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詩的起源

丁邦新

丁邦新，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系。原載《國學研究》第6卷，1999年11月。

七言詩的起源已經有許多人討論過，現在只略舉幾種説法稍作説明：

1.王力（1958：14—15）提道：“至於七言詩，也有人説是始於西漢，相傳《柏梁詩》是漢武帝和群臣聯句。”又説：“七言詩的起源，似乎比五言更早，至少是和五言同時，這是頗奇怪的一件事。”因爲一般人都認爲七言詩比五言詩晚，如果七言更早，自然覺得奇怪。

2.勞榦（1985：77—94）從漢代木簡中的一首七言古詩推斷七言詩的起源，結論認爲：“詩經體之根據地在北方，發展後之形成爲五言詩；楚辭體之根據地在南方，發展後之形成爲七言詩。”程毅中（1992：48—57）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爲“七言詩的形成與楚歌有直接關係”。

在這篇短文裏，我想增加幾點語言學的證據來説明七言詩源於楚辭楚歌，形成的時期當在漢代無疑。

一《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問題

一般討論七言詩起源的人都引述《柏梁臺》詩，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從校勘和音韵的角度討論它的著作年代。原詩如下：

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才。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鐘擊鼓聲中詩。宗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禄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清讞决嫌疑。太僕曰：循飾輿馬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曰：乘輿御馬主治之。大司農曰：陳粟萬碩揚以箕。執金吾曰：徼道宫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盗賊天下危。右扶風曰：盗阻南山爲民灾。京兆尹曰：外家公主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柱枅薄櫨相枝持。太官令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罘罳。郭舍人曰：齧妃女唇甘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哉。（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六所載《柏梁臺》詩）

根據版本的異同，我認爲有兩句詩的韵字有問題，“三輔盗賊天下危”，“危”應作“尤”；“走狗逐兔張罘罳”，“罘罳”應作“罝罘”。

“尤、罘”兩字是《廣韵》的“尤”韵字，在東漢以前和“之”部字押韵，例如這首詩中的“來、才、哉、時、治、之”等都是“之”部字。但到魏晋之後，“尤、罘”就跟“幽”部字合流，根本不會與“之”部字押韵了。可見《柏梁臺》詩的著成時代不會晚到魏晋，至少也要推到東漢。從别的文獻資料證明，《柏梁臺》極可能寫成於西漢末年（前48—前8）。

漢元帝時黄門令史游所作的《急就篇》中，有相當的部分都是七言，而且每句押韵，與《柏梁臺》詩的情形非常接近。可見在西漢末年時這種詩的形式已經相當流行[232]。

二　西漢初年楚歌的分析

西漢初年有幾首詩歌的著成年代是大家都公認的，無人懷疑是僞作。楚霸王項羽（前232—前202）和漢高祖劉邦（前247—前194）都是楚人，現在來看一看這些楚歌裏詩句的用韵及組織。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項羽《垓下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高祖《大風歌》）

諸吕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寐。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自决中野兮蒼天舉直。於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吕氏絶理兮託天報仇。（漢高祖子劉友楚歌）

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漢武帝《太一天馬歌》）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漢武帝《蒲梢天馬歌》）

瓠子决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漢武帝《瓠子歌》）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零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漢武帝《秋風辭》）

這裏有三點值得提出來説明：第一，歌辭每句押韵，兩句就轉韵一次，大概每兩句是楚歌中一個歌唱押韵的單位。只有《大風歌》是三句押同一韵。另外劉友楚歌的末三句也可以認爲是押同一韵，“財、之”是“之”部字，“仇”是“幽”部字，“之”“幽”通韵在西漢是常見的。《蒲梢天馬歌》四句同韵，到了《秋風辭》，前面兩句一韵，最後四句語氣連貫，也是四句一韵。可見基本上兩句一韵，已經有三句或四句連韵的例子。主要的趨勢是由兩句一韵向三四句押同一韵的方向走。這一種現象和楚辭押韵的方式大致相同，《離騷》兩韵一轉，《九歌》有《東皇太一》一韵到底的例子，但是主要的方式是以兩韵爲一個單位。（見王力1980）

再看漢晋西陲木簡七言古詩：日不顯兮黑雲多，月不可視兮風非（飛）沙，從恣（兹）蒙水誠（成）江河。州（周）流灌注兮轉揚波，辟（壁）柱槙（顛）到（倒）兮忘相加。天門俠（狹）小路彭他（滂沱），無因以上如之何。興（典）章教海（誨）兮誠難過。

這一首詩八句押同一韵，大概押韵的習慣已經漸漸打破兩句一韵的程式開始走向同一首詩都押同一韵的方向了。到了魏文帝曹丕（187—226）的《燕歌行》，全首一韵，已經是大家公認的七言詩了。

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摇落露爲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泪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魏文帝《燕歌行》其一）

第二，從句子内部的組織來説，上録漢初的詩歌每句都有“兮”字，項羽《垓下歌》的前三句“兮”字前後各有三字，但最後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是很清楚的上四下三的句子，因爲“虞兮”二字重複一次，應該是“虞兮——虞兮——奈若何”不大可能是“虞兮虞——兮——奈若何”。這也可以證明從節奏來説，這些歌辭大體都是上四下三的組織，换句話説，“兮”字在句中的作用基本上與前三字相連，例如：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

這種組織和後來七言詩的標準句式是一致的。

漢高祖的《大風歌》句子略有不同，除去第一句“大風起兮——雲飛揚”以外，後面兩句都是上五下三，“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樣的組織一方面讓我們知道“兮”字大概是可以拉長的聲音，另一方面可以知道後面三字是一個小單位。但楚歌並不如此單調，漢高祖的兒子趙王劉友的《楚歌》就不大相同，除第一句以外，其他各句後面的半段都是四個字。到了漢武帝（前156—前87）的《瓠子歌》，只有兩句“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後面是四個字，其餘各句的後半段都是三個字。

從“兮”字前面的字數來説，有三、四個字的，也有五個字的，如“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但從整體的趨勢來看，句式越來越整齊，以上四下三爲主體。在上五下三的句子裏，如果把“兮”字去掉，就成爲七言詩了，例如《秋風辭》：“草木零落（兮）雁南歸……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到了《柏梁臺》詩已經完全是上四下三的句法了。

楚辭裏“兮”在放在句末的可能是早期現象，“兮”字放在句中的有多種句式，但是《九歌·山鬼》《國殤》中已經有許多上四下三的句式。這一點和楚歌的情形非常接近。

第三，從“兮”字的用法來説，整個的趨勢是從多用到少用再到不用。這一點勞榦先生（1985：79）已經明白指出：

故七言詩最初發展時期，應自楚辭變化而來，而其中用兮字或不用兮字，並不固定。但其發展趨勢，則爲漸次用實字以代替兮字。開始爲前數句具有兮字，而後數句删去兮字，再後則爲第一句當保留兮字，而以後各句删去兮字，最後則全部删去兮字。此種删去兮字之詩，當以王逸之琴思楚歌爲最早（王逸爲東漢安帝及順帝時），其辭云：盛陰脩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頽，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减少顔色虧。時匆晻晻若鶩馳，意中私喜施用爲，内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嘆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禄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弃。

我覺得這個看法與現存的資料是符合的。王逸生卒年不可考，他是東漢人，卒年約在126年之後，而比他稍後的張衡（78—139）寫《四愁詩》時第一句還有“兮”字，如《四愁詩》的第一首：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服之英瓊瑶。路遠莫致倚逍遥，何爲懷憂心煩勞。

又如第四首：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泪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爲懷憂心煩惋？

東漢趙曄的《吴越春秋》中，還有一首《河梁歌》也可作爲旁證：

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内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卷一〇）

這首詩的首末兩句都有“兮”字，與《四愁詩》雖不完全相同，形式是接近的。著成時代難以説定，至少可以認爲不晚於東漢。（詳見程毅中1992：51—52）

從以上三點觀察來説，我們可以作一個小結論。漢初的楚歌每句押韵，通常兩句一韵，也有三句一韵的，發展的方向是通篇一韵。句式大體上是上四下三的組織，早期並不一致，有上五下三，也有上五下四的，但漸漸走向整齊的上四下三的句式。句中早期都有“兮”字，漸漸越來越少，只有第一句保留兮字，最後全部全都没有“兮”字了。

三　七言詩的起源

一般都承認曹丕的《燕歌行》是七言詩之祖，也已經脱離了楚調。（見葛賢寧1956：101）我現在想增加一點證據來解釋《燕歌行》和兩漢楚歌的關係。請看下面的比較：

大風起兮雲飛揚。（漢高祖《大風歌》）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雁南歸。（漢武帝《秋風辭》）

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摇落露爲霜，群燕辭歸雁南翔。（曹丕《燕歌行》）

從“大風”到“秋風”，“雲飛揚”到“白雲飛”，“草木黄落”到“草木摇落”，“雁南歸”到“雁南翔”，任何人都要承認這三首歌行的前幾句有辭意沿襲的現象，他們三位都是皇帝，這樣前後的雷同一方面顯示了皇帝的氣象，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證明了七言詩從楚歌脱胎换骨的現象，從有“兮”到没有“兮”的走向。

回頭看一看以上討論的詩歌，我相信七言詩是從楚辭楚歌演變而來，應無問題，形成的時代在西漢之末東漢之初。《柏梁臺》詩如果如逯欽立（1948）所説，作於元、成之際（前48—前8），而《急就篇》也寫成於漢元帝時，到王逸的時代前後一百五十年的光景正是七言詩的形成期。

如果五言詩形成於東漢，那麽七言詩的形成很有可能比五言詩略早。七言詩從南方的楚辭楚歌演變而來，和在北方形成的五言詩地域不同，加上漢朝開國的君王是楚人，那麽七言詩比五言詩略早，也自有其理由。

（本文曾在1998年3月21—22日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趙元任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舉辦之第五届研討會上宣讀。付印前承蔣紹愚教授賜閲，並有所諟正，在此致謝。）

引用書目

王力《漢語詩律學》，新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

王力《楚辭韵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勞榦《漢晋西陲木簡新考》，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27，1985年版。程毅中《中國詩體演變》，中華書局1992年版。

葛賢寧《中國詩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年版。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晋南北朝韵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册，1958年版。

TING Pang-Hsin（丁邦新），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Reconstruction on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eotry（魏晋音韵研究），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65，197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