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和人文主义

西欧14—16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从经济上看，13世纪末14世纪初，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蓬勃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给落后的中世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了强大的历史推动力。从政治上看，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兴资产阶级，不满意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产生了反对封建贵族阶级、僧侣阶级的强烈的政治愿望和要求。可以说，当时欧洲的经济发展、政治形势等方面的要求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起到了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此时发生和获得发展，也是其文化上独特因素强劲作用的结果。

第一，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的出现及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新文化氛围的形成，对文艺复兴运动在封建中世纪的内部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不仅给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同时，欧洲城市还为当时的人们馈赠了热爱新文化或对新文化感兴趣的宫廷。

第二，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在中世纪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了12世纪初期，中世纪最早出现的大学有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法国，巴黎大学在12世纪中叶也初具雏形。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欧许多国家也纷纷成立大学，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的牛津大学（11 67年）、剑桥大学（1209年），法国的图卢兹大学（1229年）、蒙彼利埃大学（1289年），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1222年）、那不勒斯大学（1224年），西班牙的帕伦西亚大学（1212年）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大学（1290年）等。至1500年时，欧洲实际存在的大学近80所。它们活跃了当时的思想文化生活，并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提供了人才和思想基础。

第三，在对神学的深入研究中导致了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出现飞速进展。教会鼓励天文学研究，最初的动因是当时的宗教学者要证明上帝和天堂的存在。但是，随着人们对天体奥秘了解得越多，上帝和天堂的存在之合理性就越受到质疑，天文学愈来愈变成了一门独立科学。在论证上帝及与之相关的事物相联系（如天使的体积和重量、天堂的构成及形状、基督的法力和炼丹术的神奇等）的过程中，数学、物理学、化学逐渐从神学的附庸变成了真正的科学。这一切，无不又促使着反神学文化氛围的形成。

第四，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内部出现了变革力量。例如，马丁·路德（1483—1546）就是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位在宗教内部对神学教条进行怀疑和反抗的杰出思想家。他在修道院因讲《圣经》课程而对封建教士们的说法发生了怀疑。他认为，上帝的本质是“善”和“爱”，是“爱”和“善”的“福音”；信徒不必通过祭司、教士和教会主持的圣礼，只凭自己的信仰就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而人只要有了信仰，就会自动行善避恶，遵守上帝的诚命。甚至在教会内部，有些身居高位的僧侣，如著名的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教皇庇护二世（1405—1464）和尤利乌斯二世（1443—1513）等，也都是在宗教内部进行改革的人物。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人的思想解放和理性的发扬，推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

同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此时产生，也与历史为其提供了大规模兴起和发展机会的几个事件密切相关。

事件之一在于欧洲大瘟疫的出现。1347年，一场致命的瘟疫使占欧洲三分之一的人（2500万）死去。这场瘟疫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上帝万能论的动摇及其人生问题的反思，从而成了人们思想解放的契机。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伽丘亲身经历了这场瘟疫，在小说《十日谈》中，不仅对其可怕情景做了真实的描写，而且也暗示了这场瘟疫所造成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有些人以为唯有清心寡欲，才能逃过这一场瘟疫”；“也有些人的想法恰巧相反，以为唯有纵情欢乐、豪饮狂歌，尽量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什么都一笑了之，才是对付瘟疫的有效办法”。

事件之二是古代文化典籍的重新发现。1453年土耳其人攻进拜占庭，大量的古代文化瑰宝横遭破坏，散失在外。人们发现，在古代的希腊人那里，就已经有了对人自身的丰富的认识：人是自己的主人，长期以来被宗教僧侣作为绝对真理所信奉的上帝并不存在。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能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人们感到，既然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人尚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使自己能够像真正的人那样生活，那么，新的人类也一定能够生活得更加符合人的本性。这样，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必然要导致对神的力量信仰的淡漠，对人自身的肯定。

事件之三是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海的成功。哥伦布在1492年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线；瓦斯科·达·伽马在1498年首次开通经非洲直达印度的航线；麦哲伦与同伴在1519—1522年完成了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的成功，更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要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必然要与阻碍其发展的封建制度发生尖锐的冲突。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可避免。

正是当时历史文化的原因和现实的机遇，才使得欧洲中世纪文化中所包含的人的向上精神和人的情感要求进一步发展成了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核心是与宗教神学对比意义上的“人”。与“神本主义”针锋相对，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与之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男女可以依据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6]人文主义的内涵包括：肯定个人的情感、欲望的合理性，反对禁欲主义。这就是说，人本首先是个人之本。个体性的人之本是理解人本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从肯定个人欲望、情感出发，人文主义者把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当成了最重要的两大任务。

二、文艺复兴文学发展的历程

文艺复兴运动最早是在意大利发端的。意大利人弗兰西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被称作“人文主义之父”。他最早喊出了“人不认识自己，就不能认识上帝”的革命性话语。他年轻时代对少女劳拉的爱情，与但丁对少女贝阿特丽采的经历极为相似。他的抒情诗集《歌集》作为其最优秀的作品，虽然包含一些富有激情的政治诗，但主要都是与劳拉有关的爱情诗篇。他在用40多年的时间写作的300多首十四行诗中，以感人肺腑的浓情、丰富多彩的笔墨，描绘劳拉的形体美、气质美和内心美，大胆表现对劳拉的思念，歌颂美好的爱情，抒写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彼特拉克写作时，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从而客观上显示出了对冰冷死寂的神权世界的对抗。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既是彼特拉克的好友，也在思想上与彼特拉克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他一生写作了传奇、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以及小说、论文等众多作品。他同但丁、彼特拉克等人一样，很早就有了爱情的体验。“他把他的早期作品都奉献给青年时代的情人‘菲亚美达’；并且在带有自传性的作品中追叙了他在教堂中初次遇见菲亚美达，一见钟情，二人以后热恋的光景。……学者们向来认为这位在创作生活上给予薄伽丘很大影响的菲亚美达，就是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玛丽亚。”[7]青年时代的薄伽丘曾经在那不勒斯宫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比较开明，又聚集着许多见多识广的人和带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学者，对他影响较大。他的第一部比较成熟的长篇小说《菲洛哥罗》，写的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姑娘和一个青年异教徒的爱情故事，表现了爱的激情与胜利。书信体小说《菲亚美达》把一个失恋少妇内心世界的种种心理感受，激情和渴望、幻想与痛苦表现得极为感人。薄伽丘生活的时代，尽管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还起作用，“但他所叙述的放荡行为也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当时“对于男子和其他妇女的关系，社会上却不以此看作男子本人的污点，只要他不和一个出身低贱的情妇结婚以至有辱家声即可。佛罗伦萨的男人只要机缘凑巧，就会和妇女谈情说爱，而这些机会倒也并不稀罕。他们热情发泄的对象往往是家中的女仆和奴婢，虽然和城内以及郊区的较低阶级的妇女发生关系也是常见的”[8]。

薄伽丘的代表作《十日谈》别称《笳略托公子》。虽然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夸大了在显贵家族内部风流事件和私通行为的程度”[9]，也有人指责薄伽丘作品中充斥着过多的赤裸裸的低级描写。但是他所描写的修道院里的偷情、贵族府第的通奸、市民家庭中的“红杏出墙”以及性的启蒙、性的欺诈、爱的机智、爱的圈套等，无一不是表明着个人情欲和欲望的合理性，显示着他对个人情感欲望的肯定。纵观《十日谈》中的全部故事，可以说，作者最初创作的缘起，就是为了“纵谈风月”。但正是这样的描写，表现出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巨大思想意义，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他对教士、修女不满，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性爱欲望和性爱行为，而是这些人的欺骗行为和言行不一。有这种要求，但却压抑它、扼杀它，或用欺骗的手段来满足它，在薄伽丘看来才是不正常的，才是反人性的。第一天故事第四，第三天故事第四、第八、第十，第四天故事第二，第七天故事第三，第八天故事第二、第四，第九天故事第二、第十等，表达的就是这种思想。相反，敢作敢为，毫不隐瞒对人的本能的追求和欲望的宣泄，尽管耍些不道德的小手段，薄伽丘也认为是合理的。第二天故事第十，第三天故事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五天故事第四、第十，第六天故事第七，第七天故事第一至十，第八天故事第八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反映。第二天故事第十中，法官理查的妻子之所以不再回到老丈夫的身边去过体面的生活，心甘情愿跟随海盗帕加尼奴做夫妻，其根本原因是法官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在“绿鹅”这个小插曲之后，作者公开出面宣称：“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出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那班批评我的人可以闭口了；要是他们的身子里缺少热血，那么就让他们冷冰冰地过一辈子吧。……让我利用这短促的人生，追求自己的乐趣吧。”可以说，薄伽丘更多的是从肯定个人情感和情欲的角度来反抗神学体系的不合理的，这才是他创作的真正动机。

不仅意大利早期具有人文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如此，其他国家的作家也表现出了与之类似的艺术价值取向。英国作家杰弗利·乔叟（1340？—1400）出身于伦敦市民家庭。他在创作之初所写的作品《公爵夫人之书》表现了中世纪的“爱情幻景”与悼亡诗歌的结合。他的叙事长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显示了作者如何把中世纪诗歌的“情爱律”发展到了一个顶点的才能。特洛伊罗斯对爱情的执着与向往，以及受爱情折磨的心理过程，均表明了它已经不是古希腊人的心理感受，也不再是中世纪欧洲人的典雅爱情的再现，而是受觉醒了的情欲制约的结果。克瑞西达富有、漂亮、温柔、妩媚、多情而又意志薄弱、见异思迁，完全屈从于情欲的支配。作品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克瑞西达的舅舅潘达勒斯也是个滑稽、淫荡而友善的人物。作家在这里并没有突出的指责任何人（包括克瑞西达），显示了乔叟看重情感作用和觉得情感难以捉摸的写作心理。而看重情感自身的作用，包括情感的执着、情感的善变、情感的无常等，说到底，仍是文艺复兴运动初期从人的感情层面上考察人的思维模式的反映。在他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就更明显。尽管这部作品中包含着很多讽刺宗教僧侣的文字，但是，对于市民阶层纵欲抱着欣赏的态度津津有味地加以描写，肯定主人公用种种手段达到肉欲的满足和爱情的实现，仍是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其中“武士的故事”“磨房主的故事”“巴斯妇的故事”“商人的故事”等，就显示出了与薄伽丘创作相同的心态。

由此可以看出，在彼特拉克、薄伽丘和乔叟等文艺复兴初始时期作家的笔下，快乐的青年、聪明的少女、机智的寡妇，甚至那些上帝的使者们如修士、女修道院长、游方僧等，都在用自己的聪明、智慧乃至狡黠张扬着人的本能欲望和人性要求，从而构成了与死气沉沉的“天国”相对立的、充满着“情”和“欲”的生机勃勃的人的世界。

这种角度对神学教条和神学体系的冲击极有力量，但也很快暴露出了肤浅：人的情感欲望和人的理想之间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新起的作家发现，如果只有情感欲望要求而没有远大高尚的理想与之匹配，情欲就会流于放纵。有鉴于此，16世纪以后的人文主义文学家们，便用巨人式形象的塑造逐渐取代了早期单纯的对“人性快乐”的感性层面的讴歌，从而使对人的认识再一次走向深化。

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是第一个成功地描写人的巨人形象、展示巨人风采的。他自己也是一个通晓医学、天文、地理、神学、数学、哲学、文学、教育、法律、音乐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文字的人文主义巨人。他受民间故事启发创作而成的长篇小说《巨人传》，用象征的手法，第一次为人们塑造出了两个无论在躯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高大雄硕的巨人典型。这是欧洲近代文学中，人的形象首次顶天立地地屹立在神面前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在充满寓意的描写中，他强调了雄硕的躯体与人的巨人精神和伟大情感相平衡的机制。卡冈都亚身材高大，一出生便要喝17000多头母牛的牛奶，便要用12000多尺布做衣服。这种夸张的描写，实际上建立起了他后来之所以具有高远的眼界、巨人式的精神的载体。例如，卡冈都亚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厌恶中世纪繁琐哲学，渴望“德廉美”式的理想国，就达到了躯体与精神情感的平衡。他的儿子庞大固埃进一步表现了躯体与情感精神的高度平衡。他不仅躯体高大，而且精神世界更为成熟，“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成了十全十美、毫无缺陷的人，不管在品行、道德、才智方面，还是在丰富的实践知识方面。可以说，拉伯雷正是用《巨人传》的创作，为人类塑造出了两个躯体和情感合一的巨人形象，从此，人的形象顶天立地地站在了神的面前。这种描写，实则在对人的认识上，跨过了早期人文主义作家单纯从个人感受的情感层面去认识人的局限。“人”在拉伯雷的笔下带有了人类的普遍性特征，是人类共有经验的抽象。这样，拉伯雷对人和人性的赞美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的品格，超出了狭隘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范围而反映了人类的共同愿望。

在描写巨人形象、展示巨人风采方面，英国戏剧领域的杰出代表“大学才子派”作家们，是继承和发展这一主题的成功群体。克里斯托弗·马洛（1564—1593）在他的十幕悲剧《帖木儿》中，“再现这个东方征服者的生活道路的时候，便把帖木儿描绘成了一个追求无止境的世界霸权的巨人式的人物”，马洛“满怀热情地、用充满了激情的语言在描写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物”。[10]

西班牙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虽然因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而缺乏典型性，但是在当时的主要文学领域中仍然体现出了与法国、英国文学相同的对人认识的意蕴。比较一下中世纪的骑士小说和16世纪初出现的骑士小说，这两种骑士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尽管都是英雄，都有超人的本领和都建立了骄人的功业，但是，早期的骑士小说主人公英雄气概的来源，更多是上帝和宗教的启迪，是对宗教的责任和信仰虔诚的结果，而在16世纪出现的西班牙骑士小说中，对宗教的虔诚往往被对贵夫人的爱恋所取代，一切出生入死、建立武功的动力均来源于爱情。另一个区别在于，中世纪鼎盛时期骑士文学中的主人公，他们战无不胜的魔法均来自于上帝的赐予，而西班牙16世纪出现的骑士小说中的主人公的魔力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的武艺高强。“火剑骑士只消把手一挥，就把一对凶魔恶煞似的巨人都劈成两半。”这样，对爱情生活的追求与自身具有强大的巨人式力量的结合，就使得西班牙此时出现的骑士小说不自觉地具有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一些特点。后来出现的“流浪汉小说”和作为西班牙文学“黄金时代”代表人物的塞万提斯的创作，则是自觉表现这一时代要求的典范。“流浪汉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无名氏的《小癞子》中的主人公小拉撒路，实则就是一个生活在下层社会中的特殊“巨人”。他虽然地位低下，遭遇悲惨，但是却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智慧，靠狡黠和欺诈最终摆脱了厄运，过上了较为优裕的生活。这部短短的小说还表现出了一种趋向，即对优裕生活的追求是与个人的才智联系在一起的。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同名主人公，尽管以三次荒唐的“游侠”经历闹出了种种笑话，但是他所具有的高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对众多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都表明他同小癞子一样，不再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上帝的羔羊，而是行动着的时代巨人。

对人文主义文学具有开创之功的意大利文学，在16世纪也显示出了描写巨人情感和巨人风采的特点，反映出了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的深化。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的传奇体长诗《疯狂的罗兰》，就通过主人公罗兰表现了狂热的爱的激情和他坚忍不拔的寻找行动及对爱的执着。另一个著名作家托夸多·塔索（1544—1595）在叙事诗《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也以歌颂的态度塑造了所谓的基督教英雄高弗莱多等人。

如果说，拉伯雷开始形成的创作价值取向标志着对早期人文主义作家认识的发展，那么，到此时的欧洲人文主义文学就具备了两个方面主题：一是歌颂以人的本能要求为核心的“人生欢乐派”；一是以展示人的躯体、歌颂人的能力为核心的“巨人风采派”。但两类主题的合流也已经不可避免，即将肯定人的情感欲望与展示人的巨人风采相结合，从而开始在二者的平衡中寻求深度人性特征的新阶段。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创作，就是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并做出新的发展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