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集体抗争的空间分布

人们的集体抗议行动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雷同或差异。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空间可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强化群体的团结、忠诚，塑造认同感；反之，集体行动也会受特定空间的地理位置所制约。[47]例如，城市和工业之间存在着空间交叉的特点，工人阶级的罢工大多发生在两种空间的交叉重叠之处；[48]某些非法的、秘密的地下反抗行动常常发生在国家控制的薄弱地带，因为这些地带能够给行动者提供安全保护。[49]“一旦组织的领导层意识到实体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动员潜力，就会制定策略来开发这种环境，扩大动员的潜力”，进而推动集体行动的发展。[50]从空间去观察集体行动，可以更好地启发我们去思考抗争发生的原因和方式、集体身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政治机会为什么会在不同的人群和社区中存在差异等问题。[51]

社会运动的差异性通过空间分布得以体现。米勒在研究美国的和平运动时，详细解释了空间结构是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的动员与遣散、成功与失败的。他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三个城市——剑桥、莱克星顿、沃尔瑟姆——为例，系统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三个城市所发起的集体行动的异同。空间的差异首先影响了各个城市和平运动组织招募成员的方式。尽管和平运动组织采用了一些相同的招募策略（比如在媒体上大力宣传），但是这些组织也选择不同的空间和路线进行示威、游说，动员所起的作用和效果也不尽相同。[52]空间的差异还导致剑桥、莱克星顿、沃尔瑟姆劳动力分布和地方政治机会结构的不同，进而塑造了三地和平运动的行动策略与最终结果。通过对美国波士顿地区和平运动的研究，米勒试图弥补社会运动理论对空间作用和意义关注过少的缺憾，呼吁社会运动的研究者更加注意观察地理空间的重要性。

社会革命的分布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通常情况下，那些以暴力为手段推翻统治者的群众运动主要发生在偏僻的乡村地区。在边远的农村，革命领袖利用空间为他们提供的安全保护、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农业资源，向居住在城市里的皇权贵族发起挑战。[53]中国的农民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革命组织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组织资源有限、武装力量较为弱小，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果断地向江西南部的山区转移，采取游击战的策略，利用山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的优势，保存并壮大了革命队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革命再一次面临考验。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共产党对革命策略作出重大调整，指挥有限的兵力，辗转于西南、西北环境恶劣的地区，成功地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将有生力量转移到了较为安全的陕北地区。不论在江西还是在陕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巧妙地利用了地理位置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在农村发动贫困的农民与地主进行斗争，争取更多的农民加入到革命组织，同时，这些地区也为革命所依靠的物质资源提供了帮助。

骚乱的爆发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罗伯特·贝兹对中部非洲的长期研究发现，政府采取“以牺牲农民利益来确保城市利益”的政策，造成了这些国家的集体反叛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即骚乱和反叛大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在农村，政府强制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低价出售给城市居民；在城市，政府向农业加工企业提供补贴，维持城市居民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54]政府强制干预农业市场具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操纵市场、控制农业，将农民维持在一种贫穷的状态，从而降低他们挑战政权的能力；二是采取收买的办法，实行低物价、高补贴，在城市人口特别是特权阶层中间建立政治联盟。由于这种政策带有明显的掠夺性，长此以往，农民遭受的经济剥削会促使他们联合起来造反。从长远来看，这种政策会带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严重的不平等，从而引发城市的骚乱。出于生存的需要，农村的赤贫人口会选择去大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而有所改变，来自落后地区的农民在城市就业过程中长期处于竞争的弱势，生存危机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结果，这些人成为城市反叛的新兴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