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阿拉伯地区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区域色彩

现代阿拉伯世界出现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等各种政治、社会、文化思潮。这其中民族主义思潮对现代阿拉伯人和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阿拉伯现代文学恰恰为这种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最为有效的途径和载体。

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在中东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连西方的一些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阿拉伯“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文学在40年代和50年代在动员群众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赶出这一地区中起过作用”[14]。的确，民族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唤醒了阿拉伯民众的民族意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阿拉伯各国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解放运动。

一　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阿拉伯大一统的梦想

1798年拿破仑攻占埃及，阿拉伯的大门被打开。19世纪70年代，英国资本已在伊拉克占统治地位。1916年，英、法签署《赛克斯—皮柯协定》，将阿拉伯世界瓜分，纳入各自的势力范围。当时英、法两国密约将伊拉克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并于1905年占领了它的全境。1881年突尼斯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12年摩洛哥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同年利比亚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阿拉伯各地相继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渗透和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开放，西方的各种思想观念包括民族国家（Nation）理念也逐渐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越来越使阿拉伯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和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民族独立、解放是阿拉伯国家未来道路的必然选择。阿拉伯的诗人和作家们义无反顾地扛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大旗，引领阿拉伯人民走上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于是，民族主义成了阿拉伯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旋律。

但斗争形势的严峻，阿拉伯社会现实的贫穷、落后、愚昧、分裂使许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作家和诗人倍感痛心。尼扎尔·格巴尼在1956年发表的诗集《诗篇》中，有一首题为《面包、大麻、月亮……》的诗，以其批评的尖锐性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巨大反响。他写道：“人民丧失了尊严，/活着只知道祈求上天。/每当月亮出现，/人群便如同死去一般；/他们摇动先知的坟墓，/希望它降赐稻米、孩子、鸦片、精美的礼拜毯……//在我的国家，/单纯的人们在哭喊；/他们生活在亮光中，/却什么也看不见；/在我的国家中，/人们活着像没有长眼。/他们叩拜、祈祷，/在依赖中生活——因为他们对依赖早己习惯。//在东方的夜晚，/当月儿变得满圆时，/我们的国家，/就彻底丢掉斗争和尊严。/单纯的人民的国家，/至今仍在咀嚼古老的光华。/这窒息东方的死症/——古老的光华。/啊，我们咀嚼历史，/咀嚼懒散的梦，/咀嚼虚假幻想的东方。/我们在艾布·宰德·希拉勒中寻找英雄壮举的东方……”充满忧患意识的诗人格巴尼在这里以辛辣的笔触揭示了阿拉伯社会的保守、愚昧，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祖国进行变革，以求得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和爱国主义热忱。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末第二次中东战争所造成的严峻形势，使许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诗人更加关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现实，尼扎尔·格巴尼也一样受到六月战争的强烈震撼。1967年的6月，阿拉伯各国的联合部队在6天的时间内，被以色列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导致以色列占据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大片领土。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感到极为震惊，说阿拉伯语的人民在刚刚取得独立后的那种乐观主义被击得粉碎。诗人格巴尼在诗中吟道：“六月之后，我丧失了性的冲动/颓然跌落情人的怀抱/犹如一面破烂的旗帜。”[15]他似乎从原先一味沉溺于爱情的幻想中醒过来，越来越多地涉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宏大叙事，表达诗人自身对于阿拉伯政治现实的深入思考。因此有评论家说：“在60年代末，他的政治内容表现出了最完满的形式。”[16]“他同时为阿拉伯民族的命运和处境担忧，两伊战争、阿拉伯国家始终战败失地，继而不得不签订《戴维营协议》，以及阿拉伯民族内部的矛盾、危机、腐败、愚昧、落后……深深刺激着他，使他痛苦、忧伤……”[17]

阿拉伯文坛上，无论是作家还是诗人，其民族忧患所涵盖的范围是很广的。“不应该只是始于地区的分裂与统一的问题，终于战败的问题。”[18]还应该包括阿拉伯所有的情况：逝去的光荣、价值的危机、人民的痛苦、文化的冲突等等。

在历史上，阿拉伯曾拥有光荣的过去，有过辉煌的文化，有过统一的大帝国。但现实无情地粉碎了这片土地上许多人的阿拉伯之梦。阿拉伯世界四分五裂，不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整体。近代以来阿拉伯民族落后于时代，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强权凌辱下软弱无力。作家和诗人们深感阿拉伯民族自尊的丧失，昔日荣耀已春光不再。他们同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一样，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希望阿拉伯世界能够结束分裂的状态，盼望阿拉伯各国能够重新走向统一。诗人格巴尼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

底格里斯河探访他的情人大马士革，
我害怕这令人惊异的一梦南柯：
一个高贵者来看望另一个高贵者，
但你们和我们的梦想都被打破。

（《大马士革爱上巴格达月亮的轮旋曲情歌》[19]）

尼扎尔·格巴尼以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关系来隐喻阿拉伯世界当前的分裂状态：“十年来，忘记了我的字母，/我的墨盒，还有话语，/忘了我们写下的东西，忘了如何写诗，/忘了是谁遭受分裂和破碎的痛苦。/不再有同一个祖国，我的诗也同样如此，/即便歌咏一个部落或一种制度。”（《大马士革爱上巴格达月亮的轮旋曲情歌》）诗人格巴尼同许许多多的阿拉伯人一样，梦想阿拉伯人有一天会重新实现统一，阿拉伯民族能再现辉煌，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二　追忆阿拉伯往昔的光荣

对阿拉伯历史和文化深厚的感情是诗人萨巴赫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根基。近古以降，阿拉伯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渐趋衰微，盛况不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渐落于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犯与压迫，则无异于雪上加霜，在阿拉伯文化的复兴道路上设置障碍。对此，那些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阿拉伯作家和诗人无法缄默不语。如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大声喊道：

兄弟，点燃你们的仇恨，
我们血管中的自尊并未丧尽，
荣耀吸吮的营养，
正是我阿拉伯主义之心的底蕴，
那是高尚，
是勇于献身。

（《阿拉伯的呐喊》[20]）

那优良的传统、高尚的道德统摄于“豪侠”的最高标准之中。在宗教或部落之间发生冲突、战斗时，敢于冲锋陷阵，即便赴汤蹈火、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在宰牲待客、济困扶危、帮助他人时，即使倾其所有亦在所不惜。[21]总之，慷慨大方、豪迈仗义、勇敢善战、扶危济困等各种美德仍然存在于阿拉伯社会。这种善的根源正是阿拉伯未来前途的基础。

哈菲兹·易卜拉欣对埃及光荣历史的追述带有泛阿拉伯主义的色彩。他在《埃及自述》一诗中吟道：

全人类都看在眼里，
是我曾为这光荣奠基。
金字塔的建筑者可为我作证，
面对挑战我无需标榜自己。
我是中东头上的一顶王冠，
邻国似我颈上明珠光灿无比。
……

三　对纳赛尔的崇拜

对纳赛尔的崇拜和对纳赛尔主义的拥护，是阿拉伯作家和诗人们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另一重要表现。在阿拉伯的土地上，发生了种种事情：“一部分被侵占，/一部分被租借，/一部分被割让，/一部分被撕裂，/一部分被屈服，/一部分被封闭，/一部分被开放，/一部分相安共处，/一部分举手投诚，/一部分无门也无顶”[22]，阿拉伯人民陷入了无穷的灾难之中。而纳赛尔正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他能带领阿拉伯人民摆脱殖民统治，走出困境。许多阿拉伯人坚信纳赛尔的政治、社会思想（即纳赛尔主义）可以使阿拉伯社会摆脱这种困难的局面，恢复阿拉伯的尊严。

纳赛尔主义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混合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即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旨在加强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并在各个领域进行有效的合作，发挥阿拉伯联盟宪章为阿拉伯民族服务和实现共同愿望的作用。力图把阿拉伯民族锻造成一个坚固的实体，以维护阿拉伯人民的民族尊严、壮大阿拉伯民族的力量，从而使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纳赛尔主义在其全球对外政策中，“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外国军事基地以及同大国的结盟……”[23]纳赛尔所主张的阿拉伯社会主义则是实现阿拉伯民族团结和统一的政治思想条件。它主张消灭封建和剥削制度，消灭垄断制度和资本控制政权的现象，提倡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合作，赋予每个公民在使用国家资源和享受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服务的均等机会，等等。

1952年7月革命后，纳赛尔提出了指导埃及政治生活的六项原则：消灭帝国主义及其卖国的埃及代理人、根除封建主义、消灭垄断和结束资本对政府的控制、建立社会公正、建立强大的国家和建立健全的民主政体等。这便是纳赛尔主义的雏形。遵照这些原则，纳赛尔做出了一系列震撼阿拉伯社会的大事。特别是1956年他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并击退了英、法、以三方联军的进攻，对他在中东地区的形象和国际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极大地提高了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使他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大众英雄或拯救者，一个以扫除残余的殖民影响、解放巴勒斯坦土地、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为使命的现代萨拉丁。二是加强了阿拉伯各国潜在的反西方或反帝国主义的趋势。”[24]

此外，纳赛尔从1956年开始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行国有化政策，发展国有经济，大搞土地改革，缩小了社会分配的两极化；1958年，在纳赛尔的努力下，建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实现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合作，“虽然后来又分开了，但仍不失为阿拉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25]。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虽然最后以阿拉伯的败绩而告终，但纳赛尔领导的埃及始终站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的前沿。纳赛尔的这些业绩，加上他的个人魅力，使他受到阿拉伯人民的景仰。

在纳赛尔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阿拉伯作家尤其推崇这位民族领袖。苏阿德·萨巴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她的青少年时代适逢纳赛尔思想主导阿拉伯社会的重要时期，而她的大学时代又恰好是在开罗大学度过的。她自己在谈到这段日子对于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时说道：“我在埃及生活的时候，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巅峰，是繁荣与昌盛时光的巅峰。60年代对于我来说是形成我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结构的年代，那是一生中最鲜艳、最丰饶的岁月。”[26]她非常直接地感受到了纳赛尔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完成的种种业绩。她把纳赛尔看成是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是将阿拉伯人带到安全彼岸的有着坚强翅膀的“神鹰”，他像灯塔的光芒一样照射四方，他像预言一样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他的声音像祭司一样深沉威严，他的双眼总是像闪电一样充满着智慧之光；他是阿拉伯历史上最完美的一个形象，是沙漠中高耸云天的枣椰树；他是指示阿拉伯航程的北斗星，是阿拉伯文化遗产中的绿色瑰宝……种种溢美之词都被诗人萨巴赫用来歌颂纳赛尔：

他，
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指路人，
在他的大衣下藏着风雨。
当他吹起长笛，
参天大树也婆娑起舞。
他的额头标志着麦穗。
他的声音如宣礼一样动听。
有了他，麦穗增产。
有了他，部落团结。
有了他，骑士无畏。
有了他，王权又回到阿德南人的故乡。

（《致纳赛尔》[27]）

尽管纳赛尔身上也存在着专制独裁的缺点，而且这种缺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但他维护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的业绩是阿拉伯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纳赛尔为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构成了他一生的经历，也促成了他的死亡”[28]。正因为如此，萨巴赫和许许多多的阿拉伯人一样，把纳赛尔视为神圣，把他当成阿拉伯的救星。因此，当纳赛尔逝世的时候，诗人感到世界变得黯然无光，太阳变得漆黑一片。所幸的是纳赛尔虽然离去，但他的思想已播散在阿拉伯人民心中：“不要说纳赛尔已经死去，/他曾是阿拉伯的理想、祖国的希冀。/不要说久长的不眠已令他疲惫，/他是我们岁月中精良的装备。/不要说骑士从骏马上跌落，/希望的梦幻已经平寂，/摩天大楼摇晃倾圮……”[29]诗人要求历史给予纳赛尔正确的评价：

历史啊，请把他讲述：
为真主，为正义和幸福，
为拯救奴隶，
他用生命书写战绩。
请把他讲述，
在真主那里，他享有最高的席位，
为变成包扎伤口的绷带，
他毅然牺牲自己。
为在那黑色的灾难之后，
实现阿拉伯人的统一，
他把高贵的热血奉献，
直至最后一滴，
……

（《当纳赛尔离去》[30]）

诗人萨巴赫对纳赛尔的溢美之词虽然带有浓厚的文学笔法，但都有着一定的历史依据。纳赛尔自从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就把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视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并为促成它的实现而奋斗不息。为了对抗英国组织的由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参加的“巴格达条约集团”，纳赛尔毅然举起“阿拉伯革命”的旗帜，奔忙于各阿拉伯国家之间，终于在1956年促成了由埃及、叙利亚、也门、约旦、沙特阿拉伯组成的“阿拉伯防御体系”；为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计划”，纳赛尔在1958年又建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把埃及和叙利亚联合在一起；1963年，他又建立了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三国联邦”，再次实践他统一阿拉伯的构想。在处理阿以冲突的过程中，虽然他对阿拉伯方面的屡次败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却在推动阿拉伯各国共同对付以色列的统一行动中努力消除阿拉伯内部的分歧和摩擦……纳赛尔在进行这些丰功伟业的过程中，时时为严重的糖尿病、心绞痛、神经炎和静脉炎等多种疾病所折磨。1970年9月，为了协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即萨巴赫在诗中所说的“黑色的灾难”），纳赛尔召集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以便解决这一不利于阿拉伯团结的事件。但由于过度疲劳，他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就不幸辞世。因此，诗人萨巴赫说“他把高贵的热血奉献/直至最后一滴”一点也不过分。

诗人格巴尼有着类似的看法。在对阿拉伯苦难的深刻感受和对阿拉伯未来道路的探索中，诗人格巴尼和所有的阿拉伯人都需要有坚强智慧的领导人带领大家走向美好的明天。他们在苦苦的等待中迎来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袖纳赛尔。诗人格巴尼在《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在他的生日向他致意》《第四座金字塔》《致信纳赛尔》和《来自苏伊士前线士兵的一封信》等诗中集中地表达了对纳赛尔的敬仰之情，对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和行为的赞赏，和对他领导之下的埃及共和国的关注。

诗人格巴尼看到纳赛尔为实现阿拉伯的统一和强大而做出的努力，看到了在他领导之下的埃及欣欣向荣的局面。他不由地爱上了埃及。他在《同塔哈·侯赛因的革命谈话》中吟道：“啊，埃及，请原谅，假如诗歌过于放肆，/请品尝我舌头底下火的味道，/请原谅，假如我把火烧起，/我无法躲避，/埃及啊，埃及，我的爱恋很危险，/请宽恕我，假如我失去了稳重。”[31]因此，当纳赛尔死去的时候，诗人格巴尼倍感痛惜和痛心，他觉得所有的阿拉伯人都要为他的逝世负责，因为他是为阿拉伯的事业操劳过度而死的：“我们来到你这里，身带残疾，/带着我们的仇恨，和我们染病的身体，/直到我们用悲伤之剑，/将你杀死。/真愿你没在我们的土地上出现！/真愿你不是我们的先知！”[32]如前所述，可以说纳赛尔是为了阿拉伯人民而累死的。因此，诗人格巴尼宁愿觉得是阿拉伯人民将他“杀死”。

诗人们对纳赛尔的肯定反映了很大一部分阿拉伯人的心声，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本身对于为阿拉伯的统一而献身的英雄们的钦敬之情。

四　坚定的巴勒斯坦立场

巴勒斯坦问题是任何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都无法绕开的问题。阿拉伯的作家和诗人们在这一问题上更是持守着坚定的阿拉伯立场。一位西方学者指出：“阿拉伯世界所有国家的小说家们，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涉及同以色列的持续冲突和巴勒斯坦人的状况。”苏阿德·萨巴赫也一样，她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坚定的阿拉伯立场。她为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扼腕叹息，为阿拉伯在屡次阿以战争中的败绩深感失望，对以色列人痛加斥责，对美国人援以制阿的态度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诗人质问“鹊巢鸠占”的以色列人：

请你们说说，
谁是你们的家人？何处为根？
你们父为何人？母为何人？
亲属为何人？
哪里有你们的历史？
哪里是你们建设的迹痕？
你们先辈的功德飘逝扬尘，
在西奈的荒漠中沉隐，
摩西之后，
他们过客匆匆，
不过是稍现即逝的镜头，
未留身形不闻声音。

（《阿拉伯的呐喊》[33]）

诗人承认犹太人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过，但那已是遥远的历史，自从摩西时代以后，犹太人便从这一地区销声匿迹，再没有与这一地区发生过任何联系，而阿拉伯人却一直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生活、生产、建设，生儿育女、繁衍生息。与以色列人在这里的情况恰恰相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家居此地，父母家人、亲朋好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如今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驱逐出去，使他们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直至老之将至仍不得叶落归根。这是20世纪的一幅多么凄惨的景象。

诗人萨巴赫在这里也隐约地指出了她自己和许多阿拉伯人坚持巴勒斯坦立场的一个深层原因，即在宗教方面巴勒斯坦对阿拉伯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巴勒斯坦境内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城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地方，它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一次特别旅行有关。传说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1年7月27日前夜骑乘着一匹长翅膀的神马，在很短的时间里由麦加的禁寺到了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又称“远寺”）这个地方[34]。先知穆罕默德从神马上下来以后脚踩在一块岩石上，由此升上天空，在天使哲布拉伊勒的导引下，先后穿过六重天，分别见到以前的各位先知，最后到达最高的一层天，即七层天，来到了真主的宝座前，天亮时回到麦加。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对此深信不疑。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经典中记载了这次特别的旅行：“赞美真主，超绝万物，他在一夜之间，使他的仆人，从禁寺行到远寺，真主在远寺的四周降福，以便向他的仆人昭示自己的一部分迹象，真主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35]其次，他们认为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圆顶清真寺现在依然屹立着的一块岩石就是确证，认定这块岩石就是当年先知穆罕默德升上七重天之前脚踩的那块岩石，视之为那次旅行的见证和纪念物。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因此被赋予特殊的宗教意义，具有了神圣的特性。[36]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萨巴赫深谙伊斯兰教对于阿拉伯人生活的意义，因此她也出于这种宗教动机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

诗人格巴尼越发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他描述了巴勒斯坦人几十年来的命运：

所有这些人三十年来一起群集
在安全局的房间在警察中心在监狱
他们像泪花集聚在眼里
所有他们这些人
待到何时，何时
从哪个巴勒斯坦的大门进去？

（《以色列墙上的传单》[37]）

何时能够结束他们现在这样的生存困境？这仍然是个未知数。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作为兄弟姐妹的阿拉伯人必然共同承担他们的悲痛：“这里没有你们的面包，没有你们的位置，/我们的男人不约而同地来了，/在雨滴的光芒中，像闪电一样愤怒生气。/我们的女人，/在树木的眼泪上画下巴勒斯坦的悲伤忧郁，/带着人类的哀悼埋葬了巴勒斯坦的孩子。”（《以色列墙上的传单》）

这种局面是诗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他希望尽早改变这种局面，结束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从而使阿拉伯人摆脱长期以来缠绕在他们身上的梦魇。但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奋起反抗：“我们的诗歌啊，你愤怒吧！/我们的时代是愤怒者的时代。/我们的散文啊，你愤怒吧！/我们的仇恨啊，你燃烧吧！/我们的智慧啊，你愤怒吧！/以便我们不会都变成一群难民！”（《难民》[38]）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诗人们已经首先领悟到了这一点，诗人格巴尼也从中得到启悟：“多年来我们向你们学习才懂得：/我们是被打败的诗人，/我们被历史放逐到远荒，/我们不了解哀痛者的愁伤。/我们向你们学习，/如何使一个字母变成一把刀的模样。”（《被占领土上的诗人们》[39]）

五　对阿拉伯语标准语的热情

运用阿拉伯语标准语是众多阿拉伯作家和诗人遵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结果。评论家们对这一点颇为赞许。而实际上，运用阿拉伯语标准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作为阿拉伯文化的载体，延续了阿拉伯人的主体宗教（伊斯兰教）、历史道德规范、思想观念和文化遗产，保持了阿拉伯性（或阿拉伯主义）的内涵。“阿拉伯人应该知道，他们的阿拉伯性首先是思想、行为、文化和鉴赏的阿拉伯性。”[40]

作为阿拉伯文化主体的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规定了阿拉伯语标准语的神圣地位。《古兰经》中多次强调了它的阿拉伯语文本。如在《众诗人》章中说：“这《古兰经》确是全世界的主所启示的。那忠实的精神把它降示在你的心上，以便你警告众人用的是晓畅的阿拉伯语。”[41]“由于部落方言对于《古兰经》的记忆、传抄与传承所产生的歧义，曾经导致严重的教民纷争和种族冲突。”[42]语言的统一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团结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阿拉伯语对于维护阿拉伯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对大一统的希望不绝不灭。尽管这个民族受痛苦挤压的时间太长，但她仍然追随那永不消亡的梦。这个梦使她痛苦，却也使她表达出最伟大的内容，即把民族主义作为一首诗和一种原则来表达。”[43]

许多阿拉伯作家和诗人对阿拉伯语标准语的熟练运用，不仅显示了他们深厚的阿拉伯文化修养和驾驭阿拉伯语标准语的高超能力，更显示了他们对于维护阿拉伯统一、继承阿拉伯文化遗产的坚定立场，从而彰显了他们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正像曾任亚历山大大学和贝鲁特阿拉伯大学阿语系主任的穆罕默德·侯赛因所说的：“对民族语言的珍视，运用民族语言进行正确、高雅的表达和对其精品的鉴赏，是珍视民族主义的根本组成部分，也是对遵循、保持、爱护民族主义精密的衡量尺度。”[44]因此，大多数的阿拉伯作家和诗人都坚持用阿拉伯语标准语进行创作，而不像有的阿拉伯作家和诗人那样热衷于用方言土语作为载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获得最为广泛的读者群，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对传统的阿拉伯文化怀有极大的热情，对阿拉伯的统一仍怀有希望和期待。而统一的阿拉伯语标准语是延续阿拉伯文化和实现阿拉伯未来统一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思想在阿拉伯现代文学中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珍视阿拉伯历史文化、赞扬纳赛尔和纳赛尔主义、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运用阿拉伯语标准语进行创作和对阿拉伯民族的忧患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