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党员、民众与党治

各位同志：各位这次很远道地到中央来参观，在中央对于各位表示十二分欢迎之下，很热烈的^[*]希望各位将来对于党的工作方面，表演出最优良的成绩。我们看了过去党的工作仍有缺憾的方面，于是就依着经验和教训来积极的纠正。各种方案和政策，固然在原则上是根据总理的遗教，而各种方法已经改变了许多。在训政时期，党所负的责任非常之重大；尤其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其责任更是重大。在训政时期的党务工作，其最重要的部份^[**]有二：（一）民众训练；（二）党员训练。在民众方面，一般党员尤其是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是要训练民众，使民众明了运用直接民权的意义，来完成地方自治的工作；在党员方面，一般党员，尤其是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是要对于每个党员加以深刻的训练，使全体党员应用整个党的力量来训练民众，完成训政时期地方自治的工作。过去一般党员以〈及〉所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对于民众训练没有积极的做工夫，于是一般民众有不了解本党的意义〈的〉，有不认识总理的遗教的，有不懂得本党的主义与民众的关系的，甚至有怀疑本党的行动的，有赞助反动势力来妨碍本党的进行的，因此本党的一切工作便增加了许多的障碍。同时过去一般党员以及担任训练工作的同志，对于自己本身的训练也没有积极的做工夫，于是有主义认识浅薄的，有智识程度太低的，有办事经验太少的，因此便没有能力去训练民众，去训练其他的党员。当时我们觉得倘若担负训练工作的同志没有能力去训练民众，使民众了解运用直接民权的意义来建设地方自治基础，那末训政时期的工作便不能够算是完成；同时觉得倘若一般党员对于自己本身没有加以深刻的训练，对于民众没有能力去训练，那末党的基础便不能建立起来；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本党有改组的必要。民国十三年本党改组以来迭经几次振刷，现在本党的组织除了宣传、组织二部以外，所有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等部都归并于训练部；在表面上看起来，本党的组织似趋于简单，而实际上的责任与意义更是扩大。现在本党有组织、宣传、训练三部，尤其训练部所负的责任更是重大，而且训练的工作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有了训练，才可以做宣传工作，才可以做组织工作，要是没有训练，便无从宣传，便无从组织。在过去几年中间，我们方法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是训练的方法，要是没有统一的计划，一般民众乃至一般党员，或许会走入岐〔歧〕途。有人说：“现在我们从动的行为、动的思想，渐渐地走到建设的路上，我们可以不必再动了。”这些话是绝对的错误！他们对于党的意义，还没有十分了解，以为动是不必讲方法，把乱动也看作革命，所以他们便不主张乱动，便也不主张革命。其实不然，在此训政时期，我们还是要有方法的动，还是要有方针的去做。要是大家不动，那还做什么？乱动固是不好，不动也是不好；乱做固是不好，不做也是不好。我们要注意：我们既不是不做，且不是乱做，所以训练的基本方针，便要确定才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最近中央执行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对于训练工作方案，已经确定了几做〔个〕原则，且有很清楚的说明，其中基本几点，就是：（一）今后训练工作的方针，是要根本纠正过去思想的错误；为思想的错误，便牵连到训练方面的错误。（二）对于训练党员工作方面与民众训练工作方面，大家认为训政时期完成地方自治的〔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地方自治完成了，我们党的最重大的责任才可说是完成。（三）关于经济政策，中国向来是以农业立国，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是农民。我们大多数人民既是农民，则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的生活问题便不能不解决，因此我们对于农民经济、农民生活，一定要有澈底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经济，来改善农民生活；我们要把〔使〕大多数的民众得到比较优良的生活，便不得不先要把本国生产事业积极的发展起来，便不得不先要把农业生产积极的改良起来。农业生产能渐渐地发展，工商业也即连带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民众训练更是要紧。同时对于教育方面，我们是要实施三民主义的乡村教育。中国人口乡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城市则不及百分之二十，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大都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力量浮动薄弱，而不足以表现全民族应有的建国伟力。今后必赖三民主义的乡村教育，以开化乡村居民的人心，养成独立生活的智能，以表现全民族政治的能力。我们觉得一个社会是要大多数人有智识能力，才能够进步，所以社会的进步，是要拿大多数人的智识能力来做标准。假定一个社会中间，虽然少数人有非常智识与能力，而大多数人都赶不上〈，非〉但赶不上而且不懂，那末少数有智识能力的人便没有方法可以使大多数人觉悟。同时另外一个社会中间，不但是少数人有非常的智识能力，而且大多数人都有相当的智识能力，这一个社会一定是有力量的、有进步的社会，我们看总理几十年的奋斗，时遭挫折，时遭失败，这决不是总理所定革命理论与方案有不完全的地方，乃一般民众不懂得总理的主义的缘故，即一般民众的智识能力比总理相差太远的缘故。所以总理最初从事革命运动及之从〔后〕继续努力革命运动中间，而民众不懂得他的道理，觉得总理所讲的话是理想的、是抽象的，因此大家不但是不赞助总理，不跟着总理走，而且还要阻挠革命、破坏革命，所以总理几十年革命就遭到许多困难、许多挫折。我们就以这种情形来看，便知道如果一般民众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那末他们对于是非便不能辩〔辨〕明，即使有很好的道理为他们打算，他们也不会懂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民众受过相当的训练，他们一定具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与智识；只要是道理很对、办法很好，他们一定肯来努力，一定肯来服务，这样全国民众都有了相当训练之后，就可以以少数人的力量而得大多数人的赞助，其影响就非常之大，而成功也非常之快。倘若一般党务工作的同志，自己没有受过种种基本训练，自己对于主义的认识还没有十分清楚，这样去指导民众，则民众对于本党的种种怀疑，我们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担任训练工作的同志自己的能力智识还没有充分，这样的去训练民众，则民众不会发生信仰；既不发生信仰，便不会来拥护，更不会来服从。同样，担任训练工作的同志，没有把训练的意义训练的方法，以及训政时期地方自己的工作与一般民众的关系给民众了解，一般民众当然也不会觉得工作的需要，当然也不会来努力。这样虽费了很大力气，而所得的效果总是很少的。我们做训练工作的同志，因此便先要训练自己，自己训练好了，才去训练别人，这样做一部份工作才有一部分效力，做一点工作才有一点成绩。现在各地民众对于党的信仰是怎样？我们跑到各地方的时候，总觉得一般民众对于党的观念太浅薄，对于党务工作人员有轻视的心理。我们都知道党与民众是要发生密切关系的，要民众的确觉得党是为民众谋利益的，才会来信仰本党，才会来服从本党，如果一般民众不但是不觉得党与民众的关系，或者对党有冷淡轻视的心理，那末我们无论如何努力，决不会有良好的成绩。就以各乡村私塾的情形来看：乡村私塾本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老百姓对于私塾的感情确是很好的，乡村私塾是造就他们的子弟的，而且他们有什么疑难问题，便请私塾先生去解决，私塾先生很愿意帮助。他们信札的来往，自己不能办理，便求私塾先生来帮助，而私塾先生也乐于为之，因此一般老百姓都觉得私塾先生是他们的指导者而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如果党的工作连私塾都不如，那末办党的可以说完全是失败。现在问起老百姓党的观念如何，他们便说：“没有党部的地方，比较安全；有党部地方，便觉得麻烦。”这岂不是他们对于本党表示一种冷淡的实理么？其根本原因，就是训练工作没有做得好，没有与老百姓发生密切关系。其实各地老百姓的问题比较简单些，他们所求的，就是一种生活问题，就是一种安全问题。某地生活上感觉困难，我们要想方法去减少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某地安全上感觉困难，我们要想方法去减少他们的安全上的困难；只要党部渐渐地去接近，他们自然而然会觉得党是他们的指导者。过去多少年来，一般老百姓并不希望丰衣足食，而想较可以糊口的生活，这一种基本希望，我们党务工作人员，一定要认为有解决的可能，我们对于这种基本要求，一定要想方法去援助。这样老百姓自然而然觉得党是援助他们的、党是救济他们的了。所以党的工作完完全全为民众的困难来求解决的方法，决不是拿外国一种或数种的社会主义的方法，随便移到中国社会来应用，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的。一国社会有一国社会的历史，一国社会有一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我们要认定我国社会的历史是怎么样、我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是怎么样、全国人民的需要是怎么样、各地方的毛病是怎么样，我们应该以病的状态来对症下药，我们知道一种药只能医治一种病，决不是一种药可以医治一切的病，而〈且〉决不是人类所生的病都是一种病，所以训练工作是要训练到实际问题。所谓实际问题在训政时期最重要的，就是地方自治的完成，要是地方自治能够完成，就是要每个党员、每个担任训练工作〈的〉同志先训练自己，等训练到可以够得上训练别人，然后才去训练别人，这样来训练，一般同志大多数可以够得上去训练民众，去指导社会。我们要在实际方面应用智识能力使一般民众热忱的来接受训练，把地方自治的基础建设了以后，一切的政治经济问题便可以解决，等到一切的政治经济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党的任务才能完成，而且做训练工作的同志的责任也算是完成。我们看到训练工作的责任是这样的重大，便知道各位同志此次来京一定抱着很大的愿望，想把不能解决的问题来得到一个解决。这几天几位中央同志与各位讲话，把最近训练工作的方案、训练工作的方针告诉各位，各位一定可以得到许多的方法而且一定更觉自己责任之重大了。所以望各位回到山东之后先把自己的训练工作积极的发展起来，然后把民众的训练工作积极的做起。对于民众方面，一切民众团体是要很好的组织起来，这一种组织是民众自愿来组织的，是很切定的，是很团结的，决不为任何反动势力所能破坏的，这一种力量就是训政时期一切力量的基础，也就是本党一切力量的基础，也就是建设新中国一切力量的基础。今天兄弟对各位讲几句话，一方面表示热忱的欢迎，一方面认为各位的任务很是重要，希望各位对于民众训练工作，表演出优良的成绩，对党的工作方面努力的进行。

要表现党治的精神，就要看训政时期工作的成绩。所谓党的运用，本来全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表现出来，政治上和社会上成绩的有无，就是表现党的事业的成败。所以在训政时期中间，一定要能够建立起平民政治的基础，能够创造出民族的新生命，能够把党的主义和政策在一切政治和社会事业中表现出来，才可以说党治的工作已告完成。同时，我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所谓革命的政党，就是有革命性的政治团体，它的运用自然不能离开政治和社会。所以革命政党的成功，也是要看政治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成绩。政治和社会事业方面能够成功，就是党的主义和政策在政治和社会事业方面的表现。表现程度的好坏，就可判定党的效能的高低了。

过去几年中间，因为反动势力的扰乱，集全力于戡乱的工作。但是戡乱的目的，是为求治。如果我们没有把治的本建立起来，乱的源就永远不能断绝。过去和现在的戡乱，只是戡定已经表现的反动势力，并没有把乱源真正清除。要使乱源能够真正清除，而使治本能够完全确立，也就是要使党的精神切实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表现出来，尤其是在训政时期中间，切实表现党治的工作成绩。

怎么样能使党治精神切实表现呢？就是要使党的运用能够深入民众。本来，任何政党，或是社会党，或是革命党，它的主张都是为救济民众改造社会，而它的运用也都是在民众里面的运用。如果一个政治团体不能和民众发生密切的关系，或是对于民众的好恶不能明晰的注意到，这个政治团体一定不能建立起来，一定不能把它的基础建立在民众之上的。所以在过去，我们看到党的主义和政策非常适合时代的需要，但是因为党的运用，不能深入民众；办理党务的人员，不能深切认识民众的需要和希望，就一定不能使民众感觉到党的指导和扶助的重要，而党的精神也就不能充分的表现。

我们现在要表现党治的运用，一方面在政治上，要切实把训政时期的工作成绩表现出来；同时也要使党的活动能够深入民众。尤其是要使党务人员自己的活动全在民众之中，使一般民众不把特殊阶级的眼光来看一班党务人员。这样，人民的疾苦才可以达到党务人员的耳目中，而党部的设施才能够切实有助于人民的需要。然而要使党务人员的活动全在民众之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务人员的人选资格，除了切实的能了解党义并能竭诚为党服务以外，一定还要在社会上有独立的生活和固定的职业，并且在人民方面有相当的信用。因为党务人员如果有了独立的生活，他的生活可以自给自足，当然不致拿办理党务来作为自己生活的解决。如果有了固定的职业，在社会上自然和民众方面有交互密切的关系，不致使民众生出歧视之心。无论他是办理教育，或是经营实业，在民众方面看来，还是教育界或实业界的一份子，不是民众之外的特殊阶级。这样，党务人员可以知道民众的疾苦所在，而民众也可以把他们的要求和希望彼此讨论，得到解决的方法。同时，如果党务人员在当地社会上有相当的信用，人民对他已有尊敬的意思，对他的主张已有信赖的表示，那末党务人员个人的人格和他本身的价值已可号召民众，他的活动自然可以得到民众的赞助。所以党治的运用，一定要得到这样的党务人员，才是表现党已深入民众，党和民众成为不可分离的关系。

并且党的生存，不是单靠几个领袖或干部机关所能维持得了的。一定要全体党员，大家共同拥护，才不致发生动摇。譬如党部经费的来源，一定要靠全体党员共同担负。现在本党党部的经费，列为国家预算中支出的一项，把民众方面租税的一部分，来做中央和地方党部的维持费和活动费。这种办法，是中外各国任何政党所没有的。不过在训政时期中间，因为本党是代表国民行使政权，使国民担负一部分租税，来维持党的活动，在理论上也还可以解释。但在事实上，这种办法不是永久可以做下去的。如果到了训政时期结束，宪政时期开始，国民大会开会以后，人民的租税负担自然只能作为国家的行政费，决不能对于一个政治团体也要使人民直接担负多少租税了。那末现在这笔很大的党务经费，如果到了宪政时期，断绝来源，岂非立刻可使整个的党发生不能维持的恐慌？所以维持党的基础和筹划党的经费，大家就应该预筹一个办法。所谓党费正当的来源，就是应该由党员共同来担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民国八年三月十三日总理覆广州陶森甫同志的一封信。信内说：

……至补助经费一节，按之各国惯例，凡所有结社集会，其分部经费，概取给于党员；总部经费，概取给于分部。盖合党员之多数，而成一分部；合分部之多数，而成一总部。总部以分部为基础，分部以党员为基础，此一定之理也。若分部不以经费供给总部，反欲总部以经费供给分部，则总部又何从筹措乎？吾国党员，向于此种理解，未能了然，故不免时有本末倒置之嫌，实为大误！……

总理这种意思，并非总理个人的意思，实是世界政党的通例。因为党是党员集合而成的一个组织。党的生存自然要靠党员共同维持，固然不是党内一部分领袖所能支持，尤其不应该靠党员以外的经济来维持。我们看世界各国，凡是办政党，只有党员养党，决没有单靠党部领袖或党外的经济来养党的。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一方面只求实际工作方面表现成绩，要竭力减少党部的维持费，同时就要逐渐贯澈党员养党的精神。这样就是到了训政时期告终，整个的党还可以由全体党员共同维持，不使党部的活动有停顿的危险，不使党的基础受任何变化的摇动。

党的维持生存是如此，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实现自然也是如此。我们要表现党的精神，就要靠全体党员大家能把各人的精神才力供〔贡〕献给党，来贯澈为党服务的精神。因为一个政党，尤其是革命的政党，所表现的就是牺牲的精神，就是拯救民众牺牲自己的精神。如果党员不把这一点认识清楚，那末失诸毫厘，差以千里，靠党的活动来谋得一己的地位，靠党的活动来发展一己的利益，对于革命政党基本的精神，可说完全错误。所以要表现党的精神，全体党员只能在为党服务的条件之下，努力工作，决不能借党来谋利，更不应借党来营私。大家一定要各尽自己的精神才力，来担任社会上各种实际的事业，实现党的预定计划，党的运用才可以完成；而这种牺牲精神和努力，才可以得到民众的信仰，增加民众对党拥护的力量，才可以积极完成党治的工作，来表现训政的成绩。

我们要在训政时期中间，由党的指导监督之下，使民众了解党的主义和政策，究意怎么样才能达到我们的希望，使党治能够运用，使党治的工作能够推进呢？我们在上面说过：党的生存和进展，要靠一班党员的努力来表现成绩，那末政府当然也要靠行政人员的努力来表现成绩。如果党的方面有很好的主义和政策，而党员不能切实奉行这种主义和政策，这种主义和政策固然不能见之事实。在政治方面就是接受党的主义和政策，而一班行政人员不能了解这种党治的意义，不能担任训政的工作，政治的成绩也一定无由表现，党治的精神也一定无从发扬的。

所以要使党治运用，能够确实表现成绩，在政治方面就使一班行政人员大家能够接受党的主义和政策，能够了解党治的意义，能够担任训政的工作，但是要养成这班有能力能够担负训政工作的行政人员，或是有能力能够担任社会运动的人员，就非从教育方面努力不为功。一定在教育方面，能够根据党的主义和政策，和政治上的实际计划，来训练和养成各种需要的人才，然后各种事业方面，才可以有相当的智识能力的人来担负各种专门和普通的职务，才可以把政治的效能积极表现。政治效能的表现就是党治精神的表现，党治精神能够表现才可以完成训政工作，建立起平民政治的基础。所以有了党的主义和政策，不从政治方面运用，这种主义和政策决不能表现成绩。政治方面接受了党的主义和政策，如果不从教育方面养成各种适当的人才来担负各种具体的工作，政治的成绩也决不能表现。所谓，党是决定方案的，政治是行施党的方案的，而教育就要根据党的方案和政治上的需要，来养成各种人才。这三部分工作，有连带的关系。要彼此联络，互相推进，才可以把党治运用积极表现，训政工作澈底完成。同时在社会方面就要使大多数人民都能认识平民政治的意义，且能共同努力来求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要使大多数人民有这种认识和努力，就在负指导责任的党员能用牺牲服务的精神，来做民众的前驱，引导民众和扶助民众，去救济民众的痛苦。如果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能够做到这般田地，我们才可以把国内过去种种纷乱的根源、一切反动势力和反动思想，都能根本铲除。乱源能够铲除，治本才可确立，国家才可以免除一治一乱或乱多治少的现象，获得长治久安的基础，来努力于种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和发展。这样，才可以把党治的运用，充分发挥；党治的推进，积极成功。

最近关于党治问题，党内党外发生了很多辩论。从一班反对党治的理由来说，以为这几年的政治没有什么进步，反使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党治已失掉效用；欲谋救济，就非赶快实施宪政不可。再从主张党治的理论来说，认为党治有一定的程序，训政有必备的条件。如果地方自治和交通、教育，以及人民生计的基础等工作没有达到相当的成绩，训政就不能完成；训政不能完成，党治就不能告一段落。所谓近年来政治无若何进步，反使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并不是党治的结果。中国多少年来的政治积弊，国际间近百年的侵掠压迫，再加以各种思想的急遽变动，都是酿成近年来国内纷乱的原因。这些酿成国内纷乱的原因，自然不能说到了中国国民党执政以后才发生的。所以现在许多实际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不能上轨道，是过去积弊不能悉数扫除的缘故；决不能倒果为因，拿政治经济建设没有成绩而至于酿成近年来的内忧外患，就责备训政不可能，作为党治可以取消的籍〔借〕口。

其实，因国家的内忧外患，要反对党治，而主张宪政，实在也有些滑稽。要知道，宪法并不是万能的。假使没有完备宪政所必要的条件，只有白纸黑字的宪法，这种宪法是空洞无济的。我们看过去的历史。法国在十八世纪末已经采行民主政治，制定了宪法，但出来了一个拿破仑，就可以推倒一切，破坏宪法，改行帝政。再看民元袁世凯时代，虽然有了临时约法，还是可以完全不顾，任所妄为。后来又有了新的约法，改组议会，起草宪法草案；但实际上又何尝能阻止当时北洋军阀的专横，使他们走到奉公守法的路上去。所以纸面上的宪法是空洞的，决不能照那些单纯迷信宪法者的理想，以为有了宪法，就可以使一切政治都上轨道，国家一跃而强盛的。

而且宪法的制定，也并不一定能代表一般的民意。例如美国的宪法，对于规定人民自由的条文非常注意。而考究所以规定这些自由条文的作用，却多是资本阶级为工商业经营方面得到种种保障。由于这种自由的保障，就造成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对于一般人民，恐怕不特没有得到多大的利益，反而受了资本家压迫的痛苦了。所以从近代宪政史上看来，民主政治历史比较稳定的美国，尚不能得到真能代表民意的宪法，使一般人都能得到宪法的保障和利益，然则我们急急于要求制定宪法，又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同时宪政的实施，更须注意到人民方面的智能的培养和民权使用的训练。如果一般人民的智识能力不够，不明了民治的意议〔义〕，不懂得民权的运用，那么单凭一句话，说是实施直接民权，完全实行宪政，结果，大多数民众既不知道宪政的利益、民权的重要，还不是把它漠视或放弃吗？大多数民众对于选举漠视和放弃，自然免不了由少数人或其他有组织的一部分人去假借操纵了。所以退一步讲，就是宪政即刻可以实现，究竟这种宪政能不能代表民意，或使大多数民众得到福利，也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探讨的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觉得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党治的是否可行，也不在于训政的是否应从速告一结束，实在在于党治应该进行的工作有没有相当的实行，训政方面应该准备的条件有没有积极去努力。假如我们对于党治范围里面所有的种种工作能够积极实行，对于训政方面的种种条件能够努力完成，我们相信政治一定可以上轨道，人民一定可以得到相当福利，而国家民族也一定可以求得相当的进步和发展。这种福利和进展，恐怕决不是那些单纯迷信宪法者的理想，在党治取销，训政结束，宪政开始，宪法颁布时候的结果所可比拟了！

《大学》上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所谓本末终始，就是一切做事行动的步骤和程序。我们做一件事情，一定有先后的步骤，也就是一定有时间的程序。时间方面的限制，只能使它促进，决不能绝对的超越或躐等。如果忽略了步骤、颠倒了程序，要想做成一件事情是万不可能的。我们看民国以来的事实：在民国元年时候，大家希望实行立宪，有了临时约法，赶紧办理选举；把国会完成以后，赶紧制定宪法。但一方面因为人民受了几千年来君主政治的束缚，大多不能认识民主政治的意义和人民本身的利害关系；同时那些北洋军阀得到政权以后，又是专横跋扈，没有实施民主的信仰和诚意，因此，国会议员的选举已为少数人所操纵；而国会成立以后，还不是受了种种箝制束缚，对于民主立宪，不特没有一些成绩，反而发生了后来多少年的纷乱。

总理孙中山先生审察世界的政治历史，体认民国以来痛苦的经验，就觉得要自君主政治改成平民政治，在中间如果没有训政时期的工作来训练人民，认识民权的意义和运用，就始终建立不起民主政治的基础。所以从历史经验所得的结论，使总理对于过去所主张军政、训政、宪政三程序的理论，更增确信而坚持。现在我们如果拿政治经济建设方面的不完善，来责备训政工作的没有积极努力，是确当的。但是过去训政工作没有积极努力，还应该由全国民众去督责政府和自己勉力去施行与完成；决不能把过去种种原因所酿成的内忧外患，都归咎于训政，就认为训政是不适宜，训政的理论是不确实，因而攻击党治的不可能。这种倒果为因的理由，当然是错误的。

我们再看近代政治上的趋向，国内一部分人所反对和批评的党治，或所谓一党专政，正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看到这几年来，苏俄和意大利的情况，在所谓一党专政之下，并不能绝对证明党治是理想的，或是绝对不能扶助国家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固然，苏俄和意大利的主义理论与我国根本不同，但也不能因为主义和理论的不同，就可把他们党治工作的成绩一笔抹煞。我们看这几年来意大利方面的政治建设，国家基础已比较强固了。苏俄方面的经济建设，也有不可轻视的进展。这些事实的证明，当然不能拿十几年前两党互相牵制的政党政治论所能范围了。而且两党牵制的政治在现在虽尚不少例证，而看到近来英国或日本的政治趋向，也已产生混合内阁的制度，由数党联合组织政府来应付特殊的环境。并不是在一党执政的时候，他党一定要在野或处于反对的地位，而绝对无调和的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论多数党中的一党组织政府，或是一党组织政府，或是几个党混合组织政府，都不能说有绝对的好坏。制度的好坏，还是要从制度和国家本身的环境是否适宜来定夺的。

从过去的经验和近代政治的趋势看来，中国现在的弊病，一方面由于多少年政治的积疾，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不能使政治易于上轨道；同时因为社会上多数民众固然还不能认识民权的意义和运用，而一部分智识阶级也实在没有把过去的政治教训做一种深刻和虚心的研究。因此，有多少因党治关系没有参加政治的人，觉得不把党治门限打破，不能有参加政治的机会，就不恤抹杀真理，把政治上种种缺点都归咎于党治。由于这种心理所发表的一切主张和理论，当然是偏而不合事实了。

实在讲来，在过去政治成绩比较有信用的人，现在在社会上一定还是有相当的信仰，还是有参加政治的机会。那些过去参加政治而现在不能活动的人，也是由于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成绩，实在不能得一般人的信用的关系。这样，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这一部分过去政治成绩信用失败的人的理论主张，对于党治的攻击，就认为党治果真不可行了。

固然，现在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和英美各国的政党不同，但也和一党永久专政的苏俄或意大利的党治相异。中国国民党所主张的党治，是有时间性的。只要使训政工作能够得到相当完成，民主基础能够建立起来，自然结束训政，开始宪政。不过训政的结束，是在人民已经知道民权的意义和运用，以及地方自治基本条件和工作相当完成之后。并不是无意义地在某一时期中间，就可以贸贸然开始宪政的。所以我们以为现在的基本工作，就是要造成真正的民主基础，造成真正能够实施宪政的基础。而造成这种基础，自然要从下层着手。并不是在上面有了一个空洞的民意机关，就可以代表一切，就可以得到大家理想上的圆满的成绩。所谓下层着手的工作，就是先要努力完成地方自治。在政府方面固然要努力推行，增进人民的智识能力，使他们明了民权的意义和直接民权的运用，同时在人民方面、社会方面或是做社会运动民权运动的人，也都应该各尽所能，努力去做地方自治的工作。如果有几个区域之内，能够把地方自治的工作分别完成，逐渐开始采行种种直接民权的方式，一定可以影响到全国各地方，群起努力与完成。这样，地方自治工作能够做得坚固确定，就树立了良好的宪政基础。那时虽无宪政之名，而人民所得权利与幸福，已非籍〔借〕宪法而行专政者所可同日而语。而从此开始宪政，选举人民代表，由地方的民意机关来造成中央的民意机关，不特层次井然、基础稳定，也不致发生少数人操纵多数人的弊病。否则舍本务末，单在中央设立一个民意机关，恐怕还是免不了为少数制造工具，不能负起真正监督政府的责任。

总之，现在上至政府下至人民的唯一要务，就须检查过去对于训政工作松懈的地方，切实反省，努力改正。尤其是做社会运动以及智识阶级的人，要坦白的反省，自问过去所做的工作，究竟为己活动，抑为人活动？如为人民活动，还须注意到这些工作，是不是切实、扼要而基本？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反省检查，宪政基础所需要的种种条件能够努力完成，自然而然训政结束、宪政开始，使党治可以告一段落。

所以在这样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时候，凡是国民都要负起相当责任。而这种责任，就不是彼此批评和攻击所能了事。只有互相督责勉励，一方面用共同的力量来消除一切民主的障碍，同时用共同的力量来建立真实的民主基础。这种共同力量，才是最伟大的，才是最有效果的。我们要革除专责他人而宽恕自己的心理，更不能拿含有作用和恶意的批评攻击他人，而用巧妙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错误。我们要责人严，先要立身于无过的地步；要群策群力，一定先要有和衷共济的精神。我们要求心理上的改革，而从事实上去努力。无论在训政时期，因此得以建立真正的民主基础；就是到了训政完成，宪政实施的时候，也须维持着这种公平、真实、勤勉、刻苦的精神，才可以保持宪政的基础，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党治的辩论，并不是一种基本问题；现在国家最基本的问题，就在训导民权工作的实施和进展。我们认清这个目标，就应该在同一方向用共同的力量去努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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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此处的“的”应为“地”。为呈现文献原貌，且原文不影响读者理解，本书对类似的虚词误用不做处理。

[**]此处的“份”应为“分”，本书中“份”“分”不分，下文不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