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6．训政—党治呢？宪政—民治呢？
安志成
一、引言
自去年五月胡适之氏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七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两文之后，一部分国民党员对之大为愤怒：一面为文斥之为“胡说”，一面呈请国民政府通缉，治以反革命之罪。国民政府遂对胡氏下了一个严重的警告，并通令全国各大学校校长督率职教员切实研究党义，不得妄加批评。胡氏受了这严重的警告，虽非“心悦诚服”，但亦不敢再有所表示，只有“暗中的不平”罢了。这是宪政—民治论者不满训政—党治的发端。
本年四月汪精卫氏发表《论约法》一文，对于胡适之氏前两文中之误会，加以纠正；对于指摘现政府的罪恶各点，甚表钦佩。从此旧案重提，训政宪政问题又惹起了热烈的讨论。邱昌渭氏的《论约法与宪法》，崔书琴氏的《读了“论约法与宪法”以后》，邓百言氏的《我也来谈训政》，各因立场的不同，而有各异的理论。站在党的立场者，则主张训政时期为不可缺，党治为必要；站在民治的立场者，则以为过去训政的成绩很坏，应取消训政程序，立即实行宪政。这是宪政—民治论者鲜明的对训政—党治下了攻击令。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训政—党治呢？宪政—民治呢？”为解答此问题起见，而有是文之作。
二、训政—党治的论据
主张训政—党治的根据，为中山遗教。《建国大纲》第五条规定：
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
第七条规定：
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
以上是训政的根据。在训政时期，怎见得要“党治”呢？《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
至于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
这是训政时期要“以党治国”的根据。
为什么要设训政时期而以党治国呢？即训政-党治的理由安在？《孙文学说》第六章谓亚美利加联邦为共和政治，立国之后，政治蒸蒸日上，全在于地方自治的发达；南美各共和国的政治，虽不及美国之良善，而终能维持共和国体者，以其立国于新天地，而未有专制之遗毒；法国民权革命垂八十年，始底于成者，则以无新天地为之地盘，无自治为之基础也。我中国缺憾之点，悉与法同，而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故创一过渡时期，以为补救。此即设一训政时期之理也。
三、训政者的资格——什么样的党才配训政？
崔书琴氏在其《读了“论约法与宪法”以后》一文之结语为“问题是由什么样的党去训”，实为训政-党治论者最应注意的一点。据《孙文学说》第六章所载，可以解答这一个问题。第六章有下列两段：
故中国今日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然入塾必要有良师益友以教之，而中国人民今日初进共和之治，亦当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训政时期所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也。
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
据此，可知训政者的资格：第一，为保母之慈祥；第二，为良师之循循善诱；第三，为能建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具此三种资格的党，才配训政！才配主张训政！
四、中国国民党的急务
胡适之氏把蒋政府的罪恶写在国民党的账上，并写在孙先生的账上，汪精卫氏提出抗议，谓“但不当将蒋政府的罪恶，写在国民党的账上，尤其不当写在孙先生的账上”。邓百言氏则谓“现政府的罪恶，不能不写在国民党的账上（自然不能写在孙先生个人的账上，犹如不应该写在蒋介石个人的账上一样），因为现政府终究是国民党建立的政府。而现政府的人员都是从前的国民党同志，并不只蒋介石一人才是国民党的党员……难道可以闭着眼说这是个人的问题吗？”我以为现政府的罪恶是可以暂写在国民党的账上的——这是人民的判决书。无知的小百姓，绝没有很充足的理解力和分析力：理解现政府是叛党的党员们建立的，理解真正的主义、政纲、政策并不如此；知道在现政府之外还有许多忠实的党员，是诚心信仰和努力实现主义、政纲、政策的。如果小百姓有了这样的理解力和分析力，马上实行宪政而有余，还训政做什么？人民只知道现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现政府的罪恶就是国民党的罪恶，老早就在各人的心账上写着是国民党的罪恶了。
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这一笔账不妨暂时承认的，也不必驳辩，小百姓是重事实不重理论的。最好是作现在所应作的工作——即中国国民党的急务是也。
中国国民党的急务如左[*]：
（一）完成健全的党 现在的党，叛的叛了，恶化的恶化了，腐化的腐化了，支离破碎，达于极点。党既不党，还说什么训政不训政呢？因此不必高谈训政了，须先把党健全起来。在健全党的工作中有“整个的”“革命的”两个目标：如果“整个的党”即是“革命的党”，两个目标就是一个目标了，那是最好不过的事。如果“革命的党”和“整个的党”两个目标不一致时，即欲恢复党的革命性，不得不除去许多不健全的分子；而实现整个的党，则不能保持革命性时，那就要大费斟酌了。失掉革命性的整个的党配训政么？恢复革命的党在最短期间能实现么？健全的党何日才实现呢？这是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员所最应注意的问题。因为党健全了之后，才能成为国民的褓母、良师，才配训政。
（二）建设革命的政府 现在政府的罪恶，国民们写在国民党的账上了。若想把账勾销，只有建设革命的政府，消极的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积极的谋人民的福利，依照《建国大纲》《对内政策》等遗教，尽保养教育的责任，才是正当的办法。若无力建设革命的政府，则不必主张训政了。高倡训政，只能助长军阀专制！
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们！要认清了中国国民党的急务，努力奋斗！
五、宪政—民治的论据及其错误
邱昌渭氏是宪政—民治论者的健将，明白的主张：“一旦军事完成，全国统一，即应开始宪治。”其理由如左：
（一）宪法制定之后，则政府各机关之职权，即有明白之规定，政府各机关之领袖自须受法定之制裁。在宪法治下，他们职务上的行动上须遵守两层法律——普通法与宪法，下有全体国民的督责——有选举权与罢免权的行使。此外尚有监察院的纠察、立法院的质问。过去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最高性的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政府当局演成人治的惨剧；因为没有宪治下由国民全体选举产生之立法机关，所以演成现在令即是法的制度！
（二）世界宪治先进国家，并没有先经过一度训政时期，方始颁布宪法。
（三）人民的知识程度，虽与运用宪治有关系，但世界各国宪法之制定，并不以人民识字与否为转移。原来各国宪法之产生，均因受当时政治力量压迫之结果，并不是因为国家教育普及，人民程度高超的原故。
邱氏上列理由，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没有认清宪法之效力，在于人民之拥护，倘人民不知拥护或无力拥护，则虽制定宪法，亦徒为具文而已。《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此点曾有详确说明：
曾不思宪法之所以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护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只知要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为真宪法而奋斗。
我国制定了白纸黑字的宪法，如《临时约法》《曹锟宪法》，皆不能发生效力，即由于人民不知拥护、无力拥护之故。因此，宪政的前提在于人民知拥护宪法和有力拥护宪法。现在这个条件具备么？即人民有一种“政治力量”压迫执政当局必须制定宪法么？事实告诉我们，这个条件是尚未具备的。争宪政—民治的除了大学教授、大学学生寥寥数人之外，民众并无若何的表示。即足证明虽制定宪法，亦不过白纸黑字之具文而已！
六、宪政—民治论者的急务
主张宪政—民治，以为最后的目的是对的。现在的急务是要完成宪政—民治的条件，即是唤起民众的政治意识，组织民众训练他们的参政能力，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力量。然后再作宪政运动，才能成功。制定宪法之后，才不致成为具文。大学教授、大学学生几个人对执政当局要求宪政—民治，绝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走的是错误的道路！
七、结论
以中国的现状而论，宪政民治固然是谈不到。训政党治也要费相当的努力罢！现在的人民，要求宪治的意识还没有，即制定宪法，又有谁去拥护他呢？一纸具文，能限制军阀的剥削摧残么？党是这样的支离破碎，自身还不健全，谈得到治国训政么？不民，不党，恐怕还是军人专制而已！呜呼！我们小百姓的出路在那里？
注释
[*]“如左”，原文如此，因原文为从右至左竖排。全书余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