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研究方法

做地名研究，传统的文献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描写法、统计法等是少不了的。但从文化语言学视域研究北京地名，只依靠传统的方法肯定无济于事。游汝杰（1993，8）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语言学，凡解释性学科都必须利用多种学科的知识，来研究和解释所谓‘本体’。中国文化语言学提请人们注意研究语言的人文因素和文化内涵。它认为语言不仅是一种纯形式的符号系统，而且是文化代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如果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形式或内部结构，那么就不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语言的本质，要解开语言之谜还必须有别的多种人文科学参与。……上述情况说明，我们可以利用别的人文科学的知识来解决语言学的有关问题，同时语言学在解决临近学科的有关问题上也可以大显身手。”

对解释学（hermeneutics）有所了解的都知道，解释学又译释义学、诠释学，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解释学认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构成一个个“有意义形式”，成为在种种符号中固定化了的生命表现，理解和解释这些现象，就是要把握符号创造者的精神世界，使隐藏在符号中的意义显现出来，使其中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语言不是人精心构造起来表达先已存在的思想的人工媒介，它是人类心灵过程的外在化形式，它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同人类精神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不可分割，要理解和解释语言就必须深入到人的精神活动中去，通过“重新体验”而揭示语言形式背后的“内在的东西”即“意义”。但解释学与文化语言学同中有异，不同之处在于：第一，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遍及所有人文学科甚至整个世界，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语言；第二，解释学所要探究的“意义”几乎是无所不包的，文化语言学只限于揭示语言中蕴藏的文化内涵；第三，解释学的目的是研究和解释各种人文现象，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而文化语言学的目的是研究语言，是把文化学引进语言学的语言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事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尝试过不少研究方法，如对比法、投影法、文化结构分析法、文化心理分析法（陈建民，1989）；实地参与考察法、共层背景比较法、整合外因分析法（邢福义、周光庆，1990）；文化镜象法、文化参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传统阐释法（申小龙，1990）；文化符号解析法、文化思维认同法、文化背景考察法、文化差异比较法、文化心理揭示法（戴昭铭，1996）；但苏新春（2006）只认同文化参照法、阐释法、描写法这三种。

在上述所列诸种方法中，我们拟采用描写法、阐释法、实地参与考察法、共层背景比较法、整合外因分析法以及微观层面的文化符号解析法、文化思维认同法、文化差异比较法、文化心理揭示法、文化参照法。

描写法是指对语言现象要有细致、详细、全面的了解，最好是在对语言现象细致把握的基础上，还能作出量的说明。强调描写方法，可以避免“定性”的滥用。

阐释法是指对语言结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说明，把隐匿、依附、蕴含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民俗、观念、道德、思维、物质、自然（象征物）等文化因素及文化意义揭示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解释与描写是形成不同学术范型的根本区分点，但不能绝对化，因为描写之后需要解释，解释需以描写为基础。

实地参与考察法，是社会学常用的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城区建设迅猛发展，城镇由于城市化也加速推进，导致很多街巷、村庄消失。为了保证数据真实可靠，应该对不确定的地名信息进行实地调查。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了如下一些问题：第一，地名的书写不一致，如：老街牌写作“烂缦胡同”，水泥柱上的新街牌写作“烂漫胡同”；第二，地名标牌的普通话音与北京音不一致，如前门附近的“大栅栏”，街牌的标音为普通话音“dàzhàlán”，北京人读作“dàshilànr”；第三，可能是拆迁的缘故，一些巷子连不上序号，如“爱民×巷”缺“爱民二巷”，“北礼士路西×条”只剩下“北礼士路西四条、北礼士路西六条”，“福长街×条”只剩下“福长街四条、福长街五条、福长街六条”等等。

共层背景比较法、整合外因分析法特别适合用来研究北京地名系统，地名发音的历史叠加因素，语言接触的影响，方言混合的影响等等。共层强调可比性，整合外因强调对事物影响的复杂性。无论是对语言历史的研究或语言现状的理解，都必须紧密结合说这种语言的人民的文化历史背景加以论析。

文化符号解析法，是说语词作为语言结构体系的单位，其原初是语言符号而不是文化符号，其功能是表述概念而不是建构文化。如表述北京风俗的语词，潜移默化地渗透于社会生活之中，通过入乡随俗和世代传承，成为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这个最初用来表述概念的语言符号就成了语言文化符号。这样的风俗词语，有些是用于指称因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类词语，有些是用于指称因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不同（称之为“俗”）类词语。

文化思维认同法。“文化思维”是指具有类型性的人类群体在文化建构中表现的倾向性思维。如果能够结合对民族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分析来认识本民族的语言结构，就可能获得对民族语言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这里的“结合”就是认同，即既从民族文化思维出发分析语言，又使语言分析落脚于对民族文化思维的分析。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语言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

文化差异比较法，是通过对不同民族的语言在结构上和使用上的差异的研究来揭示产生差异的文化根源的方法。如青海省的专名得名于境内的青海湖，而青海湖的表述是两种方言混合形成的。第一层，“湖”是青海的通名；第二层，“海”是青的通名。在此结构中，“湖”与“海”同义，但不是一个系统中的同义词。因此，我倾向于是两种语言而不是两种方言。文化语言学继承洪堡特关于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关系的学说，认为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式的结合极为密切，因而把分析不同民族文化精神上的差异作为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差异的原则性方法。

文化心理揭示法，是对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使用中所隐含的心理机制进行分析和揭示的方法。大量雅化的北京地名，都可以对其改名的文化心理予以分析和揭示，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燕家台为避免被皇帝侵占，临时改叫“晏驾台”。

文化参照法，指的是把语言与文化比较、对照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如：从历史地理中的行政区划看汉语方言的分区；从汉民族的心理思维特征看汉语语法的基本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语言学是属于研究语言个性的学科。文化参照法是中国文化语言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它要求把汉语与汉文化相互参照起来进行考察。文化认同是中国文化语言学追求的最高理论目标，它寻找汉语的结构和组织规律与汉民族文化精神之间的共通之处。以此考察北京地名中的谐音改名现象或讹传定名现象，地名的组织结构与地名所传达的认知取向和价值取向，不少是扞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