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暮春者，春服既成

最近两年，因先后在云南大学、安徽师大、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等处演讲“文学课堂的追怀与重构”，屡次提及汪曾祺（1920—1997）所撰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蓦然间想起，汪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喜欢汪先生的小说、散文及评论文字，当然，更喜欢他那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生活姿态。还记得80年代初，汪先生写过一篇小文，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第三卷。文章谈小说主题、谈现代派，谈爱护祖国语言等，其中有一节，讲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趣味”：“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汪先生的自我概括很有趣：“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说法不是很准确，但有味道；而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记得90年代初，有一回在北京郊区给文学青年上课，他讲小说创作，我讲文学评论。晚上，汪先生喝了点酒，随意捡起一根破毛笔，给我写了幅中堂，是抄他的旧作。诗好，字好，更好的是那种洒脱的精神状态。不端架子，不讲纸笔，不避重复，不假思索，写完了，还自己欣赏了好一阵子，问我：怎么样，还不错吧？此情此景，如在眼前；可那个欣赏孔夫子生活态度的汪先生，早已不在人间。一直想写点怀念文字，只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忽然想起刚才提及的汪先生那篇自述，其中提及：“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文章还引述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宋儒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都是一些充满生气与诗趣的“人境”。

比起孟子、陶潜以及宋儒的诗文来，孔子“吾与点也”的“言志”，无疑更为世人所熟知，也更为古往今来无数读书人所赞叹。这段话到底该如何诠释，历代众说纷纭。不说远的，就举两个近的例子。杨树达《论语疏证》先引《后汉书·仲长统传》渲染文人趣味，如何“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然后发挥：“孔子所以与曾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钱穆的《论语新解》则称：“本章吾与点也之叹，甚为宋明儒所乐道，甚有谓曾点便是尧舜气象者。此实深染禅味。朱注《论语》亦采其说，然此后《语类》所载，为说已不同。后世传闻有朱子晚年深悔未能改注此节留为后学病根之说，读朱注者不可不知。”

钱穆所说的宋儒意见，可以朱熹的解说为代表。朱熹的注，表扬曾子“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暮春三月好天气，新缝单衣上了身，约上弟子若干，结队前往沂水边游玩歌咏，乘兴而去，兴尽而归，确是极高的乐处，也是最大的风流。在大学教书，我原本也喜欢带学生踏青，因北京的春天来去匆匆，格外值得珍惜。可如今不敢贸然，因学校再三提醒：带学生出游，不管远近，安全第一，最好预先买保险。确有大学生外出游览时不幸遇难，家长兴师问罪的，难怪学校胆战心惊。

说到这里，岔开去，讲点文人逸事。据说诗人陈梦家当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每回讲《论语》，朗读到“暮春者，春服既成”时，便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很有魅力。有调皮的学生故意请教：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这问题本来无解，没想到陈梦家信口回复：“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此番对答，虽是歪解，一时传为佳话。这与陆侃如的故事很相似：据说当初在法国博士考试时，导师问：为何“孔雀东南飞”？才思敏捷的陆侃如随声应曰：因为“西北有高楼”。二者都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句，谁都知道，这只是起兴而已；如此巧对，更多的是表现学者的才情。“逞才使气”中，也可见那一代读书人的自信、潇洒与从容。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又到了“暮春三月”，想起了丰子恺的一幅彩色漫画《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画题借用韦庄的《思帝乡》，画面上桃红柳绿，扶老携幼，踏青去也。为什么要踏青？硬要说是为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实在多余；不为什么，就是喜欢。正是在其乐融融的春游中，我们对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对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