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空间之下利用与构建关系网络

在不同的空间，行动者会利用和建构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的彼此互动，行动者能够制造集体行动。[55]在城市空间，横向的关系网络大大地胜过在农村的关系网络，行动者经常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动员跨族群的运动，但是，跨族群的运动却很难在农村建立起来。此外，行动者还会利用空间建立新的关系网络，为集体行动提供资源。例如，在城市的工厂里，通过日常生活，如居住和流水线，个人之间的关系从陌生到熟知以至于发展到情同手足，工人阶级的关系网络也由此建立起来。

普特南在研究中发现，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比南部的城市经济更发达，民主制度更成功。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比南部城市有着更加密集的社会网络：在意大利北部，民众之间的互助与合作更为广泛，结社的数量更多；意大利南部则相反，人际关系网络较为稀疏。[56]普特南的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空间的差异对社会网络的影响，而且解释了这些网络的空间差异如何影响到政治制度的运作。事实上，社会网络的形成总是需要栖居于一定的空间结构，后者的差异将会导致社会网络的发展和塑造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轨迹，进而影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较之于乡村社会的社会网络，城市地区的社会网络更为复杂——不同的空间结构下，社会联系的网络也会不同，建立在这些社会联系基础上的集体行动也会被赋予各自的特征。

古尔德关于巴黎公社的研究说明了特定空间之下社会关系网络对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失败后，开始征集国民自卫军承担巴黎的防务。1871年，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巴黎公社，并以国民自卫军来抵抗凡尔赛政府军。那时，国民自卫军的组成主要以邻里关系为基础，因此，自卫军的成员不仅拥有正式的网络联系，而且也共享着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前者因征召入伍而产生，后者则因毗邻而居而产生。这种空间上的关联，塑造了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团结、凝聚力以及彼此之间的忠诚，因此，较之于缺乏空间联系的政府军，有着邻里基础的部队坚持战斗的时间更持久，尽管这种邻里基础也使许多民兵“自扫门前雪”，不愿前往居住区以外的空间与政府军战斗。[57]古尔德的“动员学说”挑战了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将法国工人起义原因归结为阶级意识觉醒和阶级团结的研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古尔德发现，建立在邻里基础上的动员比建立在贸易组织上的动员，更能解释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58]事实上，法国工人阶级的自觉和网络已在豪斯曼计划中被切割、破坏，空间联系对当时巴黎的集体行动而言更加重要。

城市“飞地”是影响城市稳定的核心空间。在发达国家，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南美洲城市中的“城中村”（squatter），以及亚洲国家城市的边缘地带，都是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重点区域。在这些“飞地”，聚集着许多赤贫人口，他们有着相似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独特的空间为这些人口发展关系网络提供了便利。由于城市政府的能力有限，公共服务难以覆盖到这些空间，这些贫困人口大多依赖自己的关系网络建立起互助的群体；由于政府在治理上跟不上这些人口的需求，“飞地”成为社会治安的盲点，这就为各种反叛势力和犯罪行为创造了安全的空间保护。在特定空间下形成的封闭式关系网络，成为城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智利贫民窟的反叛演变成全国性的争取居住权的社会运动，成为反对党大选获胜的重要依靠力量。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贫民窟以犯罪和骚乱的形式困扰着城市的管理者。[59]

不同于普通民众发展社会网络的方式，工人阶级主要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工厂）来发展独有的网络。裴宜理在《上海罢工》一书中就细致地考察了20世纪初期建立在社会网络基础上的工人政治。她发现，在当时的上海工厂，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工人群体，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前者主要来自于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他们主要借助于公所和会馆来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相形之下，后者主要来自落后的北方地区，他们主要依靠码头和帮会来维系彼此之间的网络。通过对上述两类截然不同的群体的分析和比较，裴宜理发现，地缘和亲缘关系决定了工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也塑造了上海工人不同的罢工模式。[60]《上海罢工》描述了一幅与西方国家工人政治不同的画面：20世纪初的中国工人的社会网络源于不同的地缘关系；这些关系在不同的空间得以发展；由不同空间赋予的不同社会网络，带来了工人阶级的不同行动模式。

在城市社会中，封闭式居住小区和门禁小区是塑造新型社会关系的又一种常见的空间。在西方国家，社会学家关心的是，那些通过围墙分割的两种居住格局，制造了围墙内部的富裕阶层和围墙外部的贫困阶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为社会反叛行动埋下了“伏笔”。[61]而在当代中国，门禁小区在城市地区同样十分常见，学者们不仅关注这种封闭空间是否会对不平等造成影响，而且关注围墙如何塑造内部空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在这种居住空间中，居住者既有私利，又有公共利益；业主不仅生活在私人家庭关系中，也生活在一定的公共关系中，和物业公司、基层政府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居住空间带来了公共利益——小区业主在物业服务、公共绿地、小区维修基金等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诉求，也面临共同的难题，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业主们经常利用在这种空间中形成的社会网络，培养横向的社会联系，发起集体行动。[62]

在当今世界的各个城市，茶馆、咖啡馆、实体书店都是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在这些空间里，民众就关心的公共话题和事务进行交流，并在这一过程中传播新的价值和观念，彼此之间形成新的联系纽带。通过空间的作用和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生产和再生产，最终，“孤岛连成大陆”。由新兴的公共空间带来的社会关系网络，诞生了公共理念，也产生了公共利益。在19世纪末，成都的公共空间主要为普通民众所占据。街头作为当时成都最普通、最常见的城市空间，直接决定了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住在同一街区的民众因地理位置的邻近而发展出和谐、融洽的社会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民众彼此之间相互帮助、合作，就生活的琐事进行交流。茶馆也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融入了复杂的社会网络。人们在这一空间中进行闲谈、经济交易，解决日常争端。然而，到了20世纪初，国家和地方精英却希望通过改革来改造和控制成都的公共空间，并借此来改变普通民众的行为和生活，最终实现“社会进步”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精英、民众和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重新被塑造，传统社会的网络也悄然改变。最终的结果是，普通民众所享有的城市公共空间越来越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由官方定义的“文明、进步和现代化”。[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