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宋时期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的起步与发展
一、北宋时期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的发端
北宋晏欧三人词作，从一产生就存在传播与研究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是北宋词学发展的一部分，与当时整个词学生态息息相关。
北宋词学的研究生态与北宋的词体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由唐末五代流传下来的曲子词，在北宋初期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无论是其词体本身艺术质性还是价值地位，基本上处于一种一任天然的自发状态，在传统的文体视域中也不受重视。这种卑微状况，可从钱惟演关于读书“三上”理论将“小词”置于“厕上”的观点中得以窥见[84]。词体地位低下的文体观念影响并反映于文学创作实绩的萧条冷淡。先师刘扬忠先生曾对北宋前期约六十年的词坛沉寂状况做了一个统计，认为北宋前期总共约有17位词人，词作仅45首[85]。这种较为清冷的创作态势直到进入北宋中期仁宗朝后才渐有改变并日趋繁盛。此后随着北宋三大文人集团[86]的先后出现，加之穿插其间的柳永、张先、贺铸、周邦彦、李清照等大词人的纷次登场，整个北宋的词体创作才达到高潮和繁荣：“词人队伍壮大，词人作品数量急剧增多，词作质量极大提高，以词酬唱在词人的交游中明显成为风气。”[87]与词体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的词学研究于北宋中后期也得以一改宋初荒芜落寞之状态，尽管这个时期的主要词学研究形式“还不是专著与专文，而是以笔记、小说、诗话、序、跋的零星记载与评论为主，但从内容上看，已涉及有关词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词的起源、词的本色、词的社会功用、作家风格、作品鉴赏等”[88]。晏欧三家词也随着北宋词学研究的渐有声色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与推扬。然而由于词人自身的原因及词体文学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晏欧三家词并未能成为北宋词坛研讨议论的中心。这是因为“北宋词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柳永、秦观、周邦彦等为代表的婉约词特点，总结其审美要求及艺术经验”[89]。除了这三人，元祐时期的苏轼词也是北宋词坛流布评议的重点。大多数场合中，晏欧三家词也是被词人批评、论析的对象。
北宋中后期上述这种词学生态决定了晏欧三家词的研究局面和研讨烈度不会过于宏大集中，这倒与三人的词作特性相一致，总体上温文尔雅。至于三人词作的传播，因为早期词学传播的生态场域多是在酒楼歌宴以及文人的创作当中，因而借助歌妓的传唱和文人唱酬形式以及词集结撰途径，也在平缓当中渐有开展。
1.词学地位与影响论说
晏欧三家词第一批接触者、阅读者和研究者，必定是与三人生活圈接近或有过交游的文人。从现有的文献看，对晏殊词较早进行批评、品赏的人物正是欧阳修。
据魏泰《东轩笔录》记载：“欧阳文忠公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公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欧公亦每谓人曰：‘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岂文人相轻而然耶？”[90]《东轩笔录》记载史料较为可信，也是欧阳修少见的评判晏殊及其诗词的史料。欧阳修的观点包含两层意思：一则诗词文三者之中，晏殊之词为最佳，而诗文次之；第二将文品与人品对比，指出晏殊人品之低。欧阳修于此公允地指出了晏殊词的独特价值与贡献，而对于晏殊之人品似抱有不敢恭维的态度。结合本资料的前半段分析，推测出二人曲折隐幽的复杂关系[91]。而欧阳修晚年结撰的《六一诗话》云：“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92]欧阳修对晏殊诗词均冠以最高认定，“尤善”或“最佳”的说法是他对晏殊诗词成就不同侧面不同时期感触认识的结果，其中，“尤善为诗”或基于晚年对晏殊总体文学成就而言，而推尊“小词最佳”或许源于对宋前期词学演进之认识及晏殊小令词能够在一定程度突破南唐五代词的牢笼而显新质，“表现出一种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悦感之中，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之理性观照”[93]。毋庸讳言，在婉约词的发展历程中，晏殊之词无疑具有传承与开拓之功。
杨绘（1032—1116）编撰的《时贤本事曲子集》认为“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也。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94]，是历代欧词评议中最早作总体性评价之论语。杨绘于此首先肯定了欧阳修一代文宗之地位，而后着重点出欧阳修曲子词“脍炙人口”深入民心之效应，反映了欧词广泛传播与接受的状况，寓含欧词不同凡响的艺术特质与思想情感。或许，为了印证欧词这种为人关注的小词，该书还特地辑录了欧阳修的12首《渔家傲》词，虽然作者表示“此未知果公作否”[95]，客观上却成为最早选录欧阳修词作之文本，为欧词的传播提供了案例。
2.写作特色与鉴赏评点
刘攽（1023—1089）较早对晏殊词的写作特色发表见解。其《中山诗话》有云：
本段中，刘攽首先认识到晏殊词与冯延巳词之关系，并认为晏殊之词与冯词不相上下，较为符合词学史实。此外，刘攽还对晏词《木兰花》进行例证言说，指出该阕在形式上俨然为七言律诗：上下七言4句，共8句56字，表明宋初的小令词在体制形式仍保有唐律诗的惯常模式。另外，刘攽指出“重头歌咏响璁琤，入破舞腰红乱旋”两句之“重头、入破”是“用乐语”入词的表现手法，在选词遣语上别出匠心，亦可一窥小令词与音乐无法分割之联系。
苏轼对欧词的辩证式评点也颇有意义。作为元祐文人[97]领袖与教主的苏轼，一生受欧阳修影响最大，受益最多，以至于欧氏有意将文学革新的大纛自动传承给苏轼：“我老将休，付子斯文。”[98]撇开诗文不论，仅就词学而言，欧词亦是“疏隽开子瞻”[99]，对苏词多样风格的开掘具有重要影响。苏轼在学习、评点与模拟追和等各方面，也对欧词心有戚戚焉。
今存苏轼评析欧词文献不多，如其《醉翁琴趣外篇序》有云：“散落樽酒间，盛为人所爱尚，犹小技，其上有取焉者。”[100]根据句意当是一则残篇，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一窥苏轼对欧词之评析态度及其看法。苏轼于此认为欧词“散落樽酒间”，意即欧词主要与宴席相连，或为歌姬所用，或为酒令酬唱之用，大部分盛行于酒宴歌舞之中，广为人所接受和喜爱，揭示了欧阳修小令词的活跃空间和流行程度。但是，苏轼同时认为，欧词虽为“末道小技”却“上有取焉者”。在词体称呼上，苏轼并没有超越时代局限，依然认可小词、余技之称法。苏轼指出欧词上乘之作也别有可取，不能仅以诗酒流连相论，是较为合乎欧词事实的。
作为元祐文人群的另一名干将，黄庭坚以评议晏幾道词为著名，见于其《小山词序》。鉴于学界对该文研究者甚多[101]，笔者无意重复，于此只想申明以下两点：
第一，《小山词序》透露黄庭坚重学养的诗文观点，一切好文章均应以深厚的学识为根基。山谷评晏幾道“潜心六艺，玩思百家”，不仅是对晏幾道为人为学的概括，更是黄庭坚主张以学养为重的文艺观的自然流露。黄曾言：“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102]。观览小山词，篇中穿插点化的前人诗词句，不绝如缕。这是小晏对令词的创造。龙榆生先生曾说，“北宋令词，发扬于晏殊、欧阳修，而极其致于晏幾道”[103]，或许包含这种意味。
第二，黄庭坚于此序中还以自身创作作比，指出晏幾道词前后呈现的不同倾向和特色。“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出黄庭坚俗词的创作动机和背景。不过，在《序》末，黄庭坚以较为诙谐幽默的语调指出“近知酒色之娱；苦节臞儒，晚悟裙据之乐：鼓之舞之，是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则叔原之罪也哉？”小晏并没有一生一致追求孤高和清醇，在世风的熏染下，他也亲近酒色，游戏美女，一度沉迷于此而不知反悔。黄庭坚认为，如果按照道人法秀的看法，晏幾道简直也是“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此外，黄庭坚还对晏殊词用语蕴藉表示赞叹，奉劝朋友学习之。如《书王观复乐府》云：“观复乐府长短句清丽不凡，今时士大夫及之者鲜矣。然需熟读元献、景文笔墨，使语意浑厚乃尽之。”[104]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1053—1110）则对欧和小晏词的用字别有赏鉴。他的《评本朝乐章》主要关注了北宋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秦观七家词，除却生于后的周邦彦，北宋诸大家一一过目，堪称北宋词人总评。晁氏对晏欧词的点评主要两处：
一评欧阳修《浣溪沙》词：“‘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
一评晏幾道词：“晏元献（按，实为晏幾道）[105]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106]
两则评语都道出了欧、晏词匠心独运，不同流俗的艺术特性。前者着重从遣词造句的角度，以一窥全，感悟欧词艺术技巧之妙；后者则从风格用语的视角指出了晏幾道小令词出俗入雅的审美特色。
苏门文人群成员[107]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一文中也涉及对晏欧词的看法：
李之仪于本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乎词学体性的观点：长短句的词“自有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到底意指什么，李没有明说，但是透过文中的表述，无疑是强调词的音乐属性。正如有论者指出李之仪的“自有一种风格”说和稍后的李清照“别是一家”说“十分接近”，其实质都属于“乐本位”的词学体性观点，是与苏轼的“以诗为词”观相对立的北宋中后期的主流观点[109]。正是基于这种词学认识，李之仪而后才提出词要以讲究音律的《花间》为标准，进而以之品评晏欧等诸家词学得失。
李之仪对晏欧词的评判态度是充满矛盾的。一面能充分认识到晏殊、欧阳修等相较柳永而言，“以其余力游戏”，秉持业余词人的填词态度，然而这种游戏之词却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风流闲雅，超出意表”，所以与张先“才缺情余”的词又有所不同——“非其类也”，显示李氏对晏欧小令词有着细察体微的切身认识和感悟。李之仪非常欣赏晏欧词的遣词造句与词作含蓄韵味。他论道：“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生可得仿佛哉？”或许，吴师道词缺少这种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旨趣，因此，李之仪希望吴师道能在学《花间》的同时，多多参益晏殊、欧阳修、宋祁及张先、柳永等人的长处，以便提升词作水准。
李清照对晏欧词体性特色的论述影响甚大。正如前述，从晁补之词评到李之仪词论，基本上宣扬或暗示的词学观点与李清照《词论》相承一脉，换言之，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词说“正反映了北宋时期一般人对词的看法”[110]，“表现部分词学家对音乐本位的坚持”[111]，而与苏轼的“以诗为词”、陈师道及李之仪的“自有一种风格”的本色当行说“应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12]。明白了这种词学环境，才能一一解读她的作家评论，发表对《词论》的各种看法。
笔者以为李清照对晏欧词的解读有以下问题值得再思考。
研究者关于《词论》对晏欧词的评述内容是否完整，是否有删节而不合乎原作者本意尚无定论。《词论》关于晏欧词的直接评论主要集中于此段：
李清照于此文中首先指出晏欧与苏轼作词基本上都是以余力而作，所以相较其创作成就犹如“酌蠡水与大海”。就词体特性言，李清照直言不讳地指出晏殊、欧阳修的词和苏轼的词一样，皆是“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苏轼有意倡导“以诗为词”，削弱词的音乐属性，走与传统本色当行词不同的词学道路，其词本身往往以诗人句法入词，亦是词坛公认。李清照概之以“句读不葺之诗”，不谐音律，虽有偏颇之处，但大体符合苏词的实情。然而对于晏殊、欧阳修之词，此论是否也是合乎实情，当值得质疑。
北宋前中期，词的音乐属性依然强烈，大部分小令词的产生都是倚调而填，且其目的主要用之于“佐酒佑觞”，供歌儿舞女或宴席所用。词的传播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词体属性的音乐因素而非文辞句意，是故，创作、流行于此时期的晏殊、欧阳修词，大部分应该是能歌能唱的。事实上，晏殊、欧阳修本人也“精于辨音，熟知乐律，有较高的音乐修养”[114]。很难想象精通音律之人，又生活于讲究音律而小歌词流行的北宋前中期，他们的创作会是一派“句读不葺之诗，往往不协音律”？对于此，先师刘扬忠先生也表示怀疑，他说李清照此论“当属苛求与妄评，不可轻信”[115]。完全有理由质疑：现传《词论》中晏欧词论极有可能是不合乎事实的。造成这种不可忽略的错误的原因，无非两个：一则，李清照未能了解晏欧词真面貌而轻率发浅见之论；一则现传《词论》中关于晏欧词的记载有脱漏或删节，与原貌不符。对于前一个问题似无需多费词章，能够对北宋以来的词学及词坛的诸多重要角色（除却周邦彦）一一发表具有系统性的论述和个性识见的看法，作者本人未能了解、阅读议论对象的词章应该是很难想象的，何况作者是“熟读诗书礼仪”的李清照。或许《词论》在流传过程中出了问题才是可解释的缘由。对于此，笔者很赞同马兴荣先生的推测。马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质疑。他说：“从世传李清照的《词论》的出处来源、流传情况以及词论本身存在不应有的疏失和《词论》的主张并不指导李清照的词作三个方面来看，可以说《词论》的作者不是李清照，它是一篇托名伪作。如果是李清照作品的话，那就一定是经过别人的严重篡改，或者在流传中，产生了严重的脱误。”[116]笔者认为现传《词论》关于晏殊、欧阳修和苏轼词的有关评述的话语遭到删节或脱漏是可能的，否则难以解释对其他人的评论较为客观可信，唯独有关此三人的论述与事实出入较大的现象[117]。
总之，在文献缺乏的现有条件下，上述两种缘由均可能存在。如果是他人伪托，作者或许未能深究晏欧词特性，故出错讹之语。如果是李清照作，那一定是遭到他人篡改或在流传过程中严重脱节。因为除却内容的评判严重失实外，作为一个晚辈的她似也不可能对前辈晏殊、欧阳修等名流文豪的评判持这种“语带嘲讽，刻薄尖酸”[118]的过激言论。
《词论》对晏幾道词的评述较为中肯到位，论者已夥，本文不赘。但作为一种“研究的历史”，还是有必要略及之。对于词的当行本色，李清照认为晏幾道和贺铸、秦观、黄庭坚等算是知之者。撇开贺铸不论，在宋代词学史上，秦观与黄庭坚往往并称。熟悉的如陈师道所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119]他们的词在宋人眼里，多被认为是别于苏轼“以诗为词”，属于本色之词的范畴。今人认为黄庭坚是夹在苏轼与秦观之间，其词“诗话与词话登波共扬”[120]，成了过渡性人物。然而晏殊、欧阳修之后的晏幾道，在父辈们渐趋宋调而苏轼词风上扬时，却选择了词风的回流，依然坚守小令词的宛美闳约，以致“文体清丽婉转如转明珠于玉盘，而明白晓畅”[121]，被李清照认可。情韵丰满是小晏词的特色和优点，至于如柳永般善于以赋法作词而铺排开张，则的确不是小晏胜场。
此外，理学家程颐对晏幾道词《鹧鸪天》（小令尊前见玉箫）一阕的末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认为是“鬼语也”，极为赞赏[122]。
3.晏殊、欧阳修词品与人品的论争
北宋的词学批评中，不乏词品与人品的讨论，甚至有因言行的不慎而招致贬斥和放逐的，柳永“奉旨填词柳三变”之说就是词界耳熟能详的一个极端案例。晏欧三人中，有关词品与人品的问题，主要涉及晏殊与欧阳修，尤其是欧阳修的“伪词”公案，掀起一股品评风潮，流风所及，早已跨越了时空界限而影响至今，不能不说这种道德评判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和穿透力。
较早对晏殊的词品与人品进行议论的，或许源于柳永与晏殊的一次对话。据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勘，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123]这也是一桩老生常谈的词坛轶事，关乎北宋两位大词家，在貌似平静的对话中，实质暗含一场词品与人品论争的较量。柳永的本意是为自己作艳曲而辩解，客观上却留下一个以晏殊的人品身份其不应作艳曲小词的道德评判的证据。当然事情的结果是柳永惭而退，原因是晏殊找到了柳词猥亵的把柄：“彩线慵拈伴伊坐。”在涉及人品与文品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有贤相公之称的晏殊丝毫没有马虎，他当然也要举起道德评判的大旗为自己辩护。
无独有偶，对于晏殊词品与人品的话题，王安石两兄弟的一次对话也可见端倪。据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124]这个事例再次充分证明，不少人认为身当朝廷命官的晏殊是不应该作俗词艳曲的。责言之，晏殊好喜小词，使人对他的文品、官品不由大大质疑。虽然王安礼以晏殊事业有成，为词纯属业余爱好回复乃兄的诘问，替宰相晏殊的光辉形象作维护，仍然无法否认王安石以词品与人品相连的拷问。
相比晏殊，欧阳修因小词招致的人品的评议和麻烦更多，也更深入持久，以致于迫使自己一度亲自出场辩白。这场事关欧阳修人品与仕途的词学公案源于《醉翁琴趣外篇》中两首词的艳情书写及所有权真伪。
一为《醉蓬莱》：
一为《望江南》：
这两首词作，从书面看来，无非都是与男女两性有关。前者是一首典型的青年恋情词，后者则以隐喻的手法描写对一个年轻女孩的倾心。正如前面所论，这样的词作尽管是当时风行的艳情词的一种，然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写此类作品难免遭受非议，尤其是在党争群起的北宋中后期，这无疑是授以政敌攻击的把柄和口实。
据《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五年（1045）八月，欧阳修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帷簿不修”诋毁的“张甥案”[125]。各种史料已经证实“张甥案”实质是由一场家庭伦理纠纷而转变为一场被政敌抓住把柄施加报复的冤案。
在这场案中，在朝为官的吴越钱氏后人钱愐（时官翰林学士）为报私人恩怨，竟举出欧阳修上述《望江南》词作为状告弹劾的证据。钱世昭所撰《钱氏私志》记载：欧阳修曾任钱惟演洛阳幕府推官时就“有才而无行”，且与当地歌女打得火热，而钱惟演不以为恶，宽以处置。后来“欧当少戢，不惟不恤，翻以为怨。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先文僖数事，皆非美谈。从祖希白常戒子孙毋劝人阴事，贤者为恩，不贤者为怨。欧后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阙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即钱愐）见而笑云：‘年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略）’”[126]。尽管“张甥案”的爆发并非由《望江南》一阕直接引起，然而本词的描写内容却给了对方攻击欧阳修家庭乱伦、品行不端的借口，加重了政敌打击迫害欧阳修的力量，欧阳修最终罢守滁州。
另一首《醉蓬莱》词，《钱氏私志》认为是落第举子刘煇为报私怨而炮制的伪作[127]。这样两首艳曲引起了长达数千年的欧阳修伪词辩说。在这场辩说中，宋人为欧阳修辩护者出于对欧阳修文品、人品的信仰和推尊，基本一致肯定《望江南》和《醉蓬莱》非欧公所作而是刘煇或他人伪作。如曾慥《乐府雅词序》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六一词》一卷……其间……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时仇人无名子所为也。”王奕清《历代词话》卷四援引《词苑丛谈》后按云：“欧公此词出《钱氏私志》，盖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丑诋之。其词之猥亵，必非公作，不足信也。”对于《钱氏私志》所载和欧阳修这些艳词伪说，今人已有详细的考论[128]，本文不赘述。
笔者于此指出北宋晏殊和欧阳修“词品与人品”的案例意在说明，在北宋晏欧词的研究与传播中，词品好恶于考察、评价人品及前途走向至关重要。这种道德评判是词学诠释中有别于审美研究与评价的词学解读。因为“在诠释者们看来，宋词作品中所蕴含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既是词人现实生活（政治生活、爱情生活）中的道德观念的反映，也是其所处的时代风尚乃至以后的社会风尚的导向标”[129]。晏殊和欧阳修作为北宋的股肱之臣，他们的言行和文字尤为人所关切，一旦发现语涉艳情或所谓淫亵之词，即刻陷入舆论的围剿，甚至授人以柄而遭受政敌的攻击。
在北宋，有关晏欧词品与人品问题，尤其是欧阳修艳情词的真伪问题引起千年词学史上的各方争辩，其中否定欧作者居多，认同者和持论中允者也不少，形成一道欧词影响与接受的特殊风景。
北宋文人对晏欧三家词的传承还表现在词体实践创作上，对某些词作直接因袭模仿，或词调，或风格，或成句，或次韵，等等，均体现了晏欧三家词作对于北宋词体创作实践的价值和影响。这主要体现于苏轼、晁端礼以及秦观和李清照的词体中。
1.晁端礼对晏幾道词的仿拟
晁端礼（1046—1113）略比晏幾道小十余岁，算是晏幾道的同时代人。他对小山词的仿拟和作，是北宋较早集中追和步韵一人词作的杰出代表，主要表现为10首效仿之作《鹧鸪天》。其题序云：“晏叔原近作《鹧鸪天》曲，歌咏太平，辄拟之为十篇。野人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姑诵所闻万一而已。”[130]根据题序所称，晏幾道的词当指《鹧鸪天》（碧藕花开水殿凉）阕。黄昇《花庵词选》对其有进一步的确认，其词选所载晏幾道《鹧鸪天》（碧藕花开水殿凉）一阕词下云：“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集，宣晏叔原作此，大称上意。”[131]这首歌颂太平之作，王双启认为是词人为神宗向太后献寿之作，几无意义[132]。晁端礼自认离开京都皇城许久，无由目睹贺寿盛事，特仿小山词10首，一览万一。晁氏所仿之作，也属粉饰太平之词，对于词作艺术与思想几无可取之处，对词史唯一有贡献的或是为晏幾道词的传播与研究提供了例证和史料依据。
2.苏轼词体创作中对欧词的受容
苏轼学习揣摩欧阳修词的作词艺术与风格，并消解融化于己作当中，所谓“疏隽开子瞻”，则是苏词深受欧词影响的结果。苏词对欧词的接受，论者已多[133]，但苏词对欧阳修及其词的别样情怀有必要重新拈出并加以强调。
苏轼于词中对前辈欧阳修词的承传最典型者有三处：
一是作于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之《水调歌头·快哉亭作》[134]。该词虽然为张怀民“快哉亭”而作，词中上阕却有语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本是欧阳修于庆历八年为宦扬州时建，其景据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云“壮丽为淮南第一”[135]，后成为纪念欧阳修的一个具有文化内蕴的高雅场所。苏词于张怀民“快哉亭”之形胜位置联想到欧阳修筑于扬州而掩映山色之中的平山堂，亭、堂由不同的主人创建，然而因为苏轼的中介作用而跨越时空在词中碰撞会面，二者相得益彰，构成一种独特优美的意境，疏俊平快的言语之中，既承袭了欧阳修《朝中措·送刘原甫出守淮扬》之风格，更包含对欧阳修的无比怀念。
二是作于元丰七年十月之《西江月·平山堂》[136]，时欧阳修离世约13年，苏词故有云“十年不见老仙翁”之语。全词无论在语句上（文章太守、杨柳春风）还是在语境、意趣上，对欧阳修原作《朝中措》的借鉴痕迹明显，充分反映欧词对苏轼词影响传承的印记。
三是作于元祐六年（1091）闰八月之《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时苏轼知颍州军州事，而欧阳修亦谢世43年。据王文诰《苏轼总案》卷三十四载，当年八月二十四日，苏轼“游西湖，闻歌者唱《木兰花令》，词则欧阳修所遗也，和韵”[137]。这是今存苏词中明确标明追和欧词之作。欧阳修原词为《玉楼春》：“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余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幺花十八。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对比苏词：“霜余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颖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苏词在韵脚、气格、意度上全面效仿欧词，正如傅干《注坡词》卷十一引《本事曲集》云：“二词俱奇峭雅丽，如出一人。”
3.秦观、李清照对欧词的吸取
晚清冯煦曾说欧词“深婉开少游”，可见以抒写凄婉见长的秦观词也深受欧词影响，并进一步在词境与情韵方面发扬了欧词深婉特色[138]。不过这种传承相较追和与成句入词方式显得尤为隐蔽，更需要高超的借鉴技巧才能做到。李清照虽然对晏欧词颇有微词，但私下里对欧阳修某些词还是颇为欣赏的，并直接以欧词成句入词。如其《临江仙并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语，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深’数阕，其声即旧《临江仙》也。”秦李二人对欧词神韵的深度吸收取用，使得清代词人在考察宋词史时，凭此将他们与欧阳修划归同一词派。本文后续章节将有提及。
词籍文献是词作品评、词集序跋、词选编纂等词学活动的物质基础。理论的批评与建构固然是词学研究的重点，然而文献的收辑整理和刻印也是词学探讨不可缺少的一面。如果从词集版本的刊刻与传播角度看，晏欧三家早在北宋时就有词集刊刻流行。据谭新红《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一书对宋人词集版本辑录刊刻制表统计可知，晏殊、欧阳修和晏幾道三家词在宋代的各种版本有12种之多，其中北宋约有5种[139]。这些刊刻规模较小、流传范围有限的个人词集，尽管在主观上是为“存史”之用，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为词人词集的研究与接受提供了阅读的文本。当然有些词作因为文本稀见、传播有限，有时会造成诸多的遗憾。宋本《欧阳文忠公集·近体乐府》卷二后有宋无名氏和朱松跋语二条，则透露这样的信息：
根据文中所记“荆公之没二纪”，可以推知本文写作的大致时间。王安石殁于元祐元年（1086）丙寅[141]，“二纪”一般指24年，由1086年下推24年，约为1110年，则为宋徽宗大观年间，离北宋灭亡尚有十余年之久，故属于北宋时期的序跋。文中提到的欧词为《渔家傲》十二月鼓子词之五。王安石当年为了求得欧阳修这12首鼓子词，想方设法，但终身未能获见。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北宋时期，由于缺乏词选的收辑，一般词人词集的流传范围又极其有限，一些零散的作品靠口耳相递流传。王安石之憾，在所难免。本文无名氏也是数十年之后偶然获于李君谊才得见。
另则朱松的跋语也表达了相近的意思：
朱熹的父亲朱松，曾于偶然的机会，在一朋友处获见王安石所记的欧阳修端午节鼓子词3句。该友评述云“此词才情有余，他人不能道也”，话语之中，对该词褒奖有加。仅此3句，就获得如此殊誉，亦可见出欧词之艺术魅力。朱松从看见3句到最终见到全词，已经是12年之后的事。或许出于自身的经历，为免后人难见欧词之憾，4年之后，朱松又将全套词作加以记录，以益来者。南宋罗泌在协助周必大编选欧阳修文集时，便将这套欧词校录并附无名氏及朱松跋语于后。
另外，在北宋的词作传播接受中，还有一种特殊的途径即歌妓的传唱。无论是从词体的产生还是传承接受，歌妓都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晏欧三家词，尤其是欧阳修词与歌妓的互动关系非常密切，说明歌妓也是早期词体传播的重要媒介[143]。
由上可知，北宋时代的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重在理论批评和词体传播，关注的重心是晏欧三家词的词体特性、语词运用、艺术特色以及词品与人品的关系，批评传承方式主要是印象式的点评和散见序跋词话以及词集刊刻，此外不能忽略歌妓传唱这种特殊的活态传播。晏欧三家中，晏殊和欧阳修因为官高位重影响大，致使其词受到的关注度也大，而尤以欧阳修为最。相较而言，晏幾道词引起研究接受的热度较低。
二、南宋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的渐增和发展
南宋词坛上，词学的发展二水中分，一派继承发扬苏轼所开创的“以诗为词”的词学精神，向“以文为词”的道路开掘前进，辛派词人的出现则是这场词学运动的结果并成为中坚力量。这种结果既有词学本身发展规律的导向因缘，又是时代风会转移的结果，直至宋末刘辰翁、文天祥等为核心的江西词派的登上词坛，算是为这场词学大戏于有宋一代作了尾曲。另一派则沿着周邦彦精于音调格律的路数，进一步将词的唯美与体制发挥到极致，至姜夔则达到巅峰，而后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则是这股词学波流的殿军。南宋的词学研究与批评基本上也是围绕这两条道路开展，而白石一派尤为人所重，成了时人研讨追摹的典范。晏欧三家词不过是夹在这些词学活动中偶尔涉及的对象。然而，由于南宋总体的词学研究成果较之北宋丰硕，尤其是词话、词选、词集大量的结集刊印，为词品、词评、词论的兴盛提供了充分的文本条件，使得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的规模相应地渐有增加和发展。
宋词经过北宋百余年的涵养发展，至南宋已达繁荣，无论是词体观念，还是词学群派和词学活动，以及词集刊刻等，都比北宋要发达昌盛。南宋词话的大量涌现即是南宋词学繁荣的一个表现。据邓子勉《宋金元词话全编》云：该书收集南宋词话370余家，涉及词话2980余则，是北宋词话的5倍多[144]。不仅数量多，而且还出现成本成卷的词话专著，这也是北宋词学史上难以概见的现象。南宋词话的大量刊印，对晏欧三家词的研究与传播无疑具有推波助澜之用。
1.词作掌故及本事的记载
南宋较早记载晏欧词作掌故或有关本事是杨湜的《古今词话》[145]。该书是最早以“词话”命名的专著。现传《古今词话》67则，其中收录晏殊词林掌故1则：
东风昨夜吹春昼。陡觉去年梅蕊旧。谁人能解把长绳，系得乌飞并兔走。清香潋滟杯中酒。新眼苗条江上柳。尊前莫惜玉颜
，且喜一年年入手。
《古今词话》所记本事并不一定真实可信，今人认为“评论这一类的词话价值，不能仅仅用真实性的标准衡量，而应考虑到词话者当时的心态与背景，以及这种心态、背景对于词学史的意义。”[147]笔者以为《古今词话》所记内容虚实参半、半真半假，其间有的信息还是可资参酌。晏殊的这个词坛掌故尽管没有评论之语，仍然具有一定的阅读讨论价值。它至少提供给读者这样的信息：其一，晏殊好与群臣词作唱和；其二，北宋中期，仍有不少词作诞生于歌舞酒宴之上；其三，这种宴集作歌的方式促进了词艺的发展，有助加速词作的流传。这三种信息可以被其他史料一一佐证，是故不能看成不可信的无稽之谈。
有的词话纯粹是记录时人对词人的风节品评。如《邵博词话》云：“晏叔原，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中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间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148]邵博《闻见后录》内容大部分收辑记录朝政、经义史话和诗话，也有不少文坛掌故，较为可信。该文的叙述为参评晏幾道其人其词多了一个侧面。
曾季貍《艇斋诗话》中则记载了一则与晏殊词有关的待客之道：“予家空青喜晏元宪（邓按：一本作献）词：‘可惜月明风露，长在人归后。’每作郡处燕客，多令歌者以此为汤词，亦取其说得客散后风景佳故也。”[149]文中提到的晏殊原词今《珠玉词》中已佚，不过曾季貍生活于南宋，迨与张栻、陆游同时，那个时候尚有人好喜晏殊小词，足见晏词之魅力。
2.词作整体印象述评
南宋词话中，真正具有较大理论价值的词话则是那些对词史作过论述，对词家做过品评（或点评赏析，或指出处，或考证真伪，或兼而有之的）并散见于词话专书和诗话、小说、笔记中的话语。王灼的《碧鸡漫志》卷二对晏欧三家词有过整体上的点评及考述[150]。
《碧鸡漫志》首先对晏殊、欧阳修词的总体特征作了概述：“晏元献公、欧阳文忠公，风流缊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文中的核心词汇是“风流缊藉”“温润秀洁”。王灼是从总体把握的角度概括晏欧两家词的印象，这样的评判，大体是不错的。笔者以为这8个字其实概括了晏欧词四个方面的特色。“风流”着重从词作情感思想的视角，认为晏欧词承南唐诸部之余绪，词作内容上以大量描写男女风情为主，或抒发士大夫一己之幽思别情；“缊藉”指在表达方式上，显得含蓄蕴藉，温文儒雅，没有强烈的情感起伏，在行文上，不用突兀的字眼，也没有浓墨重彩，更没有艰涩的典故；“温润”则强调词的色调以平滑温润为底色，不会产生一种视觉冲突感，而整个诗意的画面显得淡雅晴朗；“秀洁”主要指用语简洁干练、清净秀洁。实际上，上述四方面往往是融会贯通的，使词作语意显得通畅明快，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显得较为平淡而不萧瑟。同出于南唐的欧阳修词，实质与晏殊词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的，不过这句评语确实适合欧的某些词。比如《踏莎行》（候馆梅残）等显得“绵远有致”[151]，韵味无穷。
《碧鸡漫志》卷二还对欧集中的艳词作了一番考证，认为“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欧阳修与别人相混的艳词，有的至今无法遽断归属，王灼所谓“自作者三之一耳”估计也是出于维护欧阳修声名荣誉的立场而发的率性之言，并非经过严格的考证辨析之语。正如前文阐述，欧阳修某些艳曲有可能是“小人为攻击而起的暧昧之语”，也可能是己作而被他人利用，这无需赘言。不过王灼的批评态度于斯还是可见一斑。
对于晏幾道词的评价，《碧鸡漫志》将自己的观点夹杂、隐藏在引用晏幾道自己的《小山词自序》及黄庭坚《小山词序》中。王灼援引此段的目的是说明晏幾道词取名《乐府补亡》的来由：“晏叔原歌词，初号《乐府补亡》……其大指如此。”接下来，王灼进一步解释道：“叔原于悲欢合离，写众作之所不能，而嫌于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遗，第今无传。”指出晏幾道有感于自己天上人间的悲欢身世——这是前辈词家少有的面目，为了避免引起别人的过分猜测而只得以表明所写之类无非重复前人而已。王氏还指出晏幾道词中多次出现的“莲、鸿、、云”其实是叔原好友沈廉叔、陈君龙家的歌女并非他物，这为后人理解晏幾道词提供了帮助。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对晏欧三家词有过整体性印象评价。如卷二十一以《花间》标准论晏幾道词：“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152]而对于欧阳修的艳情词，则认为“其间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153]。罗大经引杨东山称赞欧阳修词：“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154]以上论述都从比较的角度，认为晏欧词是《花间词》后的一大文学进步。而尹觉则道：“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临淄、六一，当代文伯，其乐府犹有怜景泥情之偏。岂情之所钟，不能自已于言耶？”[155]从诗词同流的角度，尹觉认为词更胜于言情。晏殊、欧阳修作为当时的大文豪，所作的乐府歌词充满着丰富的情感，这难道不是情动于中而自发于外吗？尹觉的看法是合乎道理的。诗言志，词擅言情，这不是晏殊、欧阳修两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所谓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情语，溢满喷薄之至，自然而发。晏欧写景述情之词也不例外。
南渡期间的徐度《却扫编》卷下却有以柳氏家法与欧词比较之论：“柳永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156]徐度此文颇含有词流词派的意味，即柳永俗词与欧苏雅词体制风格迥然不同。这种观点的实质是北宋以来词学领域中雅俗流变争议的表现。欧阳修的词风尽管与苏词有异，然而苏轼倡导的“以诗为词”其实早在欧阳修词中已经出现。欧词之意气风发、疏荡隽爽的词风是苏词的先导，大大区别于柳永之鄙俗艳曲，自然体制高雅而为士大夫所接受。
3.名篇名句的出处及评议
有的词话偏重对某些句子、字词进行赏析与批评，或指出渊源所自。如南渡时期的陈岩肖有云：“王摩诘《汉江临泛》诗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六一居士《平山堂》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岂用摩诘语耶？然诗人意所到而语偶相同亦多矣，其后东坡作长短句曰：‘记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则专以为六一语也。”[157]对于欧阳修此词，历来评价颇多，就此两句的用法与来源，后人的说见也不少。绍兴年间的严有翼所著的《艺苑雌黄》有记云：“（欧阳永叔）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谓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盖‘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158]
陈岩肖对欧词《平山堂》“山色有无中”语句是否出自王维诗句未能肯定，他认为或许是“语偶相同”之故罢。应该说，这是一种较为可取的审慎态度，因为对于相同的文字表达，在没有足够证据之前，没有必要一定认为是取自他人。当然对于欧词这两句，一般还是认为语出王维诗的。如陆游已经明确告知“‘水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权德舆《晚渡扬子江》诗云：‘远岫有无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维语。欧阳公长短句一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诗人至是，盖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于平山堂为宜，初不自谓工也。东坡先生乃云：‘记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则似为欧阳公创始此句，何哉？”[159]陆游不仅指出欧词“山色有无中”句本出王维诗，而且提到欧自认为此句置入于词中较为适宜，其实起初有人认为并不合适。对于苏轼词句的理解，陆游与陈岩肖的感觉类似，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认识误差。不过，在此问题上，陈氏显得更为确定，一个“专”字可以说明；而陆似乎心存疑惑，因此谓之“似为”。
晏欧三家词对于前人尤其唐诗句的继承是明显的，因此不少南宋词话以此为话题，找出某些词句的出处，其实也是揭示了晏欧三家词对前人诗歌接受的现象。如曾季貍《艇斋诗话》有不少条目指出了晏欧三家词对唐诗句的接受状况：
其一，晏叔原小词：“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吕东莱极喜诵此词，以为有思致。此语本李义山诗云：“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160]所指的词句出自晏幾道《生查子》（金鞍美少年）一阕末句，而曾氏指出这两句正源于李商隐《无题》（八岁偷照镜）五言诗。李诗主要抒写少女怀春的心事，而晏幾道此词写的也是思妇难言的相思之情，二者有共通性，因此在描写语句上存在学习、模仿、借鉴的可能。晏幾道借用李商隐成句“背面秋千下”入词，在句中的写法及表达含义还是有细微差别。
其二，晏元献“春水碧于天”，盖全用唐韦庄词中五句[161]。该词句今本作出于韦庄词《菩萨蛮》，而晏殊词集中不见有。此处录于晏殊名下，正说明晏殊词与韦庄词相混处。
其三，欧公词云“杏花红处青山缺”，本乐天诗“花枝缺处青楼开”[162]。“杏花红处青山缺”本是欧阳修词《玉楼春》（洛阳正值芳菲节）下片开头句；“花枝缺处青楼开”为白居易古风《长安道》诗开头句。从构思境界角度看，欧词本句承袭白诗句痕迹明显，不过二者在细微之处的审美境界略有差异，其中欧词“更开阔些，意味也更悠长些”[163]。
宋末俞琰则指出：“杜少陵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晏小山之词乃云：‘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谈者但称晏词之美，不知其出于杜诗也。”[164]仿佛是在为此二名句的所有权而替杜甫叫屈。
此外不少词话拾人牙慧，录下别人早已记载的言语，作为品赏、传播晏欧三家词的一种方式。这些记录文字，批评研究的价值不大，但在客观上却推广了晏欧词的影响。如《陈应行词话》记载援引了韩存中所谓：“山谷称晏叔原‘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梅花扇底风’定非穷儿家语。”[165]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援引《侯鲭录》语：“欧阳永叔词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此等语皆绝妙，只一‘出’字，是后人着意道不到处。”[166]等等。
南宋词学比北宋词学进步繁荣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词学选本的大量增加。这种承载着词人词作的文学选本，“无论歌本词选，还是读本词选，都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167]，加速扩大了被选词家作品的传播与影响。另一方面词选也是选家选词标准的反映，是其词学观参与审美评判的结果，因此词选不仅具有传播与接受价值，同时也具有研究与批评意义。目前保存下来的“唐宋词选十三部”[168]，其中流传至今专属宋人选宋词选本约10部，基本上都是南宋选词产物。最早留存欧词的是北宋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其中无意收录了12首欧阳修鼓子词。而元祐间由孔方平编录的《兰畹曲会》据说收有北宋晏欧三家词及寇准、张先二人词，可惜原本已经失传[169]。其余南宋词选中，含有晏欧三家词的有5部：《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花庵词选》《阳春白雪》。
1.《梅苑》选词与晏欧词选
《梅苑》是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部词选。作者黄大舆，字载万，自号岷山耦耕，生活于南北宋之交。对于此词选的目的及用意，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黄载万“所居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录唐以来词人方士之作，凡数百首，为斋居之玩，命曰《梅苑》”。选梅词数百首，用作日常斋居之玩，这不过是表面之说。真正的用意诚如黄氏自序所谓：“目之曰《梅苑》者，诗人之义，托物取兴。屈原制稍，盛列芳草，今之所录，盖同一揆。”[170]换言之，黄氏此选看重的是词中咏叹的梅花被赋予的高尚情操及品性，如同屈原笔下的芳草美人，自有一股独标于世不可侵凌之气。
《梅苑》全文10卷，所选词作包含南唐、北宋及南宋初咏梅词作，原本选词目508首，实收412首。今据唐本共收录词目522首，实际存词490首，大部分不知名姓，殊为可憾。是选卷内基本以词调编次，起于宋徽宗《声声慢》，终于北宋中期王晋卿（诜）《撼庭竹》。全书体例较为散漫，难以成一。
《梅苑》选晏幾道5首、晏殊4首、欧阳修2首，共计11首，主要分布于卷七至卷九，其中部分词句与《全宋词》用语不同，如晏幾道《菩萨蛮》首句“江南未雪梅先白”，《全宋词》作“江南未雪梅发白”，等等。从流传角度看，这些当选之作均非当下流行、经典之作。
晏欧三家词中，写歌咏梅花的词当然不止11阕，如晏殊《滴滴金》（梅花漏泄春消息）、欧阳修《渔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绽）、晏幾道《浣溪沙》（唱的红梅字字香）等等，都是与梅花有关的词作，且艺术准也较高而《梅苑》没有入选。究其因，《梅苑》毕竟不是梅词大全。宋代咏梅之词作，约有1000多首，远多于其他歌咏花卉的作品数量[171]，《梅苑》才区区四五百首，难以尽概，这是事实。另则，与黄大舆编选态度有关。诚如前言，黄氏摘录《梅苑》是为了“斋居之玩”，即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一些品赏诗词的趣味，并非为了研究，也非为了存史之用。这种较为漫不经心的态度决定了作者收辑作品无意求数量，也无意求精达到他预期设想的“诗人之义，托物取兴”目的或审美标准。
尽管《梅苑》缺乏一种精准的艺术淘选眼光和选词存史的历史责任感，仍然不能否认它的产生并非全然是个人行为和偶然斋玩的结果。《梅苑》一方面改变了过去为歌唱选词的面貌，变为以文字玩赏为主的词选方式，这无疑是词史发展中，由饮酒佐觞的歌者的词向文人士大夫案头的词转变的一个表现。然而它的主要价值，不仅是作为一本宋人词选读本，“而在于它折射了某种时代审美追求，体现了当日文人士大夫的特殊心态，与词坛的声音共鸣，与词人的脚步共振”[172]。这种时代的审美旨趣的转变是随着社会发展到南宋初期，文学对复雅呼声的高涨而日渐兴起的。如和黄大舆同时的王灼主张词体向诗教的靠拢，便是这种呼声的反映：“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173]“或问雅郑所分。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至论也。”[174]因此，《梅苑》的编选及其“与风骚接壤”的主旨不是偶然的产物，是当时整个词学环境熏染氤氲而成的结果。这种表现在南宋的词选中还是较为微弱的选择，直至后来的《复雅歌词》《乐府雅词》等词选明确打出了呼唤雅词的大旗，南宋词坛对雅词复归、重视的呐喊才真正怒涛滚滚，破空而来。
晏欧各以其三五首梅词入选，从数量看，于四五百阕中只占一极小部分，但这个微量数值也是南宋人对晏欧部分雅词品评认可的结果，亦可一瞥晏欧三家词在南宋初期文人案牍中的传承轨迹与地位。
2.《乐府雅词》：入选欧词最多的选本
《乐府雅词》共3卷，《拾遗》2卷，宋曾慥选辑。[175]
据笔者对唐圭璋主编本统计，是书雅词部分正文共选31家词人696首，拾遗2卷168首。全书前10位词家分别是：欧阳修，83首，高居榜首；其次叶梦得55首，舒信道48首，贺铸46首，陈克36首，曹组31首，周邦彦29首，晁补之28首，李清照、赵令畤、苏庠三人均23首。词坛大家、南渡时期深受欢迎的苏词竟然一首不选，南渡初期苏派词人词作一首不选，而名声一般的叶梦得、舒信道、陈克等反而进了前列，让人感觉《乐府雅词》的选域群体颇为诡异。
《乐府雅词》是宋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宋人选宋词，也是宋代词坛复雅风声中率先祭出以雅词为收录标准的词选，其意义非前《梅苑》可比。在《乐府雅词》这部传世词选中，欧阳修词以83首（除去混淆之作，其中误认晏殊词1首，实际78首）座居榜首，几近占存世欧词的三分之一。这种高入选率在整个南宋词选词坛，的确是少见的盛况，也是北宋中后期以来，欧阳修词第一次受到如此集中的关注。
被选的83首欧词中，涉及11个词调，尤以《蝶恋花》《玉楼春》《浪淘沙》为多。每一本词选都是选家精心挑选的结果，同时也是选家某种词学观念、词学理论的投射。而被选词人排列位置怎样、选词多少，往往倾注选家的选词标准或词学观念的投影。那么作为高彰雅词的《乐府雅词》，曾慥为什么将欧阳修词列为词选的主将？是不是如肖鹏所说：“在许多情况下，词选的主盟者往往就是当时词坛的最高精神偶像。作为这一规律的意外，《乐府雅词》限于家藏书，它的主帅本应该是苏轼，却仓促中没有选及，留下了不可原谅的遗憾。”[176]
《乐府雅词引》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去。”序中，曾慥首先肯定了欧阳词的不同凡响，指出作为一大学问家、一代儒学宗师的欧阳修，其文章一贯以“六一风神”而自命，为后人瞩目；但所写的词作却显得那样的小巧玲珑情谊绵眇，常被当成学习模仿的写作范式而为世人所珍惜推重。笔者以为曾慥之所以看中欧阳修词，将其列为北宋词家榜首，首先应是被其大儒学传人的光环所吸引，钦服欧阳修文章那种广为流传的六一风神，或许还令曾慥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醇儒所写的小词风格迥然异于流光溢彩的长篇大论，显得那样的婉转绵蛮、娇小柔婉，并为世人所重。然而前面已论，欧阳修的不少词雅俗并陈、艳曲不少，这一点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对于作为以雅词为选编标准的词选，绝对是犯了大忌，是以曾慥出于维护欧阳修儒宗的面貌以及编选词选的目的，不惜大刀阔斧，“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去”。从曾慥的口吻，不难体会到他对俗词艳曲的鄙视与愤恨，对雅词的维护与决心。
欧阳修入选的词作，是否均满足曾慥的选词要求或词学观呢？不妨抽样做个分析。譬如《长相思》：“深花枝。浅花枝。深浅花枝相并时。花枝难似伊。玉如肌。柳如眉。爱著鹅黄金缕衣。啼妆更为谁。”从其主题看，无疑是描写美人的情态，以花枝来比拟人的美丽。然而从描写对象的细微之处看，写了美人的肌肤，光滑白嫩似玉石，美人的眉毛，弯弯似柳叶，以及美人的衣着颜色是鹅黄金色的，甚至还有悲切的哀容和伤感。今天看来，只不过把一个美丽多情而又善感的少女写得那样逼真生动，在古人看来却有伤大雅。如清初金圣叹就感叹道：“后半阙，偏有许多‘玉肌’、‘柳眉’、‘鹅黄’、‘金缕’、‘啼装’等字，便觉丑拙不可耐。”[177]思想前卫的金圣叹都觉得描写过当，俗不可耐，于此可以想见本词在宋人眼中又是怎样的出格。按照曾慥遴选雅词的标准也应删去，然而却留存下来，说明曾慥对待欧阳修词的态度是双重的，或者是矛盾的。他只对那些与别人相混的艳词不予认同，至于原本就保留在欧集中的艳词则可能网开一面。当然，欧词80余首中，像这样带有俗艳之色的词作毕竟是极少的，绝大多数都是艳而不俗、情而不淫，符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诗学主旨——这是不容否认的。
在南宋雅歌高涨、苏辛风劲的时期，欧阳修一人之词能居榜首，着实是词坛的一种意外，毕竟苏轼出后，词坛上再论晏欧词者并不多见。不过，浏览《乐府雅词》的选阵名单，发现与欧阳修词风接近的晏殊没有选入，令人喜爱的晏幾道词亦然，而那个出人头地、几乎牢笼北宋中后期词坛、首倡词应向诗的雅化复归并对南宋词坛影响颇大的苏轼，竟也没有一首入选。确实难以置信，难怪数百年来不断有人质疑并尝试做出自己的推测和解释。对此问题，笔者十分赞同肖鹏的推论：曾慥并非对苏轼词有偏见或者其他想法而不录，完全是因为当时编选词集时无法找到有苏词的版本集子[178]。无论如何，《乐府雅词》体现了对欧作雅词的尊重，客观上保存了部分欧词，并推进了欧词的流传步伐。
3.《草堂诗余》与晏欧三家词选
《草堂诗余》[179]是一部南宋无名氏选、何士信增编的词选，其中词作以宋词为主，兼收一小部分唐五代词。从选词性质看，属于选歌体——应市井选歌说唱需要而编选的词选[180]。
《草堂诗余》选词以婉约风格为主，主要表现在对词人、词作的选择样态上。该书录周邦彦词共47首，为全书的第一个入选词家，也是入选数量最多的词家。其余入选较多的有：苏轼22首，柳永18首，秦观17首，欧阳修12首，康伯可10首，辛弃疾9首，黄庭坚8首，李清照6首，晏幾道、胡浩然各5首。
根据吴世昌先生的说法，《草堂诗余》的成书经过三次选编才变为如今所见面貌，即初编、新添和新增三个过程[181]。数据说明，原作者第一次选编时，秦观、欧阳修都有10首以上选入，而柳永才10首。柳之所以能居前三甲，完全是后来不断增添的结果。这一点在编选辛词上尤为明显。初编时辛弃疾只有一首词入录，经过后人新添才使数量急剧增加，达9首而入前十。从所选词人词作特色看，除却苏轼和辛弃疾所属豪放词派，其余基本都是婉约词人的阵营，由此奠定《草堂诗余》以婉约为主的选词标准和词作特色。而苏轼的豪放词其实也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中秋》两阕可纳入，其余一概以婉约风格为主。尽管如此，《草堂》的艺术旨趣和风格并非如此简单，若以词人而论，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身份证系统，从而也不可能拥有统一的风格而成为一个抱团的群体：“柳永、胡浩然、康与之为一系，晏殊、晏幾道、欧阳修、张先为一系，苏轼、黄庭坚、晁补之为一系，张元幹、辛弃疾为一系，江湖词人宋自逊辈为一系。”[182]确实如此。
有着南宋江湖词人背景的《草堂诗余》，它的审美观念自然折射出江湖游士的草根文化情结，那就是以追求山林隐逸为人生乐趣，以孤标旷世为美学旨趣。现实是《草堂》并非限于此，而是多种姿态的风格与题材均有呈现，甚至一些俗词艳曲也一一入选，黄庭坚、胡浩然等人的俗词入选，就是明证。可谓大雅小俗，殊而无一。正是这种“俗”构成了《草堂诗余》最具民间特色的因素，也是最引起后世非议的一个表现。清代黄苏的《蓼园词选》就是以《草堂诗余》俗词为杀伐目标的再选。在这种艺术氛围中，晏欧三家词幸运入选，而且除了晏殊只有3首，其余二人入选数量均居前列，尤其是欧阳修，以12首居第五位，仅次于苏门四学士的秦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表现，揭示出南宋中后期，在苏辛词风与周姜词风占据词坛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晏欧词仍有传播品读的一席之地。不过，从选编过程看，相较其他词人不断有所增添，而晏欧三家词基本上都是初编时期的作品，后期除了晏幾道增词一首外，其余没有变化。晏欧三家词是否已经凝固化，定型化了，或是晏欧词缺少艺术流传的张力，在历来的研究传播中缺乏新的艺术元素来增加附加值，所以只能原地踏步固守疆土。这一点是极不利于一个作家作品的艺术生命力传承与发扬的。晏欧词究竟哪些词作受到编选者留意呢？
标榜入选的20首晏欧三家词中，除了欧阳修《瑞鹤仙·春情》（《全宋词》作陆淞）和《浣溪沙·春闺》同见于晏殊词外，其余基本均无著作权的争议。原题13首欧词中，见诸《乐府雅词》者有《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渔家傲》（十月晓春梅蕊绽）、《临江仙》（池外轻雷池上雨）、《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浣溪沙》（湖上朱桥响画轮）等两首、《踏莎行》（候馆梅残）、《生查子》（含羞整翠鬟），共8首；而《雅词》不入而选入《草堂》之《玉楼春》（妖冶风情天与措）一阕，则是两本词选雅俗之别的最好区隔。晏幾道5首词中，《菩萨蛮》（哀筝一弄湘江曲）一词相对较为陌生，而词题“咏筝”显然是编选者加的，以引起听者、阅读者注意。晏殊的3首词：《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蝶恋花》（帘幕风轻双燕语）、《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基本都是精品，如算上与欧阳修互见的《浣溪沙》（青杏园林煮酒香）一阕，则有4首。数量虽少，都是经典——这是不容置疑的。
总之，在雅俗共赏的《草堂诗余》中，晏欧三家词能够以20首入选，至少证明，在江湖词人群体活动的背景下，当时流行歌本的《草堂诗余》没有忘记北宋初期小令词的先锋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的词，他们的词仍是可歌可读的经典之作。另外，南宋中后期词坛上，北宋的周邦彦在某种程度已经超越了欧阳修、苏东坡这些曾经的词学大腕，而晋升为新的词学偶像（这当然与美成词集的大量刊印有关），预示着词坛风向的转变。晏欧三家词能在这种词学变化中占据词选一席之地，足以证明他们的词学魅力。
4.《花庵词选》与晏欧三家词选
黄昇的《花庵词选》[183]由两部分组成：《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和《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据黄昇自序，其选词目的是为博观约取，聊备存史之用。序有云：“况中兴以来，作者继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词，词各有体，知之而未见，见之而未尽者，不胜算也。假日搜集，得数百家，名之曰《绝妙词选》。佳词岂能尽录，亦尝鼎一脔而已。”[184]而胡德芳的《花庵词选序》亦可进一步佐证此词选的功用：“博观约取，发妙音于众乐并奏之际，出至珍于万宝毕陈之中，使人得一编可以尽见词家之奇。”[185]
根据两词序，可知是书编订刊刻于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时大部分士人中兴的豪气早已湮灭，而复振的梦想亦被无情的现实击碎，南宋已全面走向衰落。在这种国家颓势之下，身为词人的黄昇对于日渐丰富的词作心生一种搜集整理的愿望，这既是外界环境变化触发的结果，更是出于一个文人词客保护以往文化遗产的责任自觉。基于这种因素，《花庵词选》的选词眼界较为宏通，没有局限于一家一派或某种风格，也没有像曾慥那样被家藏词集所限制，而是尽可能地参资前人词选成果，一阕二阕地摘抄钩录——编辑之认真敬业，超过了曾慥，以及《草堂》的编辑者。肖鹏认为黄昇至少参考了《乐府雅词》《花间集》《尊前集》以及五代时的《遏云集》等前人词选[186]。
在上述选词视域的影响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十卷主要着眼唐五代北宋词，其中唐词1卷，共26人104首，以温庭筠（10首）、韦庄（7首）、孙光宪（6首）、李询（8首）、李煜（6首）为多。对北宋初期词坛影响较大的冯延巳却只有2首（《谒金门·风乍起》《更漏子·夜初长》）。宋词9卷中，共108人416首。选词10首以上的词人为：欧阳修18首，苏轼31首，晏幾道12首，秦观16首，贺铸11首，柳永11首，谢逸13首，周邦彦17首，万俟雅言13首，陈子高13首[187]。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10首以上的词家刚好10人，不知是黄昇有意凑足北宋十大词家，还是这10个词人基本上代表了北宋的词学创作成就，其中有三个面孔相对陌生：谢逸、万俟雅言和陈子高。这三个位置按照词史影响而言，应该是张先、黄庭坚和李清照。他们分别有7首、9首和8首，对比《草堂诗余》，他们的入选词作有所增加（《草》分别为4首、8首和6首）。当然黄昇选词重在存史之用，所以并不一定参酌词的流行度与后世影响度来选择，而是按照词史的基本进程及词人身份分类编排的，如李清照归为“闺秀”类即是。虽然如此，数量的多少还是能见出词人的影响与地位——至少在选家认为“佳词”的审美视域中。苏词居首位，自是应当。在南宋，随着苏文、苏诗、苏词及苏东坡的人格魅力的传播与影响，苏轼在文坛之地位如日中天，几乎无人可撼。《草堂》中的榜首周邦彦已经被挤出前二位居第三，多多少少反映黄昇对雅音格律一派的周词似乎热度不高。晏欧三家也有36首词作入选，且欧阳修和小晏入列前十——这个排名与《草堂诗余》基本相似，但是所选词增多了近16首。这或许是存歌体的民间本《草堂诗余》与存史体的专业词选《花庵词选》的选词标准和审美观念之差异。
欧阳修词18首，其中有15首附加了词题，这是原作极少见的现象。据笔者查阅，除却《朝中措》一阕原本就有词题外，其余诸作都是后来者添加的，尤其是《草堂诗余》的编选者。另外还发现，晏欧三家词中，唯独欧阳修词添加词题，这是选家有意为之还是完全依袭前人成果？不得而知。或许相较而言，欧阳修词更具艺术魅力和消费市场吧。《草堂》与《花庵词选》均有的欧词有8首，而晏殊词1首，晏幾道词2首，明显都带有参资承袭的印记，但欧阳修词尤甚。另外，黄昇虽然自觉有以“佳词”存史的目的，然而入选的结果并非称心如意。如晏殊脍炙人口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却没有入选，窥见黄昇的漏眼之处。而晏幾道入选的《鹧鸪天》（碧藕花开水殿凉）一阕是地地道道的应制词，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乏善可陈，有违黄昇所谓“命意造语工致处，盖语简而意深，所以为奇作”的选词标准，与“佳词”相距甚远。
总之，《花庵词选》编选包括晏欧三家词在内的唐宋词家200余人，编选词作1200余首，是宋代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词选。黄昇对宋词的保存之力，功不可没。
5.《阳春白雪》与晏幾道词
《阳春白雪》[188]是南宋后期赵闻礼所编辑的一部宋人词选集。今传本《阳春白雪》八卷、外集一卷。全书共选词671首，除18首为无名氏作，涉及词人231人，其中前3卷多北宋词，卷4以下多南宋词。宋末江湖词人之作也多有搜集于此，保持了时代的风貌。北宋所录以周邦彦为多，南宋以辛弃疾、史达祖、吴文英、胡翼龙、谭宣子五家为最。
《阳春白雪》的选词标准和词风宗尚与南宋词坛密切相关。词风中的雅正婉约一派始终占据宋词坛主流，而苏辛一派尽管也有不小活动能量和活动影响，终未能撼动婉约一途的正宗地位。编选者赵闻礼为了呼应书名“阳春白雪”，所选词作基本都是“高雅精妙”之作[189]，以别于鄙俗淫俚之词。在处理两大词派问题上，特将全选分为正集和外集两大类，其中置于前卷的正集8卷以“妍雅、深厚”为主[190]，代表词家有柳永、晏幾道、秦观、周邦彦、姜夔等，间有所谓豪放派词家也以温厚蕴藉的作品为主。真正的豪放大气之作则置于外集，如张元幹《贺新郎·寄李伯纪》《送胡邦衡谪新州》等。
《阳春白雪》录南北宋大家共计17人，词作116首，其中北宋以周邦彦（20首）、康伯可（9首）、贺铸（7首）为多，南宋以史达祖（15首）、吴文英（13首）、姜夔（12首）及辛弃疾（12首）为多。苏轼仅一首，且也是声名并不怎样的《江神子》（翠娥羞黛怯人看），晏幾道入选4首，而欧阳修、晏殊无一首入选。如果说，这多少反映赵闻礼对苏轼及晏欧词的偏见，倒不如说《阳春白雪》选词婉约中更看重的是词的音乐性或可歌性。晏、欧、苏选词绝少，笔者以为完全是受李清照《词论》所谓晏、欧、苏三人之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的荼毒，因为更侧重选歌的《草堂诗余》选苏轼词30余首，而晏殊、欧阳修也有20余首。赵闻礼放弃诸大家词不选，而自己的几首词却侧入其中，这种做法倒不如黄昇将自己所作放在最末。于斯可见，赵闻礼对待己作及他人词作之态度。《阳春白雪》选仅散见卷一、卷三的晏幾道4首词入选：《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玉楼春》（小怜未解论心素）、《扑蝴蝶》（风稍雨叶）、《南乡子》（绿水带春潮）。相较前选，这4首小晏词除了《临江仙》，其余三者都是第一次入选，对于推动晏幾道词的传播还是有功劳的。
晏欧三家词的批评与接受离不开词籍的刊刻与传播。前面已论，晏欧三家词早在北宋时期就至少有5种词集刊印，相对较多的刊印活动还是出现在南宋。因为词集刊印较多，与之相关的序跋出现机会也多，为晏欧词的理论批评带来新渠道，这是北宋所缺乏的研究现象。
1.编辑与刊刻
词集的刊刻与编纂，从版本学角度看，一般有两种类型：一为全集本，一为别集本。全集本，是指词集附在全部文集中，按照任德魁的说法包含3种形式：“独自成集，即于诗文集外另编成集，附于全集后；独自成卷，一般位于全集末或诗卷后；与诗文混编，多位于某诗、或文后，合成一卷。”[191]宋词的全集本一般是南宋以后的事，伴随着词体地位的升高和词体认识的增强，词体可以诗文一样当作一种抒情言志的文体时，词体才可能与诗文集附在一起。今见欧阳修词的全集本，源于宋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一五三卷（今藏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江西省图书馆）本，其中卷一三一至卷一三三为《近体乐府》3卷，收词178首（乐语除外）：10行16字，白口，左右双边。对于这次刊刻，周必大有过较详细的记载：
周必大于此指出，鉴于欧阳修文集版本在当时杂而多、讹谬不可读的现状，才会同郡人孙谦益、丁朝佐及曾三异等人，参订前人版本加以编校，历时6年（1191—1196）方才告竣。该本因为刻校甚工，流传亦广而被现代学人目为“第一部详细撰写校记、载录不同版本异文的词集”[193]。后世全集本基本以此为递刻祖本。
此后另有宋刊本一五三卷（今藏国家图书馆）。编排篇目次序一依周本，惟校刻文字略与周本有异，“应是周本的续校本”[194]。其本面貌，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有记云：“《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宋欧阳修撰，卷三至六、三十八至四十四、六十一至六十三、九十五、一百三十四至一百四十二配明钞本，凡二十四卷。宋刊存一百三十四卷。”根据记载，傅氏所见欧阳修的《近体乐府》3卷依然（全集卷一三一至卷一三三）保存宋刊本原貌。傅增湘对此本也称誉有加，认为“盖在公集为最后之定本，亦元明诸刻之祖本。七百余年之古刻，三千余叶之巨编，世传欧公全集当以此为最矣”[195]。
欧阳修词的别集本，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六一词》一卷本，一为《醉翁琴趣外篇》六卷本。《六一词》词单行本，仅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著录的南宋嘉定间长沙书坊刻《百家词》本，惜已失传。《醉翁琴趣外篇》有南宋即有传本。宋末元初的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载曰：“近有《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余首所谓鄙亵之语，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196]据目前能见的《醉翁琴趣外篇》本，亦作6卷，存词203首，与吴师道所见同。[197]
晏殊的词集只有《珠玉词》本，晏幾道词集自名《乐府补亡》，或《小山集》，或《小山词》。二晏的词集南宋本，仅见《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长沙书坊刻《百家词》本，已佚。
2.序跋与校勘
词选词集的收辑刊刻无疑为后来的校勘者提供了第一阅读文本，也为词学研究上升为理论性的探讨提供了物质基础，词集序跋即是这样的产物。谭新红指出词集序跋一般“以简洁经济的方式记叙作品的本事、品评词人的优劣、议论词体的功能及文本的得失，进而影响词体文学的流播”[198]。
二晏词的词集序跋，已在北宋时出现过。如朱熹《名臣言行录》曰：“晏同叔……词名《珠玉集》，张子野为之序。”不过这篇题序却未能保存下来。而前述的黄庭坚《小山词序》也算是晏幾道词较早的一篇题序了。
南宋有关晏欧三家词的词集序跋主要体现有二：
（1）罗泌的《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跋》及校勘词例
罗泌（1131—1189），字长源，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庆元年间，周必大等人编成《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五三附录五卷时，罗泌一度参与欧阳修《近体乐府》校稿。
今传周本欧阳修《近体乐府》三卷后附罗泌跋文1则：
罗泌此跋先从诗歌为人之性情的宣泄载体说起：“情动于衷而形于言，人之常也”，认为孔子编定《诗经》时对于重情者诗篇予以保留，说明诗歌的言情之作自是人之性情的正常表现，无须多虑。第二指出欧词为欧阳修吟性情咏之余的结果，并说明有些篇章《乐府雅词》未能尽收，殊为遗憾。第三，罗泌阐述欧词三卷本的编定原则及编录方式：乐语至于卷首，疑为刘煇所作者一律削去，另外指出欧词有和《阳春录》、柳永词相混者，而对于集中轻浮俗艳者，罗泌持包容怀疑态度，认为“殆非公之少作，疑以传疑可也”，可酌情删削。
卷三罗泌校正的欧阳修词涉及8个词调、10首词作，且增添1首，如：
《浪淘沙》第1篇（按首句“把酒祝东风”）“可惜”一作“料得”；第3篇（按首句“五岭麦秋残”）“囊裏”一作“囊裹”，“一从”一作“自从”，“关”一作“前”。
……
《应天长》3篇[200]：并载《阳春录》；第一篇（按首句“一弯初月临鸾镜”，今不见欧词）“弯初”一作“钩新”；第2篇（按首句“石城山下桃花绽”，今作冯延巳）“三遥”一作“天遥”“燕度”一作“忍泪”；第三篇（按首句“绿槐阴里黄莺语”，今作韦庄），《花间集》作皇甫松词、《金奁集》作温飞卿词，“莺语”二集并作“梅雨”，“日正午”一作“春昼午”，“问君知也否”诸集并作“断肠君信否”。
《芳草渡》（按首句“梧桐落”，今作冯延巳）又载《阳春录》，“澄波”一作“清江”。
《更漏子》（按首句“风带寒”，今作冯延巳）又载《阳春录》，“情悄悄”一作“云杳杳”。
《夜行船》第2篇（按首句“满眼东风飞絮”）“人去去”一作“人又去”[201]。
《景宋金元明本词》本另有“续添”两处，而《四部丛刊》影印元翻刻周本无，断非罗泌语而是宋本他编者所为。附录于下：
续添《浪淘沙》第3篇（参上）“麦秋残”“残”一作“寒”。
续添《水调歌头·和苏子美＜沧浪亭词＞》（万顷太湖上），并校云：此词载《兰畹集》第五卷，重押“凉”字。（按，本词今作尹洙）
2.其他与晏欧三家词有关的序跋
南宋尹觉的《题坦庵词》中论其师赵师侠词时曾涉及晏殊、欧阳修词。跋云：“词，古诗流也，吟咏性情，莫工于词。临淄、六一，当代文伯，其乐府犹有怜景拟情之偏，岂情之所钟，不能自已于言耶？坦庵先生，金闺之彦，性天夷旷，吐而为文，如泉出不择地，连收两科，如俯拾芥。词章乃其余事，人见其模写风景，体状态物，俱极精巧，初不知得之之易，以至得趣忘忧，乐大知命，兹又性情之自然也……”[202]尹觉此文虽为乃师而发，但为了突出赵师侠词情之特征，阐述了晏殊、欧阳修词的钟情特色，客观上增加了一则评述晏欧词的史料。尹觉的这种论述方式与罗泌的跋文有点类似，都是主张诗词主情说，不过罗氏为了论述欧词之情，从诗经言情承起，而尹觉为了阐述赵师侠词亦出自我性情，则直接将词当作诗之一流，并进而论为“吟咏性情，莫工于词”，极为推尊词体的言情特色。继而，尹觉认为，晏殊、欧阳修作为当代的文坛大家，他们的乐府词都偏向写景抒情、情景互涉，仅此一点见出尹觉的看法是较为合符晏殊、欧阳修词某些历史原貌的。当然，尹觉指出这一特征，其根本目的是为建立“情之所钟，不能自已”的论题服务，在这个前提下，才进一步阐述赵师侠之词亦为情之所迫而张本开径，而晏欧词于其间则起了桥梁嫁接作用。
与尹觉的论述方式有点接近的是南宋王称（绍兴中为实录修撰）之《书舟词》序，其中也涉及晏幾道词。《书舟词》是南宋词人程垓的词集。王称该序有两处言及晏幾道，全文如下：
王称以晏幾道和秦观、黄庭坚为例，认为晏幾道作为台阁大臣之子，也善作艳词，当时有人非议他有才无德，这都是因为他的文章未能流传而仅见其靡丽之词的结果。而北宋的秦观、黄庭坚，二人均擅小词与文章，因此相较晏幾道，程垓的所作所为应该与秦黄类似，既善诗词，又兼具文章之才，而不是像晏幾道一样，世人仅见其词，应该诗词文均有名才是。总之，王称为了推举乡人程垓，将晏幾道以词行世而招致非议为反面例子，认为保存、传播程垓之文不应只是编定词集，应该像秦观（现亦多以词名世）、黄庭坚一样，诗词文在内的各体均有发扬，唯此才不掩程垓真名。
上述两则词集序跋都提到了晏欧三家词，所不同的是，尹觉之文是以晏殊、欧词为正面例子，论述词情自出的理论主张；而王称之序，则以晏幾道词为反面例子，说明如果未能以诗词文各体均有编辑刊行，则恐怕难以真正反映作家的创作实绩，实属遗憾。
三、南北宋晏欧三家词研究的联系与区别
作为研究与传承的早先时期，南北宋对晏欧三家词的关注既有联系相似之处，也有区别相异的地方。
首先在传播渠道上，南北宋的传承同中有异。北宋的词作传播出现了歌妓传唱的形式，尤其是欧阳修词，歌妓的当时代传唱为欧阳修词的传播拓开了渠道，提高了词人和词作知名度。比如欧阳修的十二月鼓子词《渔家傲》便是典型例子，这充分揭示早期词作娱乐文学的特性。而南宋随着词作音乐属性的淡化和雅化，词体创作成为文人的案头文学之后，歌妓的传唱相较渐趋没落。与词集传承相关的是，北宋由于印刷业相较落后以及文人刻印文集的意识淡薄，晏欧三人词集的刊刻较为零散，仅有5种。到了南宋，不仅有了别集本，还有全集本，如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便是例证，这是北宋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在词学创作实践领域的传承接受中，南北宋都有词人吸收借鉴模仿晏欧词的现象，不过北宋自觉学习借鉴模仿接受的规模要大，南宋局面颇为凋零。以欧词为例，北宋既有苏轼对欧阳修词句的吸纳改造，也含有对欧阳修文采风流意蕴的融合；秦观词也是深受欧词蕴藉风流的影响变得情深而多婉；李清照则直接吸收欧词字句入词，表现出对欧词的别有爱赏。至于姚端礼则以模拟10首《鹧鸪天》来表达对晏幾道及其词的追慕与敬仰。北宋时期，体式短小而意境深婉的小令词还有较大的接受市场，到了南宋由于词的雅化色彩日益受到重视，词艺技巧也随之精湛，格律词或醇雅派成了词坛主角。这种新局面反映到创作领域，吸取模拟晏欧词的作品更少了，仅有欧词《朝中措》《生査子》两调受到周紫芝、王之道、曾觌等人的追和模拟[204]，且这些人也仅是出于一时兴致对欧词豪宕风格的步武，并没有真正将欧词的风神技巧融会贯通到他的词体创作当中。再者，在词作选本传播途径，南北宋差异甚大。北宋作为三家词的产生时期，除了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子集》无意当中选辑了12首欧阳修鼓子词，基本没有其他选本传播的现象。到了南宋随着词学创作的日益繁荣，与之相关的选本大量出台，其中有《梅苑》等5部选本收录三家词150余首，为三家词的传播接受提供了渠道和机会，扩大了影响。这也是北宋无法比拟的。
其次，南北宋对三家词的研究与批评领域也是有异有同。南北宋批评手段和形式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晏欧三家词研究与批评形式中，南北宋都有诗话、词话批评形式。不过相较而言，南宋的批评手段不局限于这两者范围，还包括词选批评和序跋批评形式，丰富多样。南北宋批评关注点也同中见异。对于三家词的某些经典词句，南北宋都有过批点，但具体对象和关注点有异。如北宋的刘頒激赏晏殊词句“重头歌咏响璁琤，入破舞腰红乱旋”，认为其“‘重头’‘入破’皆管弦家语”，是从写作特色入手批评的，而南宋的文人多从词句的源头与影响角度进行评骘。如曾季貍指出欧阳修词句“杏花红处青山缺”来源于白居易诗歌，等等。再者，南北宋对于欧阳修艳情词真伪问题上的评判态度也有区别与联系。纵观整个词史，欧阳修《望江南》（江南柳）和《醉蓬莱》（见羞容敛翠）艳情词是否是伪词一直争论不休。南北两宋不少文人也曾发表见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关注态度同中稍异，见出当时某些词学风尚痕迹。从北宋时期文莹《湘山野录》到南宋时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前前后后约有十五人就此问题发表论见，其中无论南北，都一致认可伪作说。对于伪作原因，绝大部分认为是他人恶意攻击欧阳修借名所为，唯独南渡词人曾慥及南宋文人罗泌的看法有异。曾慥在《乐府雅词序》中指出“谬为公词”的原因亦推测或为他人假名所为，但是他还提出另一种假设，即是传播当中的无意混淆，而不是小人有意攻击假托。罗泌在《近体乐府序》中肯定曾慥说法，直接说“疑以传疑可也”。无论哪一种态度和评价，总体上都否认欧阳修艳情词作者的身份。这是南北宋诸多文人的一致态度，共同揭示出传统文人遵从“为尊者讳”的习俗原则，反映到词学领域则是宋代文人“崇雅黜俗”词学理论的显现。至于原因，曾慥和罗泌没有一味地从众，而提出可能是词作传播过程产生混淆的结果。这种看法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侧面反映了早期词作在歌宴酒席传唱相混的生态事实，为欧阳修艳情词证伪提供了另一种解读。
总之，作为词学发展的早先时期，两宋出现了诸多研究体式与批评理论，诗话、词话、词选与专题的词集序跋纷自迭来，丰富了两宋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成果，其后的各个朝代仍有继承和发扬。而这个时期的寻章摘句式的批评鉴赏也是一大批评与研究特色。但两宋期间，尽管出现那么多词话，尤其是南宋，然而真正就词论词的却甚少。晏欧三家作为令词先锋和行家，或许只具得风气之先的意义，而对于开拓宋词境界和繁荣宋词理论体系，他们的小词和词学成就显得有些局促和不力。尽管后世也有“晏欧体”“小晏体”之说，他们创制的词学范式蕴含再生复制的能量太有限了，特别是在慢词大量出现的时代。是故，时代的变换没有将晏欧三家词纳入批评与模拟追和的中心，尤其是当苏轼和周邦彦登场之后，他们的背影愈发显得暗淡，在纷纭的词家评论中，只一笔带过便消失无迹。这种局面，或许正如欧阳修早年曾有意将文学领军的大纛交给苏轼时的预期一样：30年后没人知道我欧老夫子的文章了！相比其他容易引起后人争论的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及吴文英等人的词，晏欧三家词的研究状况平淡得多，不仅两宋，其他时代大体也如此。这样的现实并不是说晏欧三家词与词学无甚意义，相反，他们无愧于那个时代。一代之有一代文学。北宋中后期的词学领域中，晏欧三家于小令词的大家地位是不能抹杀的，即使对于后来的慢词与豪放风气，欧阳修仍然是开拓者之一。作为词学创作的先导者，他们的词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因此，尽管在词学批评与研究领域中，晏欧三家词未能占据最高峰或得到最多的关注，他们依然不失北宋词学大家的身份，依然无损他们词学成就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