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民族主义文学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封闭而自成一体的地理结构和独特的历史遭遇导致他们的民族主义文学在具有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的共同特征之外，还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
一 对抗文化霸权
欧洲的殖民者出于种族优越论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不仅进行了经济、政治的殖民，还试图在精神上对其进行奴化教育，进行文化的殖民。他们四处宣扬黑人愚蠢无知、原始野蛮，是天生的奴隶，“黑肤色意味着它是一个从未创造过任何文明的种族中的一员”，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在欧洲人到来前是一片“黑暗的大地”，没有历史和文明，是白人给非洲带来了文明，如果白人主子离开，会迅速倒退回原始状态。这种妖魔化的宣传说到底是出自欧洲殖民者对陌生之地和对非洲权力的不稳固的恐惧，这种别有用心的种族主义的宣传以及殖民地的现实苦难激发起了该地区作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们以文学作为对抗的武器和宣传的工具：他们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中挖掘可贵的资源，激发民族文化自豪感。他们表现本地区人民由于白人的“恩惠”而蒙受的苦难，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剥削。他们热情地讴歌民族英雄，赞美英雄主义情怀。他们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谴责民族分裂，主张民族团结。他们以文学为载体探索民族的出路，通过个人的觉醒来象征整个民族的觉醒。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作家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他们强调文学的现实功用，文学直接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参与和干预。恩古吉在他的众多文章中，坚持“所谓笔在它的领域中能发挥枪杆子的作用：一出戏可能具有一个手榴弹的爆炸力”，写作必须“选择营垒”[45]。阿契贝则公开声称“我的政策涉及超越种族和文化界限以达到人类普遍沟通，借以促进对于所有民族的尊重。”[46]他认为，非洲文学应有益于非洲，非洲作家应该投身到当前的重大社会政治斗争中去。索因卡认为艺术家的作用在于“记录他所在社会的经验与道德风尚，充当他所处时代的先见的代言人”[47]。戈迪默宣称自己的人生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作家的角色，另一个是为南非自由而奋斗的角色。她的文学创作关注社会政治现实，“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48]。在这样一些创作思想指导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导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同时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民族主义文学的对抗性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表现在文学的表达的努力上。这种创建民族文学属性的努力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早期的民族主义作家在对欧洲文学的借用和模仿中插入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背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黑人性”文学将回忆过去作为一种对抗的方法，致力于一种阿契贝所说的“仪式的回归”和“补偿”，他们的诗歌中不仅充满非洲的独特意象，而且伴随着传统的达姆鼓的节奏，这种构建民族性的努力虽然很大程度上来自想象性的创造，但确实给非洲的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民族文学的气息。赛义德曾经说过：“继一线反抗，即实际反抗外来入侵时期以后，出现了二线反抗，即意识形态反抗时期。”[49]在这一时期，前殖民地国家的主要任务由争自由的战斗变成了文化上的解殖民，即建立自己独立的文化属性的问题。这样，独立后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作家创建自己的文学表达方面的要求就更加迫切，努力也更为自觉，民族文学的身份认同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问题。非洲的书面文学传统是在欧洲书面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作家在接受这一事实的同时，努力证实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可以形成文学的民族表达。对此，阿契贝争论性地说道：“非洲人民并不是从欧洲人那里第一次听说有‘文化’这种东西的，非洲的社会并不是没有思想的，他经常具有一种深奥的、价值丰富而优美的哲学。”[50]非洲的文学应当以非洲的文化为根基，但是在殖民时期和非殖民化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本土作家在学校里所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殖民宗主国的，与本土作家相比，他们更熟悉的是欧洲的作家，他们所掌握的修辞体系在表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文化和风景时，总是具有一种异国情调，为了纠正文学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现实生活的脱节，殖民地作家采取的策略是按照自己的认识角度去看待世界，他们坚持“我们有自己为世界命名的权利”，阿契贝提出“我认为教育是我作为作家的任务之一，讲非洲的天气没有什么丢脸的，棕榈树也是入诗的好题材”[51]，为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文学表现自己的山河风光和民族精神，表现非洲的激情和人民的反抗斗争及现实生活。也正因为如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文学作品经常以缺少普遍性而受到西方评论家的贬低，阿契贝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实际上，西方作者的作品总是自动地拥有普遍性。只有他者，才需经过艰苦的努力，为自己的作品赢得这顶桂冠。……仿佛普遍性藏匿在你脚下那条大陆遥远的转弯处，只要你顺着欧洲或美国的方向走，只要远离自己的家乡，终有一天你会找到它。”[52]阿契贝对欧洲自我中心的价值标准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的确，文学普遍性通过将某种特定文化（在现代语境下，是指欧洲）的价值奉为真理，奉为文学或文本的永恒内涵，助长了强势话语的中心性，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对普遍性的批判无疑就是反文化霸权的努力。但是，既然欧洲的普遍性的文学标准不具有共同的价值，那么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地域性的文学标准当然也不具备，共同的文学标准是否存在？它又是以什么样的文学属性来进行表达？这些问题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作家尚需进一步思索与解决的问题。
二 泛非性的意识形态
在早期欧洲中心论者的话语里，种族和肤色是判定个人身份的首要标准，对于每一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来说，他们的首要身份是“黑人”。法农对此指出过：“在殖民者看来，黑人既不是安哥拉人，也不是尼日利亚人，他只说‘黑鬼’。”[53]再加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在20世纪之前，基本上还处于奉行部落酋长制的部族社会阶段，部族靠血缘关系来凝聚，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国家意识还非常淡薄，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个国家和民族的形式，而是以整个非洲大陆和全体黑人种族的形式兴起的。当时，非洲的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泛非形式的黑人意识或黑人主义，斗争的目标是将非洲大陆从欧洲殖民主义的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争取的是整个非洲大陆黑人种族的权利和地位”[54]。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在独立之后，依然面临着共同的文化解殖的问题，泛非意识依然是一种巨大的凝聚力量，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为代表的一些政治领袖们一直为建立统一的非洲而努力，2002年成立的非洲联盟在政治上体现了非洲国家以泛非性的意识形态对抗新的被边缘化的现实的政治策略。所以相应地，泛非性或泛黑人主义便成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民族主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人性”文学的作家们表达的民族文化的尊严实质上是作为一体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文化的尊严，充满热情的诗人们将非洲称作自己的“祖国”“母亲”“炎热的太阳帝国”，他们宣称“美为黑色的，黑色为美的”，重视的是肤色的凝聚力，他们的诗歌整个来讲表现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精神、节奏和创造性。“黑人性”文学从对过去的回忆中挖掘文化资源而无视现实的倾向受到以法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的批判，但他们诗歌中体现的非洲意识却被后来的作家或隐或显地继承了下来。独立以后，虽然民族主义作家们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增强了，但他们从民族历史中寻找题材、赞美民族英雄的做法，他们立足于现实对民族出路问题的思索，同时也是具有全非性质的，作家们继续在寻找和描写种族的归属。因为正如图图奥拉在《棕榈酒醉鬼故事》所说，“黑人和白人的鬼魂还在死亡之城中飘荡着”，共同的被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命运使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作家继续那种源自非洲意识的团结，以弘扬和保留自己的非洲文化属性、塑造非洲的人格为己任。重视文学的现实功用的阿契贝同时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他自称是一个“祖先崇拜者”，认为小说家有一种责任和能力，“他们再也不会让非洲的过去呈现为‘漫长的黑夜和野蛮’了，而是像其他地方一样，也‘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矛盾，有悲剧，有友谊，也有礼仪’”[55]。阿契贝的同胞凯迈拉·莱伊则指出：“我的小说，就是要显示我们文化的壮美与伟大。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非洲有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指示我们的历史以及文明的意义。我相信，这种观念会有力地推动非洲文学的发展。”[56]斯瓦希里语作家T. S. Y. 森戈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生活在非洲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因此，依照这个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文学理论……这有助于我们今后自身的解放，从肉体上、精神上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同时有助于解决诸如饥饿、疾病、贫穷和愚昧等社会问题。”[57]索因卡“一直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人民视为一个民族——这包括散居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黑人——我一直有这样的整体统一和归属的意识”[58]。他在长诗《奥冈，阿比比曼》中描述了尼日利亚的大神奥冈与另一位非洲之神萨卡的联盟：“我们的历史的结合，森林与草原合并。让山崖与雄狮在我的水泉中宴饮。哦，我兄弟的精魂当同族人的手掌抚住萨卡的肩膀，还有上面宽大的棕榈叶片，我的呼唤在你的山顶是否引起了回声？远徙而来的白人尽管你们攫住了我的王冠，但永远不会统治这块土地。”只有实现非洲的联合，才能抵御住异族的统治和殖民，这是索因卡，也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民族主义作家们自始至终的共同的“泛非主义”思想。他们强调非洲意识对非洲文学发展的意义，并为建构一种非洲特性的文学理论而努力。在这些作家和理论家的言说里，非洲文化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统一的非洲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建构成为他们对抗欧洲文化霸权的一种策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作家们习惯以非洲作家的身份发言，典型的例子是索因卡在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时，这位黑人艺术家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为这一世界大奖首次授予一个黑人而感恩戴德，而是一开口就对辉煌的欧洲文化传统进行了痛斥，严厉谴责欧洲对于自己的黑人同胞的种族偏见。
三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客观地讲，由于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存在文化迁徙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一定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纯粹的文化，各种文化多多少少都带有混合性。近代人类历史上出现殖民形态之后，殖民者文化的强行渗入增加了殖民地文化的混合特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又压缩了地球的空间，文化的互渗更是广泛而深入，混合性成为各种文化的一个共同具有的特征。只是由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独特的历史遭遇，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这一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文学首先在语言上体现了混声合唱的特点。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文学获得了长足进展，斯瓦希里语文学、豪萨语文学、约鲁巴语文学、祖鲁语文学等土著语言文学也成就斐然。即使以欧洲语言为媒介进行创作的文学自身，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作家手里也出现了种种变异，以英语文学为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作家在使用英语表现当地背景时，又揉和进了大量的当地语汇、未翻译的词语、属于地方的谚语，其含混不清甚至使文化外面的人只有借助“南非英语字典”之类的东西和注释的帮助才能明白，英语早已变得多元化。由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书面文学传统是在欧洲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说作家们从欧洲继承来了小说、诗歌、戏剧等体裁，拿来为自己所用，表现非洲人的生活和现实。在文学的表现内容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过程。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作家几乎无一可以逃脱欧洲文化的影响：初期的民族主义作家的创作体现出对宗主国文学既模仿又依附的特性；桑戈尔的诗歌充满鲜明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文化特色，但也明显可以看出法国诗歌、尤其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恩古吉的小说中总是隐藏着一种对弥和差异与冲突的渴望与追求，他对文化和神话的借鉴就像是一个大杂烩，“在向斯威夫特、康拉德、卡夫卡以及波加科夫借鉴以外，他又从所受殖民教育和所读过的《圣经》原型中捡来一些，略加改造而纳入肯尼亚的语境之中”[59]；索因卡提出以“神话整体主义”来对抗理性的、技术的、分裂思维的“欧洲中心主义”，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善与恶、过去与现实、传统与历史的二元对立，通过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来突出非洲文化的优越地位，这一思维模式依旧沿袭了“欧洲认识论的基石”。他的文学表现手法吸收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舞蹈、音乐、假面舞和哑剧的因素，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却同时又体现出所受欧美现代派，尤其是荒诞派戏剧的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因此称他的作品为“综合性文化传统的产物”。
四 语言选择的文化困境
语言作为文化构成中最为稳定的要素，向来被认为是建立民族意识形态最实在的根基之一。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语言也往往被当作检验民族性的试金石。但是在当今全球化文化语境之中，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独特的文化构成却使民族主义作家们的语言选择不再那么单纯。虽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文学呈现了多语种文学的共同发展，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国际上获得认可和声誉的大多是采用欧洲语言，尤其是英语写作的作家。一方面，由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语种众多，许多国家都没有形成通用的民族语言，运用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影响版权收入还是小问题，自己的发声不能传达给更多的不懂这种民族语言的读者是令作家最无奈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如果采用英语写作，虽然拥有了更多的读者，但却“缺少了他们本民族的人，民族同胞不能阅读自己本民族的故事”[60]，这无疑是民族主义作家的悲哀。对此两难，南非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不由发出感慨：“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我所喜爱的英语，我该怎样选择呢？”[61]何去何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作家普遍陷入了语言选择的文化困境。
对于语言问题，一些作家坚持认为由于文学是文化的载体，非洲的文学必须用非洲的语言来写作才能传达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这些作家以恩古吉为代表。他指出：“一个非洲作家应该用这样一种语言写作，这种语言能让他和非洲的村民及工人进行有效的交流——也就是说，他应该用一种非洲语言写作。”[62]在谈到英语写作的问题时，恩古吉说：“我不认为继续使用英语写作会有多大价值，百分之九十的非洲人读不懂英语，因此，问题就在于，我知道我写的是什么，但我不知道我在为谁而写。”[63]他认为用欧洲语言创作的文学只能是“非—欧文学”，“将这些作品称作‘非洲文学’是对现实的新殖民主义扭曲”[64]。出于这样的认识，恩古吉从1979年起放弃了英语的写作，而只用他的民族语言——吉库尤语进行写作。恩古吉的观点和行为中渗透着深深的对民族和乡土的情感，算得上是一种典型的“语言民族主义”。以阿契贝为首的另外一些作家则支持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他公开宣称：“我既然被赋予了这种语言，那么我就应该运用它。”[65]他的理由主要有两条：“首先，英语作为一种混合型的通用语言，帮助维持了尼日利亚的民族统一，因为这个国家存在着两百多种语言。其次，他认为英语已经成为尼日利亚生活的一部分，已经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非洲语言：‘在非洲的土地上，由非洲人在讲，非洲人在写的语言，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66]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倾向于接受阿契贝等人的观点，因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多元文化混成的特征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非洲再也不可能回到纯粹的非洲去了，将适应性强、传播面广的英语拿来为自己所用，言说自己的故事是利大于弊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英语非洲化，大批作家在这方面做了富有成果的尝试：图图奥拉以一种“充满活力的英语”（young English）来描写非洲的民间故事；阿契贝、恩瓦帕和奥卡拉则吸收了一种按字母直译的伊格博语或伊基奥语中的惯用语，将它们放入他们的英语叙述中；索因卡采用“双语并用”“语词置换”“扩展语言界限”等方法来对英语进行变异……在这些作家的努力下，英语逐渐适应了非洲的土壤，用欧洲语言写作的文学已毋庸置疑地成为非洲文学的一部分。恩古吉在放弃用英语写作后，他的后期作品国际反应日渐冷落，这也似乎在证实了阿契贝等人观点的正确。然而对于这些作家而言，多元化了的英语的源头是英国语言这一事实无法改变，英语并不是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民族维系在一起的天然要素。对此尴尬，坚决为英语写作辩护的阿契贝也感受至深，在他的《殖民主义批评》的论文里，他提到和一位英国人的谈话，这次谈话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私生子，在跟某个亲生儿子面对面交流。而这个亲生儿子正在抱怨他喜欢冒险、放纵的父亲，责备他不该在每个港口都留下一个情妇”[67]。索因卡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可以义正词严地驳斥欧洲的种族歧视，但他却无法否认他是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这一暗含着种族意识的评价。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英语作家们与国际对话时，至今依然无法完满解决这一文化的理论难题。作家们的这一语言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反映了当今世界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这一敏感而又说不清的问题，作家们将如何走出这一文化困境，我们将拭目以待。
对当代民族主义而言，世界格局是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来划分的，这是最基本的民族身份，而贫困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更有被划入“第四世界”的危险，在国际社会上提高民族身份、争取平等的对话权利是非洲地区现实和未来的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积极参与非殖民化进程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仍将继续成为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