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

一、生平与创作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547—1616）生于马德里附近的一个破落的乡村医生家庭。由于家贫，只读完了中学。1569年，作为红衣主教阿括维瓦的侍从来到意大利，有机会接触了许多文人学士，阅读了众多的拉丁文经典著作和意大利优秀作品，还游历了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等名城。1570年，塞万提斯满怀爱国热情，参加西班牙驻意大利军队。当时土耳其向地中海沿岸的天主教国家发动了武装进攻，地中海沿岸一时间战云密布。1571年，塞万提斯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参加了著名的雷邦多海战，激战中身上受到三处枪伤，最后左臂残废，被称为“雷邦多独臂人”。1575年9月回国途中，被土耳其海盗俘获，押至阿尔及尔。因其带有联军统帅的推荐信，海盗便向其家属索要高额赎金。处于贫困境地的父亲无力筹措这笔巨款，塞万提斯只得在阿尔及尔服了五年苦役。其间曾数次组织逃跑，但都没有成功。每次逃跑失败后，总是主动承担责任。他的光明磊落的品德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受到了同伴的敬重。直到1580年10月，他才被亲友赎回。

归国后，他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以卖文为生，于1582年发表作品。他不仅写小说，也为剧场写剧本。此时重要的作品有田园小说《伽拉苔亚》（1585）、剧本《努曼西亚》（1585）。《努曼西亚》取材于西班牙古谣曲，写努曼西亚城人民英勇抗击罗马侵略者的故事，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宁死不屈的高贵品格。由于无法维持生活，塞万提斯不得不于1587年去塞尔维亚做军队征粮员。他生性耿直、秉公办事，得罪了一些乡绅权贵。他曾因向主教征收粮食以弥补由于旱灾使人民无法交纳的份额而被教会驱逐出教，也曾被贵族诬告“非法筹粮”而入狱。获释后在格拉那达任收税员，因储存税款银行倒闭亏欠公款，再次入狱。1602年还因“账目不清”被关押过。个人的坎坷经历使他有机会走遍城乡，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进一步认清了西班牙王权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和宗教势力的残暴，体验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和痛苦。

塞万提斯在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坚持写作，1605年，他在监狱中开始构思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第一部完成出版。小说受到热烈的欢迎，当年就再版5次。1613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惩恶扬善故事集》，包括《吉卜赛姑娘》《玻璃博士》《大名鼎鼎的洗盘子姑娘》等12个短篇作品。这些作品极富于现实主义精神，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广泛地反映了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塞万提斯曾为此而自豪，说这是“第一部用西班牙语写出的短篇小说”。有人因此称塞万提斯是“西班牙的薄伽丘”。他的作品还有长诗《巴尔纳索神山瞻礼记》（1614）、剧作《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集》（1615）等。1614年，正当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第二部时，有人化名阿隆索·费尔南德斯·德·阿维利亚纳达，出版了一部伪造的续篇，歪曲作家原意，内容低劣荒诞。塞万提斯为了还击，于1615年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二部。1616年他完成最后一部小说《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荣达历险记》后，不久因水肿病逝世于马德里。

二、《堂吉诃德》

长篇小说《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据说小说是在狱中最初构思的，作家最初的写作宗旨是“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然而，小说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对骑士文学的嘲讽和攻击，而成为真实全面反映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封建社会状况的著名作品。

小说共两部，主要叙述了拉·曼却地方的穷乡绅吉哈达因阅读骑士小说入了迷，企图仿效古代游侠骑士外出漫游，并改名堂吉诃德·台·拉·曼却，还物色了邻居桑丘·潘沙做侍从。这部巨著围绕主仆二人游侠冒险的经历，从贵族的城堡到外省小客栈、从市镇到乡村、从平原到高山，展现了一幅完整的生活画卷，广泛地反映了17世纪初期西班牙社会的现实。

小说深刻地揭露了西班牙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和当时社会的黑暗，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当时的西班牙是封建专制王朝，“也就在这个时代，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宗教压迫下，西班牙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缓慢。作品显示，官僚们贪污纳贿，教会借“神圣友爱团”拦路打劫。下层人民不是缺衣少穿，就是被当成土匪和强盗，“二三十个一起挂在树上吊死”。小说关于公爵城堡的描写，集中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实质：公爵夫妇闲得无聊，不惜耗费巨资以捉弄堂吉诃德主仆解闷。乡下财主举行婚礼，盛宴铺张豪华，到了“酒池肉林”的地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桑丘就是因为贫困才不得不跟堂吉诃德外出冒险。这样的社会诚如堂吉诃德所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世”，是“可恶的时代”。

作品曲折巧妙地宣扬了人文主义思想，并通过主仆二人形象的塑造揭示了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同广大农民之间的独特关系。作家展示了封建社会的丑恶，通过堂吉诃德之口流露出要建立没有剥削压迫、世风淳朴、人人平等的“太古盛世”。这一思想是与当时人文主义者们借用古希腊罗马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期演出历史的波澜壮阔的新场面的努力相一致的。小说热情地鼓吹自由，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主张爱情自由，认为只有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婚姻才是幸福的等思想，也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精神，是人文主义思想原则的体现。与此同时，在堂吉诃德主仆关系的背后，作家也客观地表现出了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同农民之间关系的一些特点。堂吉诃德的游侠冒险离不开桑丘，如同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反封建也离不开同盟军农民一样；而人文主义者瞧不起人民群众的弱点在堂吉诃德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他常常骂桑丘是“蠢货”，不让桑丘同他一起冲杀，一味企图以自己的力量来解救芸芸众生。正是在这些荒唐情节的背后，显示出了人文主义者与当时农民关系的特性。

这部小说中共出现了包括社会各阶层将近七百个人物，有贵族、教士、商人、地主、市民、士兵、农民、囚徒、强盗、妓女等。在这众多人物中，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形象熠熠生辉，最为引人注目。

堂吉诃德是一个身穿古代甲胄、将幻想当成现实的喜剧人物，同时又是受到历史嘲弄的悲剧英雄。他的性格矛盾而复杂，可笑又可爱。在这一形象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两方面的特点。

一方面，他陷于幻觉，发疯胡闹。他读骑士小说入了迷，失去了理智，把幻想当成现实，做出了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情。可以说，在幻觉中建立伟大的骑士功业构成了堂吉诃德行侠冒险的历史。他满脑子都是骑士小说里描写的那套古怪的东西，带着幻想中的骑士狂热，把风车当巨人，把乡村穷客店看成豪华的贵族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成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成军队，做出种种发疯胡闹的举动。作者通过这些行为的描写，着重展示了这一形象性格中的喜剧性特征。他所侍奉的骑士道本是11世纪流行的封建经济制度的产物，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在军事上的运用早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可是，在资本主义业已兴起的时期，犯了时代错误的堂吉诃德却要在现实生活中恢复已过时了的骑士精神，企图用骑士的那一套来“匡正时弊”，因而使他成了一个夸张、滑稽的喜剧性角色。结果，他的一系列“英雄壮举”不仅使他在游侠中饱受皮肉之苦，也给他人带来了麻烦和灾难。他的善良动机得到的却是危害人的恶果。

但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又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喜剧性角色，在他身上还有高于时代、超于常人的英雄品质。其一，他行侠冒险的出发点和目的是要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其宗旨不是封建骑士的“忠君、护教、行侠”，而是要扶危济贫、匡正时弊、改革社会；他不是现存制度的维护者，而是一个改革者；他不是要为任何一个封建领主效劳，而是要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黄金时代”，亦即建立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罪恶、人人平等、不分“你的”“我的”的世界。其二，堂吉诃德在游侠冒险的荒唐举动中，也体现出了美好的品质，例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勇敢、善良和正直的品格，以及对爱情、友谊的忠贞等。这些品质使他高于当时的一般常人。其三，堂吉诃德还具有渊博的学识和人文主义思想。书中交代，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的谈吐应答都十分高明，见解高于周围的人。他懂好几种语言，对历史、文学、美学、翻译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他熟悉古希腊罗马文化、熟悉《圣经》，说话总是引经据典，具有远见卓识。这一切使他显示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风采。所以，他的失败又使之成为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即他的严肃思想不为时代所容。他在行侠冒险中的游侠狂热和崇高理想的奇妙结合，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总之，堂吉诃德形象两方面特征的有机结合，使他既可笑又可敬，既滑稽又严肃，既是喜剧人物又是悲剧人物。他是在西班牙严酷现实下一个以特殊方式宣扬人文主义思想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的矛盾性既无情地讽刺了骑士文学，又巧妙地赞美了人文主义思想，体现了时代精神。

桑丘·潘沙是一个以侍从身份出现的西班牙贫苦农民的典型。在他身上，既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也表现出了小私有者的心理特点。

作为一个贫苦的农民，桑丘一家的悲惨遭遇正是西班牙广大农民悲剧性命运的写照。桑丘家一贫如洗，他给人当长工。因为贫苦，儿子不能上学，女儿嫁不出去，挨饿是家常便饭。然而作为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形成了他性格中极为注重实际的特点。在游侠过程中，他曾不断地把主人从幻想拉回到现实中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桑丘纯朴、善良、乐观、幽默、风趣，说起话来就是一连串的民间谚语和俗语，表现出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他准确地判明了公爵故意布置的疑难案件，办事公正廉洁。他对堂吉诃德真心实意，尽管历尽风险，仍不愿离开他。这一切都显示了桑丘形象塑造中的高度人民性。

但桑丘也有小生产者的弱点，他贪图便宜、狭隘自私、胆小怕事。例如在主人进行冒险时，他总是躲得远远的，怕危险落到自己头上；而在主人打败对手时，他就毫不客气去收取“战利品”。特别是小私有者的自私心理使桑丘有时也变得有些疯疯傻傻，如他时刻忘不了主人许诺给他的海岛，幻想成为一名总督。在跟随堂吉诃德游侠中，他也做过一些蠢事。这些都增加了桑丘形象的喜剧色彩，在可笑中显示出了可爱。作家虽然对桑丘的弱点进行了善意的嘲讽，但在这个形象中主要是热情赞美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作家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堂吉诃德》在欧洲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总结了中世纪以来长篇叙事作品的成就，奠定了近代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其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也是十分突出的。

这部作品是一部戏拟骑士小说而写成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家有意识地把主人公的活动处处与骑士小说的有关情节联系在一起，结果，作品达到的效果是在主人公的发疯胡闹中，用夸张的手法无情嘲笑了骑士小说和骑士精神，既“微笑地结束了西班牙的骑士文学”，又体现了符合时代精神的人文主义思想，显示了强烈的批判倾向。不仅如此，说它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还在于作家发扬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以堂吉诃德主仆二人游侠冒险为主要线索，又使一些次要人物的活动和社会场景大交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的社会生活和矛盾斗争，使小说成为当时西班牙社会的一面镜子。

小说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十分成功。作家运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堂吉诃德和桑丘。从外形看，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个总是哭丧着脸，一个经常笑眯眯，一个骑瘦白马，一个骑胖灰驴。从心理特征上来看，一个耽于幻想，一个注重实际。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作为两个艺术符号，它们分别承载着当时西班牙人文主义思想家和农民群众两种社会力量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特征。两者间的对比，实际上是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当时社会关系的真实感悟与刻画。人物之间外貌和肖像的对比，显示了人文主义者与贫苦农民眼界的差异以及形象本身所指代的各自社会集团人数的多寡。主仆身份的对比展示了当时农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历史地位和与之的特殊关系。而性格差异则显示出了人文主义者与农民完全不同的性格心理特征。塞万提斯正是在对当时社会关系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在两个形象的塑造中体现了高妙的对比效应。

小说的语言鲜明、生动、幽默，富于情趣。书中人物的语言合乎本人的身份和教养。作者还大量地运用了民间俗语和谚语，像“闪闪发光的，不都是黄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人共患难，患难好承担”等充满生活经验智慧的谚语，比比皆是。这对后代的欧洲作家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