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行旅”同样可以入画

与“读书”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画。为什么？因为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知识的收获，以及阅历、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径。若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你会发现，旅行需要凭借各种工具，乘车船，骑毛驴，坐飞机，不同时代旅行工具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感知及审美方式的差异，这同样值得关注。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

古人旅行很危险，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妖怪，必须配带辟邪的灵药——这跟我们今天出门上路，需要带点常用药品大致相近。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准。江绍原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专门讲古人旅行时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回避的办法，包括如何借佩带各种灵药来辟邪。有关旅行的文化史著述，还可以举出地图研究。今天资讯很发达，我们出远门时，照样习惯带上地图。古代更是如此，千山万水，乡野驿站，你怎么上京赶考，或外出经商？出门第一站，该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间长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铺以及酒菜的价格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这种实用性很强的图书，不入高人眼，但出门时必带。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类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有各种简要地图及详细的资讯。古人远行确实不易，难怪有悲悲切切的“长亭送别”。

到了晚清，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很多人自愿或被迫远游海外。可能是留学，也可能是出使，还可能通商、劳工输出等，这种海外游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及人类文明的理解与想象。所谓“开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来实现的。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很有仪式感的“长亭送别”，也随之逐渐消失了。不知不觉中，“旅行”变得没有风险，很舒服，也很优雅，甚至让人心旷神怡。这样一来，“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资本”。每当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其远游见闻时，千万别打断。不说人家在炫耀，起码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着闲暇、金钱、眼界、趣味等。对有的人来说，“旅行”是工作；而对另外的人来说，“旅行”则是休闲。不管哪一类，旅行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验，也是一种象征资本。

《泪与笑》

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英文系高才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在做事，不管正事还是歪事，反正很忙碌，注意力只能集中在这一点。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我说的是梁实秋。梁早年跟鲁迅论战，很多中学生是从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了解他的，这当然很不准确。其实，梁实秋是很有成就的翻译家、文学史家和散文家。这篇《旅行》就出自他40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

《雅舍小品》

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40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了这篇《山村的墓碣》。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终止。那人是谁？因何死去？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

《山水》

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不说诗文，就说绘画吧。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旅人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旅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景观也并非简单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方才有所谓的“风景”。重峦叠嶂，山路蜿蜒，中间有一赶路人。别看这小人在画面上很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好山好水，好树好屋，可观可赏，可居可游，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

《溪山行旅图》

2004年春天，作为“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巴黎大宫博物馆举办了《神圣的山峰——中国博物馆馆藏精品展》。众多精彩展品中，就包含清人黄向坚的组画。黄向坚（1609─1673）字端木，苏州人，比他的善画山水更有名的，是他的万里寻亲。黄向坚的父亲在昆明当小官，明清易代，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于是，黄孝子从苏州出发，于干戈载道之中，跋涉山川，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把父母接回老家奉养。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记载此万里寻亲故事；诗人归庄据此撰有《黄孝子传》，戏剧家李玉则编有《万里圆》传奇，后者还进入各种文学史。至于黄向坚本人，其所撰《寻亲纪程》《滇还纪程》，兼及图文。作为山水册页的特例，这组兼及叙事功能的《寻亲纪程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位万里寻亲的孝子，一路诗文，一路画画，而每幅山水里，都有一个挟着雨伞步履匆匆的行人，那就是他本人。跟他的同乡徐霞客借“游记”摹写大好河山好有一比，同时代画家中，难得有黄向坚那么“见多识广”的——万里寻亲的另一面，便是饱览了西南大好河山。若“丽江花甸”的入画，若“莲峰旭日”的绚丽，都让人刮目相看。

《寻亲纪程图》

撇开“孝子寻亲”的道德意义，单是作为纪录旅程的山水册页看待，黄君的《寻亲纪程图》也值得珍惜。而我关注的是，“旅人”之所以“入画”，就因为旅行这一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