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为活地狱的南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全面性抗日战争的爆发。此后的8月到10月间，上海附近和苏州、无锡等地无数难民出逃，11月到12月间，杭州、镇江、芜湖、南京等地的难民也纷纷逃亡，5个月之内总计逃亡人数超过1800万人。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中外人士为救济这些无家可归无处藏身的难民纷纷设立难民收容所。一时间上海各收容所挤满了难民，最多时曾达45万人之多。

中国的华中战区内士兵的死伤人数至少达到了30万人，而平民的死伤人数与士兵死伤人数恐怕也相差无几。四处人烟绝迹，入目一片荒凉。日本军队长驱直入，想要消灭掉所有正在撤退的中国军队，掠夺光中国所有的财富，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那些被打退的中国军队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又重新组织起来抵抗。那些勤苦耐劳的中国人民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财富，但是随着日本军队的入侵和推进，他们被赶往了内陆腹地。那些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所拥有的少量的工厂，在经历了日军猛烈轰炸后也都化为了灰烬，因此说，日军几乎是一无所获。

死亡的威胁让成千上万的难民陷入一片黑暗所笼罩的世界，但他们还剩一线希望，那就是希望能够进入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上海饶神父曾于去年11月间在南市设立一个容纳了25万人的难民营，这是一个无法掩饰的伟大功绩。

南京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在11月间，曾讨论过能否在南京设立一个同样性质的难民区，对于能否避免日本空军的轰炸，也曾发生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却没有什么结果。随着日本军队日益逼近南京，这个问题就更加迫在眉睫，最后终于成立了筹备难民区的一个委员会，来商讨相关事宜，并希望能够得到中日双方的认可和尊重。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由此产生了，德商拉贝（John H. D. Rabe）任主席，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密切合作。（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详细名单、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详细名单见附录四的附件一、二）

当所有的南京居民和各国侨民都纷纷设法逃避的时候，这20余位正义勇敢之士，不顾本国使馆的劝告，依旧居留危城，这实在是值得称道的。虽然后来发生的种种性质恶劣的事件已经远远超过当初他们的意料，但是他们都是学识经验渊博之人，早就对自身所处的地位和危险洞若观火。

当时南京难民区的面积及其位置，详见附图。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多次致信函于日本当局及其他机关（部分重要信函见附录四）。但是日本当局从来没有作出过书面答复，他们仅仅偶尔在口头上表示不负责任的承认。

1937年12月13日，也就是在日军突破了中国防线上海部分的一个月以后，日军攻占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这也许算得上是近代战争史上的一个战绩。但是，日本军队在占领区内发生的暴行却让这一战绩蒙尘。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曾派飞机散发宣扬“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的传单。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曾在12月10日劝说唐生智将军不战而退的传单中也这样说，“日军对于抗日分子虽然苛酷无情，但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然而下面的事实可以告诉人们，日军对自己的诺言究竟履行到了什么程度。南京有一位最受尊敬、很有声望、态度也极为公正的外侨，曾于12月15日给上海友人写了一封信，信中简洁扼要地叙述了日军占领南京几天内的情形：

“占领南京的日本军队已经完全丢弃了声誉。日本军队本来有可能获取中国人民和外侨的尊敬，但是他们放弃了这个机会。当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撤离南京时，社会秩序变得紊乱。日本一向自夸为一个有秩序有组织的国家，因此当日军攻入南京的时候，曾经有许多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紧张局面和空袭的危险可以暂时结束了，并对此表示欣慰。实际上，中国军队从南京撤退的时候，当地大部分的市区都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损毁，只是那紊乱的情形造成了一种恐怖的氛围，许多人以为，现在这种恐慌也可以解除了。”

“但是这种希望很快破灭了，仅仅在日军进城后的两天之内就破灭了，破灭于连续不断的屠杀、经常性大规模的劫掠、侵扰民宅、侮辱妇女，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外侨走在街道上，满目都是堆积的平民的尸体。南京中区的任意两条横街之间都至少有一具尸体。其中绝大部分都是12月13日下午和晚上，日军进入南京城的时候被枪杀或者被刺刀杀死的。无论是谁，只要是因为恐慌到处奔跑或者在黄昏入夜以后被巡逻的日本士兵抓住，都难逃被就地枪杀的命运。这种暴行简直不容辩解。这种情况无论是在难民区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一些外国人和一些有地位的华人曾经目睹了这些暴行，有些被刺刀杀死的平民死状之惨简直就是野蛮人才能做出来的事情。”

“那些没有来得及撤退的中国士兵，都已经放下了枪械，有的甚至都已经脱下了军装，但是在日军的大肆搜捕下，他们被抓住后捆绑在一起遭到枪杀。据我们所知，在日本军队里面除了一些即将被处死的散兵和一些充当了苦役的华人外，没有任何中国士兵的俘虏。曾经有华人警察被日军强迫从难民区的一个住宅里面拉出来400个难民，他们每50个人排成一排，被日军用来复枪和机关枪押着前进，那些难民的命运可想而知了。”

“日军进入南京城以后，在日本军官的指示下，对南京重要市区进行了有计划的破坏，各类店铺无论大小无一幸免。食物虽然是日本士兵最需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有其他好东西，日军自然不会舍弃。许多的赃物日本士兵自己拿不动，就强拉来夫役来替他们背着。整个南京城所有的私人住宅都曾被日军光顾并且抢劫一空，不论这些住宅是否被占领，也不论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侨民的，是大的还是小的。日军所做的下面几件事情更将其无耻行径暴露无遗：第一，日军竟然搜刮劫掠收容所及其他避难处中的难民的财物；第二，日军还抢掠鼓楼医院职员的钱和表，甚至连看护妇宿舍中的物件也不放过。虽然这些都是美国人的财产，挂着美国国旗，而且还张贴着美国大使馆的告示；第三，日军还夺取汽车及其它财产，往往先撕毁上面的国徽。”

“我们听说了太多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没空调查。然而下面的几件事情，已足以证明局势有多么严重。我们的一位外国朋友，昨天亲眼看见日本兵闯入附近的人家里，强行抢去了4个姑娘。还有几位外国人看见一个新来的军官的住所中竟然有8个年轻的女子，而这位军官的住处附近并无其他人。”

“如此恐怖惨烈的程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日本那些假惺惺的长官们还曾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对华作战是以打倒中国政府、拯救中国民众为目标，这话听起来，真是令人作呕！”

“当然，占领南京的日军的种种恐怖残酷的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日本国民的行为，日本也有许多负责的政治家、军人和公民。如果他们为日本自身的利益打算，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设法去补救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已经一落千丈的地位。虽然有少数士兵和长官为了顾全日本皇军和帝国的声誉，能够严守纪律，但日军的整个行动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另一位几乎终身旅居南京的外侨，曾向上海友人报告了下面的事实。这里引用他的信件除略去了私人事件的部分，其他都照原文引用：

“我要向你们叙述一个极度不愉快的故事，这是一个充满罪恶和恐怖的故事，你们看了以后，也许会倒胃口。一群匪徒蹂躏着爱好和平的、和善的、守法的人民，没有丝毫怜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哪怕这封信只有几个人看到，我也觉得有必要把这个故事叙述出来，否则我的良心会感到不安。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这个故事，我是其中一个。这个故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自己也难以断定。我很希望它现在就马上结束，但恐怕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在继续上演着同样的事情。我相信这是现代史上史无前例的残暴记录。”

“圣诞节快到了，我的故事就从12月10日开始讲起吧。我们在这两星期里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军队战败了，撤退了，日本军队攻入了南京。12月10日那天，南京还非常有秩序，像平日一样美丽。而今天，经历了劫难的南京，到处都是被破坏的痕迹，遍地焦土，满目荒芜。足足有十天，南京彻底的陷入无政府状态，简直就成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遭受到真正的生命危险，但如果看到了兽性勃发或酩酊大醉的日本兵从强奸女人的地方走出来，那就绝不是一件安全的事。如果遇到日本兵用刺刀或手枪威胁你，要你让他横行作恶，你也会感到手足无措。日军曾发出通知，让各国侨民离开南京，他们最讨厌外国人留在这里，因为他们不欢迎旁观者。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留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可怜的穷人被日军劫掠，连一个铜板和一条棉被都没有留下（现在正是严冬时刻），而黄包车夫的车子也没有幸免；我们看到成百上千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兵被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去被枪杀，或被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还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我们看到大批妇女跪在我们面前，惊恐万分，哭着恳求我们，希望能援助他们逃出虎口；我们看到我们的国旗被日军侮辱，我们的住宅被日军抢劫一空；我们看到我们曾爱好的城市以及服务的机关，被日军有计划地放火烧毁。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

“‘这种情况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我们自己问自己。日本官方每天都在向我们明确表示，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去处理，事态马上就会好转。但是结果却大相径庭，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听说又将有2万日军要到南京来。他们会不会也要掳掠、屠杀和强奸呢？实际上整个城市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供他们掳掠。早在上个星期，日军就把各商店各仓库里的存货用卡车装满，然后一卡车一卡车运出去，最后一把火将房屋烧掉。我们不得不陷入深切的焦虑，因为就算我们把所有的存粮都供给20万难民，只能够再维持三星期而已，存煤也只够供给十天。而且就算有三个月的存粮，那么三个月以后吃什么呢？房屋已经被毁坏了，住到哪里呢？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不久一定会发生疾病和疫情，难民决不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我们每天都会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一边呼吁，一边提交准确详细的日军暴行报告记录。虽然日本使馆的人员还保持着表面上的礼貌，其实他们根本一点儿权力没有。那些取得胜利的日军似乎以随意掳掠、屠杀和强奸来作为他们的奖赏。虽然他们对外界公告是专程来亲善中国人民的，但却以其不可想象的野蛮残暴的行径加诸中国人民。毫无疑问，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如果要一一叙述过去十天内所发生的事情，说起来就太多了。并且，可惜当世人开始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的时候，它们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旧闻’了。‘南京已经恢复了秩序和安宁，南京的居民摇旗欢呼迎接仁慈的皇军’，这是日本竭力向国外宣传的。可是我的日记里所记录的这期间发生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我要摘录下来，至少我的朋友们会感到有用，也会借此留下一个人生的纪念。”

“日本方面的检查非常严格，我预料这封信一时没法发出去，所以信中叙述的事情可能会超出信上所注明的发出的日期。南京陷落以前，美国使馆人员、其他各国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外国商人离开南京时乘坐了倒霉的巴奈号炮舰和美孚公司的汽船。他们本来希望一个星期内就可以重新返回南京，而如今他们（那些没有被日军炸死或者没有受伤的人）却还在上游苦苦等候。他们可能还需要两个星期才能离开上游。而我们离开南京更是遥遥无期。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为了日军的俘虏。”

“上次的信中我就曾经提到过，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曾向中日双方交涉，要求他们承认难民区的中立地位。在难民区不设立军事机关、不驻扎军队、不轰炸，让那些留在南京的20万居民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有躲避的地方。因为在我们看来，中国军队在上海附近的抵抗力量已经被击败，他们的战斗精神也受到很大挫折。中国军队没法长期抵抗日军的大炮、飞机和坦克的优势火力，加上在杭州湾成功登陆的日军进攻中国军队的侧翼和后方，南京已经注定要失陷了。”

“12月1日，南京市长马超俊让我们负责难民区的行政责任，给我们配备了450名警察，并拨付了3万担米、1万担面粉、一些盐，还许诺拨助10万块钱，不久我们就收到了8万元。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也开诚合作，将难民区的军事设备撤走，其军队纪律严明，秩序很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2月12日日军进城之前。虽然偶尔也有抢掠的事件发生，但是也仅限于少量的食物。外国人的财产更是受到妥善的安置。12月10日之前我们还有自来水，11日之前我们还有电灯，直到12日日军进城那天，电话才被中断了。日军的轰炸也没有以难民区为目标，所以那个时候的南京还是相当安全的。跟现在的情形比起来，简直有天堂地狱之别。当然我们也遇到一些困难，粮食堆积在城外，车夫要到城外那子弹横飞的地方去装粮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车夫被弹片击伤了一只眼睛，也曾有两辆卡车被日本军队扣留。但是这些比起以后所遭遇的事情简直就不值得一提。”

“12月10日，难民蜂拥而来，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陆军大学及其他学校都挤满了。我们只好把收容所扩展到最高法院、法学院、华侨招待所等地方，打开大门，派人照管。紫金山前隐约可以看到日军指示炮火目标的气球。南门被重炮不断轰击，城内炮弹纷落。第二天早上，几个炮弹落在了难民区的南端，福昌饭店附近死了约40人。我们的稽查员史波林君（Eduard Sperling）也是德商上海保险公司的代表，他就住在福昌饭店内，也受了轻伤。美国炮舰巴奈号顺着江水向上游驶去，我们放弃了乘舰离开南京的最后机会。”

“我们一共有27人留在南京，包括18名美侨，5名德侨，1名英侨，1名奥侨和2名俄侨。一批外侨乘坐巴奈号炮舰、美孚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汽艇以及其他船只向长江上游前进，他们都盼望能够早日回到南京。但是当他们重返南京时，南京已经不复从前了！”

“12月12日那天是星期日，我在难民区的办公桌上埋头工作。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公馆内是我们的总办公处，那里很舒适，而且有南京最考究的防空洞。”

“过去两天里，飞机不断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炮火也非常猛烈，城墙崩塌，房倒屋毁，而城南的损害是非常惨重的。虽然不知道中国军队的死伤数目，但伤亡一定很大。日本也承认占领南京的战斗中，牺牲了4000人。”

“中国军队在12月12日午后开始大撤退。他们纷纷从南门退进南京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没有什么越轨的行动。史波林君应唐生智将军的请求向日方商谈暂时的休战，于是前往日军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将军当天晚上离开南京，南京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在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复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情形异常狼狈。无数燃烧着的车辆成为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被关闭了，恐慌的士兵纷纷使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等吊上城墙逃走，许多人又跌下城墙摔死了。江边的景象则最为凄惨。发了疯似的士兵，挤上江边的民船，因为载重太多，船翻了、沉没了，许多人就这样溺亡了。一些想用木筏渡江的人也遭遇了同样覆灭的命运。好不容易逃出险境的人，在一两天以后也许又会遭到日机的轰炸。”

“有三个连的士兵在长官的指挥下，越过南京城三里外的三汊河阻击迎面而来的大队的日本军队。但是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这些士兵几乎被全部歼灭。似乎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而这个人恰巧是我朋友的一个兄弟。第二天早上，他来找到我告诉我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和另一个军官本想一起游过三汊河渡江，结果那个军官被淹死了。于是，他在天亮以前偷偷地翻墙进了南京城。”

“南京曾经愉快、和平、有序和进步的局面暂时结束了，恐怖、毁灭和死亡随着日军占领南京而来。12月13日上午11时，日军第一次进入难民区，我和2个委员接待他们，起初他们好像没有恶意，可是仅仅几分钟以后，有20个惊慌奔跑的难民就被他们杀死了。只要是遇见日军就逃跑的人，全部枪杀，这几乎成为了日本军队的定律。”

“许多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士兵也都躲到难民区要求保护。我们表示只要他们缴械就能够保全生命，于是我们忙着给他们解除武装。但是很对不起，我们没有实现对他们的承诺。没过多久，他们就被日军或枪杀、或刺杀，像这样束手待毙还不如拼死到底啊！”

“炮火还没有完全停息，但是落在难民区的炮弹已经很少了。我们的院子曾经就落下一些弹片，威尔逊（Robert Wilson）医生在鼓楼医院的手术室里差点儿被弹片击中。一个炮弹穿过了金陵大学的新宿舍，所幸没有造成伤亡。交通部大厦是南京最漂亮的建筑，但是现在已经起火，连那富丽堂皇的礼堂也都在燃烧。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中弹起火还是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放火焚烧的。”

“12月14日，日军的坦克车、炮队、步兵、卡车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的时刻开始了，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们攻克了南京城，占领了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他们作为胜利者为所欲为。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称日军是中国人唯一的真朋友，将保护善良的中国人。然而随意奸淫、掳掠和杀戮似乎就是他们表示诚意的方式。我们的收容所中许多难民被日军拉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做夫役的。但是他们往往一去就杳无音讯，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一个日本军官带着随从，在我的办公室里研究‘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到底在什么地方，整整研究了一个钟头。在其它地方我们有3辆汽车被日军偷走，他们还接连四次到我们这里，想偷我们的汽车。桑纳牧师（Hubert L. Sone）仅仅离开他的房屋不到五分钟，他房屋上的美国旗就被日本兵扯下扔在地上，然后日本兵砸坏门窗，开着车逃走了。他们又想偷我们的卡车，结果2辆卡车被他们偷走。我们便派了2个美国人驾驶汽车，为难民运输米和煤。如果将他们对付日本小偷的故事写下来肯定很有趣。连鼓楼医院女看护的手表和自来水笔也被日本兵抢走了。”

“《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F. Tirman Durdin）那一天要去上海，但到了句容就被迫返回了南京。《芝加哥日报》记者史蒂尔（Archibald S. Steele）从江边回来后说，许多日本驱逐舰已开到南京，他从一个日本军官那里得到了巴奈号炮舰沉没的消息，他没有说其他船只是否被击沉。那些乘坐巴奈号离开的朋友们，曾竭力劝我们也一同乘舰离开，临走的时候还留下许多绳子让我们从城墙逃走。现在我们总算平安无事，巴奈号却被炸毁，想起来未免后怕。”

“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和秘书史密斯（Lewis C. C. Smythe）去访问日军司令部，想要见负责的长官，请求他们阻止那些让人难以容忍的骚扰行动。但是负责的长官还没有进城，要等到明天。无论如何他们的访问都不会有结果。”

“星期三，我回到我的住宅的时候发现门已经被打开了。由于有一个日本海军的参谋人员在等候着我，所以我没有来得及细看屋里，我只能拜托另外一个在那里值勤的下级军官替我照看一下。对巴奈号惨案，日海军军官深表遗憾，但具体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他说如果留在南京的外侨想要去上海，海军方面愿意派舰送过去，并愿意代发关于私人事件的无线电。于是我将一篇很简短的电稿交给他：‘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白（Wilbur），南京外侨均平安，望转告各方。’我告诉他，除了两个新闻记者，其他外侨都准备继续留在南京，他似乎有些失望。”

“我开车送他回舰的半路上，被一个陆军军官拦截，他说那边有危险，平民不准过去，因为那边还在消灭少数中国军队。我们恰好在军政部前停车，亲眼目睹了日军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的过程。原来不准我过去的真正原因是这个。于是那个军官不得不步行回到濑田舰。那一天下午路透社的斯密士（Smith）和史蒂尔两个人准备乘坐日本的驱逐舰去上海，所以我跟他们一起来到下关。一路之上，我看到了累累尸骸，惊心触目，那种情景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让我永远无法忘记。”

“我们赶到下关码头的时候，《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两个人已经在那里了，他们也准备去上海。我在码头上遇见了日使馆的三等秘书冈村，他刚从上海来，向我讲述了巴奈号惨案的详细情况。我邀请他一起乘车进城，但是到城门口的时候又被阻止，日本守兵坚决不准我进城。凡是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哪怕我刚刚出城不久，也不能通融。冈村替我解释也没有用。冈村只好先进城，设法向司令部给我弄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在城门口足足等了一个半钟头，看着野狗撕咬着尸体，臭味扑鼻。”

“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1300个难民被日军全部拉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当过兵。虽然当天下午日本军官已经向拉贝承诺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现在他们的命运已经可以预料了。他们被日军用绳子绑着，每100人绑成一团，帽子都被日军抓下来扔在地上，就这样被押往刑场，可是却没有哭泣或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了当时的情景，心痛异常。有四个广东的孩子从家乡跋涉而来，参加抗战，直到昨天向我缴械的时候还很不情愿，他们也在其中吗？还有一个从北方来的高大健壮的下级军官，他最后那感到希望破灭的目光，至今一直让我不安，他也在其中吗？我不应该跟他们说日本人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啊！我们本来以为日军当局会履行诺言，恢复秩序，谁知日军的野蛮残暴行为简直超出了现代文明人的想象，而将来的日子也许会更坏。”

“12月16日，给难民运输的粮食出现了问题，我们的汽车、卡车都被日本兵偷走了。我只好到美国大使馆向二等秘书亚纪逊（George Archeson）借来汽车，然后交给密尔士牧师（W. P. Mills）去运输难民急需的米和煤。我们这里收容了大批的难民，三个做饭的大灶需要大量的米和煤。我们现在已经有25个收容所，每处收容所的难民最少200人，最多的达到了12000人。整个金陵大学收容了大约3万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甬道都挤满了难民，因为这里收容的妇孺从最初的3000激增至9000。我们本来打算每个难民都占16平方呎的地方，实际拥挤程度远远不足此数。我们曾尽力保护这些妇孺的安全，特别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陈夫人、金陵大学的德威南夫人（Paul Dewitt Twinem），他们的勇气让人敬佩，做事也非常热心。”

“12月16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据我们所知，有100个妇女被日军抢走，其中从金陵大学图书馆掠走了7个。而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是不计其数。许多妇女在街道上徘徊，想寻找到安全的容身之地。中午，金陵大学的李格斯（Charles Riggs）带来消息，所有法学院和最高法院内的难民都被抓走了，还包括50名警察。李格斯的抗议没有什么用，反而被日本士兵侮辱，受到日本军官毒打。日军到处搜身、抢劫难民拥有的一切财物。下午4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听到了日军扫射难民的枪声，这真是非常恐怖的一天。”

“我去布克教授（J. Lossing Buck）那里吃晚餐，顺便回去看了一下我的住宅。两面美国国旗还飘扬着，门上贴的大使馆布告还在，可是门已经被打开了。屋子里非常凌乱，所有的抽屉、箱子、橱柜都被打开了，阁楼上更是被翻得不成样子。被褥、衣服和食物大部分也都没有了。王正廷博士赠给我的一个精美的麻栗树屏风架也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