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第五章《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下简称《二重证据法》）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是我对疑古、释古问题尤其二重证据法的系统思考，也是我对自己研究工作的理论总结。我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的，当时疑古派的影响已经式微，虽然课堂上顾颉刚的大名会不时被提及，但对疑古派的成果了解相对较少。相反，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不断升温，以及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疑古派及其成果成为人们质疑和检讨的对象。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时，曾大量阅读李学勤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所写的关于古史的考辨文章，深受其影响，并吸收、借鉴到自己的研究中来。由于李先生的文章往往涉及顾颉刚及《古史辨》，这时我才回过头来对《古史辨》做了较系统阅读，算是补了课。平时写文章时，也会经常参考、引用其成果和观点，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我看来，疑古派的研究方法确有可提升、完善的地方。首先，顾颉刚以“层累说”看待古史，其所关注的必然只是古史知识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古史本身的演变，只注重对历史知识的发生、累积过程的研究，忽视了对“客观历史事实”这一“真”的追寻和探求，结果造成研究对象的错位。故其贡献主要在于“破”和“疑”，而在“立”和建设方面有所不足，这从顾颉刚“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命题中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其次，疑古过猛，疑古过勇。如果顾颉刚只停留在“惟穷流变”上，其研究自有其价值，但实际情况又往往并非如此。古史辨学者在对古书记载大胆怀疑的基础上，往往又根据思想线索、文字风格等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古史或古书的成书做出推断和猜测。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其实并不科学，而且会制造出冤假错案来。因此，李学勤先生继承王国维的“素地说”，主张通过二重证据法去伪存真，建构可信的古史系统便有其合理性了。但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在纠正一个极端时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当年顾颉刚提出疑古对于旧的信古史学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但又矫枉过正，走向极端疑古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同样也存在于“走出疑古”的思潮之中，只不过这次是走向了盲目的信古。曾经一段时间凡古史皆可信，凡古书皆不伪，甚至“释古”的提法也有了问题，要改为“正古”，而正古是指古史是基本正确的。这不能不说是矫枉过正，以偏纠偏了。
我曾在顾颉刚、李学勤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待过八年，深知疑古派学者对释古派的不满和对立，但又感到前者的论辩更多是从立场出发，夹杂了个人意气，而缺乏严谨的学术内涵。其实，王国维（包括李学勤）从“素地说”、顾颉刚从“层累说”考察古史，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立场，但不论是“层累说”还是“素地说”，实际都只反映了古史研究的一个方面。“层累说”注意到了历史记载的流动、变化，尤其是“放大增加”的一面，却忽略了其中的素地、原型，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素地说”认为历史不同于神话、传说的地方就在于其有事实的根据，历史研究就是要对这些客观的事实做出辨析和证明，对于“层累说”而言，无疑是一个补充和完善。但只讲素地不讲流变，同样也有失片面。而且，王国维论及二重证据法时，提到“补正”和“证明”两个方面，具体可分为证明、纠正、补充三种情况，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其实际运用主要限于前一种情况罢了。但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中，二重证据法大大超越了王国维当年的应用范围，不仅用来证明，也用来辨伪，同时还对事件、观念做“惟穷流变”的历时性考察。因此，我们今天就不应将二重证据法与疑古简单对立起来，而应在继承王国维、顾颉刚二人基本思想和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将二重证据法发展为疑古、释古两派都能接受的研究方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将顾颉刚的“层累说”与王国维的“素地说”相结合，我在文中提出“原型—意义流变说”，作为这种结合的尝试。
第六章《二重证据法与对古书的反思》本是我为《出土文献与古书的反思》（梁涛、白立超编，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写的前言，后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古史辨虽以考辨古史著称，但对古书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前者，厚厚几大册的《古史辨》中就收录了大量古书考辨的文章，以至被人们戏称为“古书辨”。近年释古派与疑古派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古书上，而双方的理据竟然都是二重证据法。释古学者强调“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国的书都是用简帛抄写甚至依靠口传的，经过若干世代的流传，编次的变化，文句的更改，后世词语的羼入，都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由于发现了这一类现象，就斥为伪书”。而疑古学者则针锋相对提出，“熟悉《古史辨》的人应该记得，古书在形成和传流过程中其载体及所载信息发生的种种变化正是‘层累说’成立的前提，也是‘疑古派’对古书、古史的真实程度发生怀疑的根据”，“面对共同认可的古书流变现象，‘疑古’的顾颉刚‘存疑’之后继之以‘订疑’”，“与此相反，‘走出疑古’正是抓住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这一点来祛除对古书的怀疑，平反古书冤狱”。以上论述鲜明地反映了两者从不同立场出发，对出土文献及二重证据法的不同理解。但如果我们对古书的成书及在流传中出现的流变、失真做一区分的话，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和争议。盖古书都有一个大致的成书年代，同时又在流传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那么我们考察古书，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既考订古书的成书年代，也考察其流传过程中的变形与失真，这样双方的对立就没有那么尖锐了。分歧、对立往往来自立场、成见，但执着于立场、成见，只能做到“以人观之”，而超越了立场、成见，才可以做到“以道观之”。
梁涛
2016年11月6日
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