其年代關係。内容基本相同，具體結構或細節又不一樣的互見章節，二者之間的關係無非有三種可能：同屬某一源頭、甲影響了乙、乙影響了甲。
古書的成書過程比較複雜，流傳於今的《説苑》和《韓詩外傳》僅是西漢時代寫定，在此之前，其中的某些文獻可能經過了百年以上的傳承。另一個方面，西漢以來的傳抄也會産生各種情况的錯訛。從以上兩個方面看，判斷今本《説苑》《韓詩外傳》之間的關係就不能主要依據具體文字的差異。構成一個故事的主要元素有三：人物、背景、情節。構成一則論述的要素也有三：主題、邏輯、論據。因此本文判斷其年代關係的依據就集中在以下三個層面：故事的情節結構或論述的邏輯結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或論述的主題，故事的背景或論述所使用的材料。這三個元素在傳承或翻刻過程中發生變化的可能性不大。比如一個相同的故事單元，《韓詩外傳》記録的主要人物是楚莊王，而《説苑》中記載爲齊景公，這種變化在年代接近的傳承或翻刻中發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如果還有其他文獻的記載作參證，這種差異就可以成爲判斷二者年代關係的有效材料。幸運的是，在比較《説苑》引《詩》文獻與《韓詩外傳》互見關係時，對判斷年代有效的材料還是很多的。
《説苑》與《韓詩外傳》存在互見關係的章節數爲八十四，其中包括《韓詩外傳》佚文一則。文獻關係非常近（文字差異小）的有六十一章，稍遠一些（文字差異大）的有二十三章。佔到了今本《説苑》總計六百三十餘章的百分之十三，佔到了《韓詩外傳》二百九十餘章的百分之二十九。若憑直覺，非常容易得出《説苑》“承《韓傳》之統緒”的結論[239]。但事實是否如此呢？二者的互見文獻只有不到二十則判斷不出二者的關係，其他章節都可看出《説苑》與《韓詩外傳》没有直接的承襲關係，有的互見章節，《説苑》中的甚至要早於《韓詩外傳》。僅舉其三則互見篇章，以作説明：
1.《説苑·君道》：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内。三年，歲豐政平。向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内。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不難看出，這兩則故事非常接近，大到故事的背景和情節結構，小至人物的對話都非常一致。若從兩書編成的年代推斷，《説苑》版本承襲《韓詩外傳》似無問題。但是二者還是存在差異：一、《外傳》多“傳曰”二字；二、《説苑》中的“君子”與問者的對話在《外傳》中爲“孔子”與“弟子”的對話；三、魯人外交辭令《韓詩外傳》“害於粢盛”，《説苑》作“谿谷滿盈”。
“孔子”一詞在西漢時代的傳抄過程中很難變成“君子”，反過來倒是有可能，故《説苑》中的這則故事從《韓詩外傳》中取材的可能性不大。據《左傳》莊公十一年，對“宋大水”之事發表評論的是臧文仲[240]，這麽説來，《説苑》故事中的“君子”恐怕是這則故事更早的版本形式，《韓詩外傳》中的“孔子”應該是出於後來的附會。據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241]，《公羊傳》莊十二年有“不修《春秋》曰……君子修之曰……”，《春秋繁露》“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這兩條文獻裏的“君子”確指孔子，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魯君子左丘明”則又非指孔子，顧先生進一步認爲：“大抵《公羊》中之君子皆指孔子，《左傳》中則兩者皆可，究不知確何指，要爲後人所加。”《韓詩外傳》這則故事的作者大概受了當時經學解釋中稱孔子爲“君子”義例的影響，將《説苑》版本中的“君子”理所當然地當成了孔子。在記録評論者方面《韓詩外傳》版本爲後出的可能性極大。
但另一方面，據《左傳》，魯人的外交辭令中有“害於粢盛”一句，在《韓詩外傳》中保留了下來，而《説苑》中却作“谿谷滿盈”。從這個角度看，《説苑》版本的改變又要大於《韓詩外傳》版本，似晚出。可見在各元素之間，兩者較原始文獻都發生了各自不同的變化，相互之間存在承襲關係的可能性不大。
《左傳》記載宋人的回答稱“孤”，並評論説：“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可見公子御説的辭令在當時頗爲人稱道，稱“孤”的記載當爲信史。而《韓詩外傳》《説苑》皆作“寡人”，都屬於同一個晚出系統。
綜合言之，兩個版本非常接近，雖然孰先孰後難以判斷，但是可以斷定二者相互之間是没有承襲關係的。二者爲同源文獻，從人物這個説服力更大的判斷依據來看，《説苑》版本可能更接近源頭。
2.《説苑·立節》：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瞆使晋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瞆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瞆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禄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禄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瞆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晋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荆蒯芮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242]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243]。其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爲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故事一致，文字差異頗小，爲同源互見故事。這個故事發生於魯莊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莊公後，《左傳》記載爲：“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説苑》故事主角爲邢蒯瞆，《韓詩外傳》主角爲荆蒯芮，章太炎認爲“邢蒯瞆”即《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記載的邢蒯，“‘蒯’‘瞆’疊韵爲名，本可單舉”，《左傳》又稱其爲申蒯，章氏認爲他當是申公巫臣之子，巫臣被晋封爲邢大夫，“故其子謂之邢侯，明邢蒯亦其子姓也”[244]。因此章太炎認爲《韓詩外傳》“荆”乃“邢”之誤。就此而言《説苑》所録之名近於故事原貌。
在叙事結構上，兩則文獻有較大的不同。二者故事一樣，都是講邢蒯瞆（荆蒯芮）在崔杼弒莊公後，盡臣子之意而赴死，其僕也隨之自殺。兩則故事也用了同一句《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來形容邢蒯瞆（荆蒯芮），但兩則故事對於僕的死却有着不同的結論。《説苑》故事認爲僕的死雖然“未能合義”，但畢竟“死者人之所難也”，故其“亦有志士之意矣”，並用孟子“勇士不忘喪其元”來形容他。而《韓詩外傳》故事則認爲僕死得糊塗，不值得，是“無爲死也”，就好像吃飯吃到了毒藥一樣，並用《易》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來形容。向宗魯認爲對僕評價的不同大概是劉向所改。而章太炎則認爲：“西漢今文諸師，疏於史傳，每多此誤。蓋自六國時已然矣。”章氏的觀點更爲合理。
總的看來《説苑》這則故事來源於《韓詩外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二者屬於同源關係，年代接近，《説苑》版本可能略早。
3.《説苑·奉使》：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閑，奉晨鳧敬獻庖
，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鴪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迎拜受賜[245]，髮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舍人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訴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人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鳳凰于飛，劌劌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粗看起來，兩個故事背景基本一致，讓人容易將兩個記載視爲同一故事版本的不同收録。但細細對比兩個故事，就會發現二者的情節結構却大不同：
（一）《説苑》版本中擊爲太子兼中山君，《韓詩外傳》版本中擊爲中山君，趙蒼唐出使後，才被魏文侯立爲嗣，没有出現太子這個稱呼。這種差别實際上是故事邏輯上的不同，《説苑》講述了父子之間借助使臣實現交流的故事，而《韓詩外傳》則是講述了不被重視的公子通過使臣而重獲信任的故事，因果兩方面都是不同的。使臣的作用在《韓詩外傳》中更加突出，甚至可以認爲《韓詩外傳》版本的講述者刻意突出了趙蒼唐的作用。
（二）《説苑》版本中代擊爲中山君的是魏文侯的少子摯，而《韓詩外傳》中魏文侯的第二個兒子爲訴，他原爲魏文侯之嗣，後來擊代之。這也是故事結構上的重大不同。
（三）《説苑》版本中《晨風》《黍離》二詩爲魏文侯所誦，而《韓詩外傳》中二詩爲趙蒼唐所誦。
（四）《説苑》版本中有魏文侯賜衣，暗用《東方未明》詩文的情節，《韓詩外傳》則無。
（五）《説苑》叙述完“而復太子擊”後，故事本身有評論：“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韓詩外傳》中這句話爲魏文侯所説，爲：“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荀子·性惡》這句作：“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
（六）《卷阿》詩在《説苑》中由太子擊咏出，形容趙倉唐，《韓詩外傳》中則作爲全章的總結，以《詩》來明事。
（七）《韓詩外傳》版本中，故事的最後有“君子曰”一句，爲《説苑》所無。
（八）《説苑》故事情節更加曲折和傳奇，文章也氣脈貫通，且比《外傳》多了些温情。《韓詩外傳》故事則文章色彩明顯暗淡許多，功利心也較重。
這麽多故事情節結構上的不同，非常清晰地將《説苑》和《韓詩外傳》兩個版本區分了開來，它們雖然是記載了同一個故事，但却是有很大不同的兩個版本，説二者同源是可以的，但説《説苑》承襲《韓詩外傳》就不能成立了。
這樣的例子還有近六十條，通過對這些互見章節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説苑》與《韓詩外傳》基本上没有承襲關係，二者各有自己的依據文獻群。雖然不能依據二者的互見文獻來判斷其傳承脈絡，但是我們却可以發現《説苑》引採《詩經》的修辭手法與《韓詩外傳》是高度一致的，二者屬於同一解詩系統。對於所講述的故事而言，其基本特徵相似，當屬於同一時段的文獻。《説苑》中的某些片斷似乎還要較《韓詩外傳》類型要早。
《漢書·藝文志》評述三家詩的傳述説：“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驗之《韓詩外傳》，“取《春秋》，采雜説”的特點至爲明顯。韓嬰生活於文帝至武帝時期，其取採的資源當是戰國的《春秋》故事和雜説。與其處於同一年代層次的《説苑》引《詩》文獻，也當是戰國文獻。
二《説苑》與《韓詩外傳》的年代關係所反映出的西漢部分典籍之間年代關係模糊問題的説明
辨明《説苑》並不是承襲自《韓詩外傳》對於《詩經》學史來説，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般來説，成書年代較晚的文獻，其内容和思想也較晚；而成書較早的文獻，其内容和思想也相應較早。按照傳統的認識方式，《説苑》中既然存在與《韓詩外傳》互見的文獻，那麽《説苑》就應該是承襲自《韓詩外傳》或其相近文獻。在這種直綫的邏輯中，《韓詩外傳》《説苑》都被視爲包含短時段内容，代表短時段思想的文獻。或者説，在上述材料處理方式中，它們各自的内容與它們成書的年代相對應，它們之間的年代關係是非常清晰的。由此，傳統研究中往往形成材料流傳和思想變遷的清晰線索，這種操作方法和認識在戰國秦漢《詩經》學史的研究中並不罕見[246]。問題是，它們之間的線索真的那樣清晰嗎？
通過上文的考辨，我們發現：
第一，《説苑》並非承襲自《韓詩外傳》，《説苑》有部分内容産生年代還要早於《韓詩外傳》。這樣一來，《説苑》和《韓詩外傳》之間的年代關係就變得模糊起來，它們之間的實際年代對比並不是像其成書年代那樣清晰可辨。有的材料《韓詩外傳》類型要早於《説苑》類型，有的則相反，還有一些無法判斷。兩部文獻之間没有明顯的、單向的文獻流傳和思想變化線索可循。
第二，二者互見的文獻有很多可能是源出於戰國時代的材料，即《説苑》和《韓詩外傳》都包含了早於其成書年代的素材。因此，它們都不能被作爲内容上具有單一或統一的時間特點文獻，而應該被視作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内，産生於多個歷史時期的材料彙集於其中的典籍。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西漢《春秋》學典籍中[247]。《春秋》三傳、《春秋繁露》《説苑》《新序》《漢書》所録奏議等材料，都各自保留了一部分早期師説，出現於《説苑》中的未必晚於《春秋繁露》，出現於《春秋繁露》中的也未必晚於《公羊傳》《穀梁傳》或《左傳》。
就上述文獻來看，它們部分特點像是收納早期《詩説》《春秋説》的彙鈔，早期學説的片斷經過一兩百年的流傳，最後被彙集到上述典籍中。它們各自之間，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有的彙集的是略早的部分，有的是彙集的略晚的部分。它們作爲最終成書的文獻，不僅包括了與它們成書同時或接近的材料，也累積了大量不同年代的早期文獻。
早期文獻在《韓詩外傳》《説苑》兩部典籍中的累積特點就是如此。它們都收録有早期的故事素材、説理片斷和《詩傳》或《詩説》，素材的彙聚具有長時段的特點。這種情况還存在於《毛傳》《新書》《史記》《新序》《漢書》等文獻中，即這些典籍中的引《詩》材料也有部分屬於早期《詩説》。那麽上述文獻中的《詩經》學材料就不能完全的與它們最終成書的年代畫上等號。我們知道，上述材料是西漢四家《詩》學的基本文獻，既然它們包含有周秦漢間多個歷史時期的《詩》説，那麽以其爲基礎的西漢《詩經》學史就要謹慎的加以審視，很多基礎問題也許需要重新考察。
三《説苑》所録《詩傳》的“今文”學術特點及研究價值
既然《説苑》中存録的《詩説》是早期文獻逐漸累積的結果，其中是否存在戰國時代的《詩説》或《詩傳》呢？如果這批材料中至少有部分内容來自於秦代以前，那麽探明了這批材料的淵源，就可以彌合戰國——西漢之間《詩經》流傳的斷層，有助於西漢四家《詩》《詩經》的流傳史、闡釋史等多方面的研究。事實上，《説苑》保存的幾篇完整的早期解《詩》文獻，它們很可能就是早期的《詩傳》，並且具有與漢代今文三家詩學相同的特點，對於《甘棠》《裳裳者華》等詩的研究有比較重要的參考價值。下面分篇考辨：
1.《説苑·貴德》篇：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咏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248]
“傳曰”的第一句見於《公羊傳》，那麽這是一段《詩傳》還是《春秋傳》？從現有文獻信息來看，它更可能是《詩傳》[249]。證據有四：
其一，孔穎達《毛詩正義·甘棠（小序）》引《鄭志》曰：“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張逸所見《詩傳》與《樂記》都記載了武王即位後周、召分陝的歷史[250]。今傳《毛傳》《韓詩外傳》都没有周、召分陝的記載，而《説苑》此條在《甘棠》詩後引《傳》中明述周、召分陝及《甘棠》詩的由來，可知，這則《傳》與張逸所見《詩傳》基本相同。
其二，《白虎通·巡狩》篇曰：“《傳》曰：‘周公入爲三公[251]，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説舍於野樹之下也。”分陝與述職乃是同一事件的前後部分，《白虎通》解釋《甘棠》詩句稱“召公述職”[252]，這一點《毛傳》没有涉及，《白虎通》之説當本於三家。進而推知周、召分陝述職之説爲漢人所熟悉，並見載於三家《詩傳》。
其三，這一段文字有三個關鍵要素：召公聽斷棠樹下、周人思慕而作詩、孔子評論。若這三個要素能够在其他秦漢文獻中同時出現，則説明《甘棠》詩的解釋模型爲當時文人所熟悉，《説苑》所録確爲早已存在的《詩傳》。《毛傳》《孔子家語·廟制》《史記·燕召公世家》、《史記·商君列傳》集解引《新序》、《漢書·王吉傳》這幾則文獻中都出現了這一叙述模型[253]。
其四，《公羊傳·隱公五年》的記載爲：“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254]周、召分職天下與“三公”之“三”並無聯繫，各文獻周、召二公並稱，無“周、召、某”“三公”並稱者，也没有文獻言及處乎内的“一相”。因此《公羊傳》此處引用分陝而治，以附會“三公”之“三”的問題，當不是此句文獻的第一出處。從文章意義的連貫性上看，《説苑》所載，乃是叙述《甘棠》詩的由來，講完“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之後，接着是召公述職如何，文意是貫通一氣的。而《公羊傳》所録則是關於天子三公的問答，“天子之相則何以三”的問題，與“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在語義上還是有一定距離，且此文前面的問題的回答方式也與此句不同。兩相比較，還是《公羊傳》引述此《詩傳》的可能性大。
通過上述四點分析，《説苑》所録的這段文字可以初步判斷是《甘棠》詩的《傳》。它的參考價值有三：
一是從《毛詩正義》所引《鄭志》及《白虎通》的記載來看，它屬於漢人所熟悉的今文《詩》學系統，可以補充《毛詩序》關於《甘棠》始作的由來。
二是它保存了有關周、召歷史的叙述，《史記·燕召公世家》對召公歷史的叙述就與此《傳》基本相同，若此《傳》確屬今文《詩傳》系統，則對於我們研究《史記》資料的來源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是它還提供了以下信息：《甘棠》作於召公卒後，這與鄭玄《詩譜》將其歸爲文王時詩有很大不同[255]，而與《史記》、王吉所論相合[256]；《甘棠》可能是周人祭祀召公時所用，故“傳”稱“後世思而歌咏之”，孔子曰“於《甘棠》見宗廟之敬”[257]。
四是這則文獻保存了早期詩歌發生理論的另一個版本：“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咏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可以與《禮記·樂記》和《毛詩序》的記載相比較、分析[258]。
2.《説苑·敬慎》篇：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戄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此段《孔子家語》亦載之，文字小有差異，《説苑》“此之謂也”，《家語》作“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正月》詩是“大夫刺幽王”之作[259]。這則文獻提供的孔子論《正月》，可補充對此詩的解釋和研究。
首先，這則《詩》論提出《正月》所描述的人物乃是一位“不逢時之君子”，這與《毛詩序》所説的幽王時大夫的身份相符。“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的處境也與《正月》詩人的處境一致[260]。
其次，此文引《正月》第六章第二句作“不敢不跼”，《毛詩》作“局”，《釋文》曰：“局本又作跼。”《説苑》所引是目前傳世文獻中最早的例證之一。
再次，孔子對“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一句的理解是“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意思是詩人在當時惡劣的境遇中，處處小心，以防像關龍逢和比干那樣遭遇不測。鄭玄、孔穎達的解釋與此不同。《鄭箋》解釋這一句作：“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正義》進一步解釋作：“此人心疾王政，不敢指斥，假天地以比之。”可見鄭玄、孔穎達均認爲這句詩咏嘆的是疾苦於王政之民，而非不逢時之君子。從這個差異可以看出，鄭玄的解釋與西漢以前學者對《正月》的理解有所不同。
與《説苑》所録“孔子”讀《正月》第六章慨嘆“賢者不遇時”的記載相印證，《禮記·緇衣》記載“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一句[261]，引用的正是《正月》的第七章，可見孔子的確是將《正月》理解爲賢不遇時的詩篇。
3.《説苑·修文》篇：《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於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攖胄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者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文中所引《詩》出自《小雅·裳裳者華》。這則“傳曰”非常有助於對《毛傳》的理解。《毛傳》解釋“左之”“右之”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這種模糊的意思在《説苑》採録的這則“傳曰”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釋：“韠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爲朝祀之事，爲左道；“斬衰裳，苴絰杖”爲喪事，“被甲攖胄立於桴鼓之間”爲戎事，爲右道。這就是君子“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的具體行事。如果没有《毛傳》作參考，這則“傳曰”的意思就難以理解得透徹。同樣，如果没有這則“傳曰”，我們會懷疑《毛傳》的解釋有附會之嫌。正是因爲二者的互補，大體可看出：一、《毛傳》的解釋確有淵源；二、這則“傳曰”確爲《詩傳》；三、二者屬同一解釋體系，但相互没有傳承關係，而是有共同源頭[262]。
這一則《詩傳》與下一則《尸鳩傳》都是對具體詩句的解釋，但二者均不僅僅是訓詁文字，而是在解釋大義的基礎上作了一定的推演。若要以西漢早期的《詩經》學規範爲標準，這兩則《詩傳》除了大義與《毛傳》相通外，它們應該還類似於《韓詩内傳》或《齊詩内傳》[263]。這兩則《詩傳》都是以詩句的基本含義爲基礎略作推演，整體上還是以解釋詩句的特點，與《韓詩外傳》引《詩》以證事的特點不同。
4.《説苑·反質》篇：《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内質矣。”
根據文意，這一段文獻也當屬一則《詩傳》，所釋詩句出於《詩·曹風·鳲（尸）鳩》。可資研究者有四：
其一，有助於《鳲鳩》篇異文的考證。“尸”，《毛詩》作“鳲”，《釋文》曰：“鳲音尸，本亦作尸。”《毛詩·鵲巢序》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釋文》曰：“尸鳩，本又作鳲，音同。”可見陸德明所見《毛詩》，《召南·鵲巢序》作“尸鳩”，而《曹風》本文則作“鳲鳩”。故“尸”“鳲”是相通用的。《荀子》《列女傳》《漢書》等著作引詩皆作“尸鳩”[264]，馬王堆帛書《五行》篇亦作“尸鳩”。《左傳》《大戴禮記》等著作引詩作“鳲鳩”[265]。今本《毛詩·鵲巢序》之“鳲”字可能爲後人所改[266]。
其二，這是傳世文獻中最完整的一則《鳲（尸）鳩傳》。《毛詩序》曰：“《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這裏的“一”是“均一”“如一”的意思。按照《毛詩序》的解釋，這首詩乃是借鳲鳩養子均一以起興，續言君子執義如一，以刺當前在位者的不一。《毛傳》解釋“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曰：“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這與《説苑》所引《傳》“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意思相同。《毛傳》解釋“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曰：“言執義一則用心固。”這又與“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相通。《荀子·勸學》《列女傳·魏芒慈母傳》也都有對這一句詩的解釋[267]，理解上没有異議，但皆不如《説苑》所録完整。
其三，兩漢時期三家詩的《傳》至少有部分内容與此則《詩傳》相同。《風俗通義·過譽》篇：“《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先引《鳲鳩》詩，後引“傳”，《説苑》同樣也是這個順序。其“傳”中的内容又見於《説苑》所引的《尸鳩傳》，兩相發明，並聯繫上文所述，《風俗通義》所引可能也是《詩傳》。但這一句並不見於《毛傳》，應劭又非古文學家，他引用的很可能是三家《詩傳》之一。那麽，今文《詩傳》至少有部分内容與《説苑》採録的《詩傳》是相同的。
其四，“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一語，《談叢》篇亦載之，爲當時流傳較廣的格言。就目前所見文獻來看，這則格言出自於晏嬰，並爲孔子所稱道，而後被採入對《詩》的解説中[268]。
5.《説苑·修文》篇：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這則文獻與《毛詩·檜風·素冠傳》幾乎完全相同（亦與《孔子家語·六本》篇記載相同），二者不同之處在於《毛傳》中問孔子的人是子路，而非《説苑》中的子貢。《禮記·檀弓》也記載了相近的内容，但彈琴的弟子先後爲子夏、子張，而非《説苑》《毛傳》《孔子家語》所録的子夏和閔子騫。另外，《檀弓》記載“先王制禮不敢過”者爲子夏，“不敢不至”者爲子張，與《説苑》《毛傳》正好相反。這則故事各文獻的記載互有不同，説明這是一個産生於《禮記》《毛傳》《説苑》之前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説苑》中未視爲《詩傳》，而是一則解説三年之喪的文獻。在《素冠傳》中，這個故事也是解釋三年之喪的[269]，但它却成了《詩傳》。可見《毛詩》學説也有“采雜説”的性質，它與齊、魯、韓《詩》學一樣，至少有部分内容的上源是戰國時期的儒家雜説。因此，這是一篇有助於瞭解戰國秦漢間《詩》的流傳線索的文獻[270]。
綜上所述，《説苑》所録《詩傳》對《詩經》研究有如下價值：
第一，它們是漢初《詩傳》文獻來源的重要參照。《韓詩外傳》與《説苑》存在大量互見片斷（《毛傳》有部分與《説苑》互見者），但它們相互之間並不存在承襲關係，部分對《詩》的解釋還有互補，説明西漢的這幾部著作皆不是這些章節出現的最初文獻，它們有共同的上源。其上源的年代至少要在《韓詩外傳》《毛傳》之前，也就是漢初之前。聯繫漢初百廢待興的狀况，《韓詩外傳》《毛傳》與《説苑》存録的大部分互見文獻年代上最可能屬於秦或秦以前。
第二，這批資料的部分内容是秦以前《詩傳》書面流傳的證據。初步可以確定的《詩傳》有《甘棠傳》《裳裳者華傳》《尸鳩傳》。《説苑》與《韓詩外傳》互見的文獻中，《韓詩外傳》也有不少稱爲“傳曰”的章節，像《説苑》所載一樣，細節上也相當精緻，因此它們都不屬於能够以口頭形式流傳的文獻。河北定縣漢墓竹簡《儒家者言》和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説類雜事》兩種簡牘的出土也證明了這類文獻以書面形式流傳，而非口頭。這至少可以説明有一部分的秦或秦以前的《詩傳》以書面文本的形式流傳到了西漢。
第三，《説苑》還提供了幾則較爲完整的早期《詩傳》。通過對相關文獻的分析，可以發現它們與西漢今文《詩》學接近或相同，這對於認識西漢今文《詩傳》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甘棠傳》《裳裳者華傳》《尸鳩傳》爲戰國《詩傳》初斷
如前文所述，《説苑》中初步可以確定的《詩傳》有《甘棠傳》《裳裳者華傳》《尸鳩傳》，年代上它們應當屬於漢代以前。那麽，它們的年代是否可以上溯到戰國時期呢？實際上，它們很有可能是戰國時代的《詩傳》。
首先，戰國時代確實可能已經有《詩傳》流傳。《荀子·大略篇》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内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一則，俞樾《荀子詩説》認爲：“所引傳文必是根牟子以前相承之師説[271]，實爲《毛傳》之先河。”[272]
又，陳澧《東塾讀書記》引此則稱：“據此，則周時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273]吕思勉《讀史札記》“傳、説、記”條認爲：“陳氏所引，實皆孔門《詩傳》，謂不知何時之傳者誤也。然孔子以前，《詩》確已自有傳，《史記·伯夷列傳》引《軼詩傳》是也。”[274]
其次，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的《説類雜事》簡[275]，有“詩云尸鳩在桑”一則，與《反質》所録《尸鳩傳》一致。此墓下葬年代在漢文帝時期，那麽，《反質》篇中的這則《尸鳩傳》至遲已經在漢文帝時期已經出現。又馬王堆帛書《五行》有這樣一則[276]：
不難發現，這段與《説苑》所録《尸鳩傳》同源[277]，則進一步確定《尸鳩傳》或相似内容至遲已在文帝時出現。
文帝時齊詩、毛詩還未廣泛流傳[278]。申公雖在文帝初即位時立爲博士，但文帝二年即隨劉郢客回到楚國，他真正傳授弟子的時期是在歸魯之後，等到他的弟子成爲博士時，早已在景帝之後了[279]。韓嬰作《韓詩》内、外《傳》，至早也就在文帝時期[280]，流傳開來也當在其後。因此文帝時期，魯詩、韓詩也未廣泛流傳。則見於馬王堆《五行》、阜陽雙古堆漢簡的《尸鳩傳》不會是漢代四家《詩》説，而屬於更早期的《詩傳》。
當然，《荀子·大略》《史記·三王世家》《五行》、阜陽漢簡中的“傳”，未必一定如漢代四家《詩》一樣，是作爲《詩經》的《傳》來記録和流傳的，它們更可能是孔門弟子記録的《詩經》解釋的片斷[281]，作爲論議素材，被《五行》等篇來引用的。但是從戰國秦漢其他文獻的引用來看，上述早期的“傳”正是漢代《詩傳》的上源，如《毛傳》就是根據這些早期的《尸鳩傳》來解釋的。如果從漢代文體規範來看，上述片斷被認爲是《詩傳》則是可以成立的。
再次，《説苑》所載《甘棠傳》《裳裳者華傳》《尸鳩傳》均有部分内容見於傳世文獻，若將這些文獻作爲標尺，則上述三傳在内容特點上似乎都可以歸爲戰國文獻。
《甘棠傳》第一句有關周、召分陝的内容見於《公羊傳》；具有故事主體結構的較完整叙述見於《史記·燕召公世家》；具有部分故事元素的叙述見於《毛傳》《韓詩外傳》《孔子家語》、《新序》佚文、《漢書·王吉傳》；採用部分故事義素的有《白虎通》[282]。
《裳裳者華傳》“是故韠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於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攖胄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一句的另一種表述形式見於《禮記·表記》，記爲孔子所論：“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禮記》此句與《裳裳者華傳》一句所述相同，皆是“衰絰”對“哀”，“端冕”對“敬”，“甲胄”對“勇”。《表記》原爲《子思子》中一篇[283]，若據此而論，這段有關君子服飾不同則儀止不同的論述，出於孔子就較爲可信。《表記》側重於論述君子之“仁”，而這則“傳”在下文也稱“故仁者”云云，與《表記》也是相通的，因此“傳曰”的主要内容出於孔子所論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至於它何時成爲《詩傳》則無從查考。但從其内容與《毛傳》互補來看[284]，至少可以認爲，這則評論被納入《裳裳者華》的解釋要在《毛傳》寫定之前，因此這則文獻很有可能是早期的《詩傳》。
《尸鳩傳》的簡略形式見於《荀子》《列女傳》《風俗通義》[285]。
總體來説，由於出土文獻的實物參照以及與其他早期文獻互見的考辨（如《韓詩外傳》），《説苑》中的材料主要是先秦文獻這一結論基本可以得到證實。如阜陽雙古堆漢墓出土簡牘，性質上與《説苑》《新序》基本相同。其中一號木牘可辨識的三十六個篇題中，有三十三個見於《説苑》；二號木牘可辨識的三十個篇題中，有十八個見於《説苑》；《説類》簡清理出與傳世文獻互見的五十五章中，有三十二章見於《説苑》。僅以這些片斷推測，《説苑》這一類型的材料至遲在文帝時期已經在各諸侯王府之間流傳，其出現至少要在漢初之前。若再輔以上述直接或間接的證據，《説苑》所録的幾條《詩傳》是西漢以前甚至是戰國古《詩傳》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正如前文所論，《説苑》所録的引《詩》解《詩》資料在特點上與漢代《詩經》學基本一致，若其年代在西漢之前，那麽它們就是漢代《詩經》學的上源文獻，對於漢代《詩經》學源流的研究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