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元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的衰歇与沉寂
中国词学历经两宋的辉煌与繁荣，于金元明三代便陷入了沉静期。金元二代除了本身词学底子较为薄弱的先天不足外，本身朝代的短促也是词学无法发达的原因。加之，与宋对峙时期兴盛起来的宋金杂曲和后来的金元杂剧，削夺了一部分文人创作词体的热情，从而相应缩减了对词体的需求市场。金元时代与词学创作关系紧密的词学批评与研究也无甚凸显之处，而苏辛风盛进一步促使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进入了衰歇时期。
一、苏辛风浓的金元词学生态
金元先后统治中原以后，原摄有汉文化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便与本地的中原汉文化迅速交汇融通，奠定了这两个政权的统治基础，取得了不少士民的信任，获得了生息发展的机会。以文学接受为例，可略微窥见金元时期的文学风尚。北宋中后期，元祐文学的盟主苏轼声名鹤起之时，北境的辽金也开始注意这个文中贯穿一种疏荡豪爽之气并屡受打击而不屈的文人官僚。而南宋以后，苏学北行已经成了金元学习吸收宋文化的重要表现和途径。据宋荦《漫堂诗说》云：“金初以蔡松年、吴激为首，世称‘蔡吴’体。后则赵秉文、党怀英为巨擘，元好问集其成，其后诸家俱学大苏。”[205]赵翼亦云：“宋南渡后，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苏东坡、黄山谷最盛。南宋人诗文，则罕有传至中原者，疆域所限，固不能即时流通。”[206]如金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王若虚（1174—1243），以知东坡自命，对苏轼的文学成就推崇至极。他曾云：“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俪之弊；为小词而无脂粉纤艳之失；楚辞则略依仿其步骤，而不以夺机枢为工；禅语则姑为谈笑之资，而不以穷葛藤为胜。此其所以独兼众作，莫可端倪。而世或谓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词不工于少游，禅语、楚辞不深于鲁直，岂知东坡也哉？”[207]丁放认为金元“近代学术文化源于北宋，受苏轼影响尤大。”[208]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金元是苏词接受的高峰期[209]，而由北南来的辛弃疾，继承苏词精神而创立的辛派词风，在南宋因音韵格律词派的挤兑俨然也有回流北方的迹象，在金元几近获得与苏词同等的地位。金遗民元好问曾记录一士人语可证：“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210]而宋末辛派殿军的文天祥、刘辰翁等凤林书院词派唱出的激昂慷慨之音也直接影响到元初的南方词坛。金元文学本身夹带的北地朔刚之气与苏辛之疏宕豪放血脉相融汇，奠定了金元词学创作的底色：或清旷超脱，或豪迈雄壮，或沉抑悲慨，使词学根柢薄弱的金元呈现些许亮色。婉丽多姿的晏欧三家词在这种词学批评与研究的背景下，要想获取较大的研究成果与影响是很难的，其所处的角色也是尴尬的。尽管如此，在金元词学理论主雄浑悲抑的腔调中，词坛上依稀能见晏欧三家词传承的踪迹。
二、苏辛风下晏欧三家词之局促流播命运
元好问（1190—1257），字遗山，无疑是金元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词人和史学家。他为学为文多向苏轼追步，其380余首《遗山乐府》则在诸多方面带有苏辛词风印记。元人郝经《祭遗山先生文》云：“乐章之雄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211]元人刘敏中《江湖长短句引》则说乐府乃诗之遗音余韵：“迨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然并传而不相悖，殆犹四时之气律不同，而其元化之所以斡旋未始不同也。”[212]
作为词学圣手、集大成者，元好问词以苏辛为主导，并不乏转益多师，其词也有周秦贺晏之色。张炎谓之曰：“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213]据说有一客访元遗山时，曾说：“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元好问闻而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噉蛤蜊。”客听说后亦大笑而去[214]。这是元好问自己记录下来的词话，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对于客人的发问，虽然没有直接回答，但从遗山的话语和举动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他自视可超越晏幾道等人的词作水平。明人李宗准《遗山乐府跋》：“遗山所著，清新婉丽，其自视似羞比秦、晁、贺、晏诸人，而直欲追配于东坡、稼轩之作”[215]，正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元好问的不少小令词确实写得活色生香，颇有北宋诸大家的流风余韵。譬如《遗山乐府》中有37首《鹧鸪天》组词，约占其词总数的十分之一，而晏幾道也有17首，比例也较高，从艺术精神上看与晏幾道小词极其相通，由是，可否说元好问对晏词有过暗中师事与模拟呢？否则没有研讨对方怎能自视甚高对方呢？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元好问一生以苏辛为创作膜拜对象，但对于晏幾道的小令词似也有学习吸取。
赵文（1239—1315），字仪可，另字惟恭，号青山，江西庐陵（今吉安）人。赵文为文“皆自抒胸臆，绝无粉饰”[216]。论诗则重儒家功用及主性情之论。如《陈竹性删后赘吟序》：“诗之为教，必悠扬讽咏乃得之，非如他经可徒以训诂为也。古之学诗者，必先求其声，以考其风俗，本其情性，后世学诗者不复知所谓声矣。”[217]认为诗歌必须声调悠扬情含讽咏才能够达到教化民众之目的，而不是仅从字面考古训诂可以得到的。赵文主张诗歌与风俗性情相关联，诗必须考风俗人情而后作，观诗亦可以知民风人情之得失。赵文的论诗观，其实是深受传统儒家诗教的影响，一方面注重人的自然才情，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要违背儒家礼仪。
赵文的诗论直接影响了他的词学观，铸成其对词的认识也带有儒家诗教的痕迹。今《青山集》诸多题序中，唯有一篇涉及曲子词，即《吴山房乐府序》。该序涉及晏殊、欧阳修等词人，现不避烦琐，移录如下：
赵文此序的核心观点是移用儒家诗教主张观瞻评判一代宋词的发展脉络，认为曲子词是世道声音的直接反映，通过感触词体可以窥见社会盛衰的现实状况。为了阐述这一观点，作者从北宋中期的晏殊、欧阳修词说起，一直到南宋后期的词坛风气，认为词体蕴含的精气神都与社会兴衰存亡息息相关。
儒家经典《礼记·礼仪》指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曲子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既有声律的谐婉，亦有文字的叶韵，作为来自社会的产物，自然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赵文所谓曲子词“声音之为世道、世道之为声音”实质与儒家的“声音之道，与政通”一脉相承，只不过更进一层：声音不仅可以观世道，世道同样可以影响、决定声音。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赵文才开始论道：“观晏、欧词，知是庆历嘉祐间人语。”要理解这句话，必须明白三点：晏欧词的气格特质是什么；北宋庆历、嘉祐年间的社会情形怎样；二者是否具有对应关系。晏欧词作最大的特点是风流华美，词气安详，或平易畅快之中有冲逸之气，前者尤指晏殊词，雍容有度，颇有富贵气象。如他的《浣溪沙》《采桑子》等词大多表现从容闲淡的台阁士大夫文人生活以及些许的人生思致和感喟。这种词作特色是与晏殊生活的北宋前期，文人士大夫正享受着历经山河整顿、经济正处恢复而上升的承平社会现实休戚相关。正如他《望仙门》自言“太平无事荷君恩”，社会的安定平淡，仕宦的稳健无虞，北宋台阁高待遇的宰辅生活和皇家倡导的娱乐休闲方式，以及他自身具备的文化教养，足以使他“能以从容淡雅的词笔，自写其富贵之态，写得雍容而典雅，神清而气远，风流而蕴藉”[219]。而稍后的欧阳修词则与之同中有异，有所区隔。欧词中也有写男女恋情、相思离别的词作，这是晚唐五代以来小词题材的通病，也是当时社会生活和词体文学功能的实际反映。文人雅会，佐酒佑觞，歌女唱词，宴席题咏，基本都是这一类所谓“普泛化”的词作。当然欧词还是别有意致的，写的男女人物更富有生活气息和情调，比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即是。而对大自然景物的精心结撰与描绘，也是欧词的一大特色，这主要体现于对颍州西湖无限风光的赞美与怀念，譬如《采桑子》。这种词刻画了欧阳修对大自然的深情拥抱和热爱，也相应地陶冶作者情操、调节了他的心胸气度。现代人所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只有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人才会有这种幡然醒悟，才会有这种人生真谛的体味与感叹。认真体会欧阳修对大自然的精心描绘，或许才会懂得晚年的他退居颍州西湖畔的真实缘由。当然欧词对宋词最大的贡献是加强了词的士大夫抒情特质，注重主观情感的发抒与表露。这也是他对苏词影响最大的地方。主要生活于北宋中期的欧阳修，没有如晏殊那样幸运——无论京内京外基本可以过着闲适自在的生活，毕竟彼时的日子确实没有多大的波澜，社会正处欣欣向荣一派和气的面貌（当然各种问题和弊端也在滋生暗长，为后来的时代埋下了隐患），但是到了欧阳修进入权力中枢之时，北宋前期这种雍容闲度的宦海生活已经成了历史——党争急剧增加而且明显地带有朋党意气。这种党争超越了国家利益之争而演变为帮派团体的政治斗争，从北宋庆历年间前后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欧阳修恰恰生活于其间，他的人生进退、宦海沉浮基本都带有党争的影子，从欧阳修后期的不少词章中能感受到他的这种人生况味和命运悲叹。“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圣无忧》）只有一个饱经挫折岁月、体味人生悲凉、屡睹友朋离散之人才会发出这种深深的感喟。这种人生悲叹和后来辛弃疾的“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同等深重；“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浪淘沙》）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个贬谪遣散或老去，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词人不得已发出知交零落的苦叹。此外，他的6首组词《定风波》等等无一不寄寓感怆世路、哀叹生命的心绪情感。
按照儒家的说法：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晏殊、欧阳修词作为诗歌之一余，自然也具有“兴观群怨”的实用功能。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分析，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主观情感与社会生活的反应。“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儒家的诗教观是基于这个道理而建立的，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晏欧这种词作特色酝酿于个性，发源于生活，当然可以像一扇窗口，以之观测民风民情和社会现实。晏殊、欧阳修生活的庆历嘉祐前后的北宋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生态，正如前面所述：经济上较为富庶，文化上走向繁荣，社会秩序较为稳定，政治党争激化，官僚处贬常态化。因此，赵文从这个角度说，“观晏、欧词，知是庆历嘉祐间人语”是颇有道理的。其实何止晏欧词？正如赵文所说周美成、康伯可、辛弃疾之词又何尝不与当时社会环境紧密相连？
赵文的这种儒家诗教观及声音与世道之对应关系的看法在元初并不是孤立的腔调，而是当时诗学观念的普遍反映。如元李好文有言：“声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原其始，则理与气合，道与时合。”[220]赵孟（1254—1322）则说得更直接：“夫词章之于世，不为无所益，今之诗，尤古之诗也，苟为无补，则圣人何取焉？繇是可以观民风，可以观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其博如此。”[221]对诗词的实用功能看得尤为通达，不仅可以知人观世道，还可以识草木。
在上述诗学背景下，赵文以儒家诗教的理论审美、观瞻晏欧等宋代词作及其与社会现实之关系，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是诗学批评在词学领域中的一次反映，也是宋元以来“诗词一理”观念的一次表现。
宋末元初的马端临（1254—1323）所撰《文献通考》共涉及《花间集》等110部词集的考释，基本上都是短小介绍，拾人牙慧，偶一作考校，其中有关晏欧三家词的考释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
1.“《阳春录》一卷：陈氏曰：南唐冯延巳撰。高邮崔公度伯易题其后，称其家藏最为详确，而《尊前》、《花间》诸集往往谬其姓氏。近传欧阳永叔词亦多有之，皆失其真也。”[222]欧阳修词集中与冯延巳词相混者甚多，据唐圭璋先生考证《阳春集》和欧词，有《玉楼春》（雪云乍变春云簇）误作冯词、《阮郎归》（东风吹水日衔山）误作欧词等17首（含和第三人相混者）互混者[223]。马端临认为欧集中多有词是“皆失其真”显然是较为精准之语。
2.“《珠玉集》一卷：陈氏曰：晏元献公殊撰。其子幾道曾言：‘先公为词未曾做妇人语。’以今考之，信然。”[224]晏幾道基本上是出于对乃父的维护，马端临似没有完全考校晏殊词，实际上《珠玉词》中并非没有涉及女子的词作，其间关于歌妓和妙龄少女的形象刻画还是有的，如《破阵子》（燕子欲归时节）等。晏幾道回护中的“妇人语”大概专指柳永般鄙俗侧艳之语，而不是指描写女性之语，否则，马端临的认可又有偏差。
3.“《六一词》一卷：陈氏曰：欧阳文忠公修撰。其间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者，亦有鄙亵之语一二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225]纯粹拾人牙慧，照旧而录。
4.“《小山集》一卷：陈氏曰：晏幾道叔原撰。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其人虽纵驰不羁，而不苟求进，尚气磊落，未可贬也。山谷黄氏《小山集序》曰……（黄庭坚小山词序语，今略）。”尽录他人语，无所创见。
总之，马端临的晏欧三家词考，几无学术研究新价值，但对于了解晏欧三家词的传承面貌，扩大晏欧三家词的传承途径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金元之际，涉及晏欧三家词批评与研究的材料甚少，除了上述零星的篇章得见外，陆友《研北杂志》还保持一条不多见的史料：“晏十五叔原志文，晁四以道作，今不见其集中。世称叔原长短句有六朝风致，是未见诗文高胜处也。”[226]陆友认为晏幾道词的风致其实远不如他的诗文高妙处，言下之意如果还原再现晏幾道的文学历史原貌，相比小词，其诗文更富有六朝文学的含思集韵。所谓六朝文学风致，依笔者的理解，是指六朝文学最主要的审美特质，即向外发现了大自然之美，向内开掘了人的心性之美，因此六朝文学是主情的文学、人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次自觉。从“梗概而多气，志深而笔长”到二谢之模山范水，陶渊明之自我情志的抒发，江淹之恨别赋，甚或于南朝之小品文，人的情感和自然风物之美第一次以二元对立协和的方式展现在中国文学之中。写景则语言上多表现为清词丽句，抒情也是自然真挚，风格上基本趋向含蓄柔美，直到南朝宫体诗的盛行，才一变而为浓艳铺张、词藻华美而风格浅薄的面目。晏幾道词的最具生命力和美感特质的就是在清词丽句中蕴含的那种人性美——真纯淳情，以致能具夺人心魄、动摇人心之艺术张力。王灼所谓“词情婉丽”[227]，绝非虚语，而清陈廷焯评曰：“风流绮丽，独冠一时。”[228]这种艺术魅力和六朝文学的美学主旨极其类似，因此世人所谓小晏“长短句有六朝风致”殆如斯意义。至于晏幾道之诗文，因未能流传下来，其风貌也只能从陆友之语中想象感受一番了。
三、金元两代三家词研究与传承的特点
相比南北两宋，金元两代晏欧三家词研究的态势呈现衰歇与沉寂局面，这是两代研究趋向的最大特征。这个“衰歇与沉寂”局势，一方面表现在有关传承途径和手段的匮乏，另一方面也表现在研究人员的数量少和研究领域的狭窄。
从第一个方面说，相较两宋，金元既缺乏新刊印文词集文本的传播，也缺乏在创作领域对三家词的追和拟仿，还缺乏词作选本的传播。元好问虽有接受晏幾道词的可能，但毕竟仅是创作风格和某些词作意趣与小晏词相似而已，与那些真正模拟追和的学习借鉴之作还是有差别。如果要说创作接受上有与前宋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元代的欧阳玄模仿欧阳修《渔家傲》作词12首。这或许是词作实践承袭欧词中唯一称得上的亮点。欧阳玄（1273—1358）撰有《圭斋文集》，收《渔家傲》词12首。词前有序说道：“余读欧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王荆公亟称赏之。心服其盛丽，生平思仿佛一言不可得。近年窃官于朝，久客辇下，每欲仿此，作十二阕，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他日归农，或可资闲暇也。”[229]12首模仿之作，主要表现在词调、词题和词作内容学习吸取欧阳修之作，也别有意趣。由此，三家词之所以能够越金元而流传至明代，基本上是依赖两宋时期文（词）集版本和词选传承的结果。金元二代几乎毫无贡献，仅是依靠两宋词学成果才使词作流传于后。这对于晏欧三家词的传承和影响而言无疑是一大灾难，因而只能走向衰落的命运。至于个中原因，正如前文所言，是因为从南宋至金元二代，整个词坛的主导角色与三家词无关。换言之，晏欧小令词的流传市场芳华不再，而金元时期苏辛词当道，三家词更是被边缘化。
第二方面，整个金元二代，有影响的词家，也就三五诸人，能在词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是“吴蔡”和元好问，而对于词学理论有过贡献且富有识见的批评家更是寥落晨星。金元词学不仅从事研究的队伍规模小，论题也多半集中在苏辛词风之上。这毕竟是金元文风与苏辛词风找到了契合处的表现，即使元一统江南，南宋给元初带来的词风也主要是格律风雅一派的流风余韵。晏欧词风不适合当时人的审美趣味。这种状况决定了关注晏欧词的文人甚少，关注词作和具体批评内容的范围自然也非常狭窄。这是词学发展的事实。尽管如此，作为千年词史的一段，金元晏欧三家词的研究与传承仍是无法割裂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