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语》的“直”与“直在其中”

有关“亲亲相隐”的一段文字见于《论语·子路》章，其原文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面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尴尬局面，孔子的态度如何，主张应如何化解之，其实是个需要分析和说明的问题。这涉及对“直在其中矣”一句中“直”的理解。在《论语》中，“直”凡二十二见，是一个不为人重视但相对较为重要的概念，其内涵也较为复杂，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微妙的差异。大致而言，“直”有直率、率真之意，也指公正、正直。前者是发于情，指情感的真实、真诚；后者是入于理，指社会的道义和原则，《论语》有时也称“直道”。而“直”就代表了这样一种由情及理的活动与过程。“直”与《论语》中“仁”、“义”等其他概念一样，是一个过程、功能性概念，而非实体性概念。在《论语》中，“直”有时是指直率、真实之意，如《论语·公冶长》说：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邻而与之。”

邻人前来借醋，或如实相告家中没有，或向别人家借来以应乞者之求，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但后一种做法未免委曲做作，不够直率、坦诚，有沽名钓誉之嫌，故孔子认为不能算是“直”。这里的“直”主要不是指公正、正直，不是一个品质的问题，而是性情的流露，指坦率、实在。微生高为鲁人，素以“直”闻，说明其品质正直，能恪守原则。但微生高的“直”往往生硬、刻板，有惺惺作态之嫌，故孔子对其有所保留。在孔子眼里，“直”不仅指公正、正直，指乐善好施的品质，同时还指率真、率直，指真情实感的流露，微生高显然没有做到后一点，孔子对其不满也主要在于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

“狂而不直”的“直”是指率直、爽直。钱穆说：“狂者多爽直，狂是其病，爽直是其可取。凡人德性未醇，有其病，但同时亦有其可取。今则徒有病而更无可取，则其天性之美已丧，而徒成其恶。”[2]又，《论语·阳货》称：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愚也直”的“直”指质朴、耿直，古代的人愚笨而纯朴、耿直，远胜于今人的愚蠢而狡诈。不过“愚也直”虽然有其质朴、真实的一面，但并非理想状态，而是三种缺点（“三疾”）之一。所以仅仅有质朴、率直还是不够的，还需经过学习的提升、礼乐的节文，使德性、行为上达、符合于义，否则便会有偏激、刻薄之嫌。孔子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绞，急切、偏激之意。邢昺疏：“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学，则失于讥刺太切。”如果一味地率性而为，不注意性情的陶冶，难免会伤及他人，招人厌恶了，故说“恶讦以为直者”（《论语·阳货》）。讦，“攻人之阴私也”（《玉篇·言部》）。当面揭露别人的短处、阴私，似乎是率直、敢为的表现，其实是粗鲁、无礼，根本不能算是“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既有率真、真实的本性，又重视义道的节制，发乎情，止乎礼，这才是“达者”所应具有的品质。所以《论语》中的“直”也常常指恪守原则，公正，正直，实际是对“质直”的“直”（率真、率直）与“好义”的“义”（原则、道义）的结合。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史鱼，卫国大夫。他以“尸谏”的形式劝卫灵公进贤（蘧伯玉）退不肖（弥子瑕），尽了为臣的职责，获得“直”的美名。“如矢”即形容史鱼的刚正不阿，忠心耿耿，恪尽职守。这里的“直”不仅指直率、耿直，更重要的是指公正、正直。“直”主要是针对“义”而言，指直道。在《论语》中，“直道”凡二见：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

前一章中，“直道”与“枉道”相对，“直道”即公正、正直之道，也就是义道。浊乱之世，不容正直，以直道事人，自然见黜；以枉道事人，又非心之所愿。夫子以柳下惠为喻而感慨系之。后一章中，“斯民”指孔子所赞誉之民，也就是有仁德之民。以往学者释“斯民”为“三代之民”（刘宝楠《论语正义》），或“今此之人也”（朱熹《论语集注》），“即今世与吾同生之民”[3]，均不准确。其实《论语·雍也》中有一段文字，可与本章对读。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读为“仁”，指仁者；“罔”读为“妄”，指妄者，与仁者相对。[4]仁者生存于世，是因为公正、正直；狂妄者生存于世，则是因为侥幸而获免。所以，三代之所以直道流行，就是因为有这些以直道立身的“斯民”的缘故，正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因此，“直”与“仁”有一定的关系，是“仁”的一个德目，有“仁”必有“直”，而由“直”也可以实现“仁”。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两章“举直错诸枉”的“直”都是指直者，即公正、正直之人，如皋陶、伊尹等。若能举正直之人置于枉者之上，则“天下兴仁”，而“不仁者远矣”。明白了《论语》中的“直”包含了直率、率真，以及公正、正直的含义，那么，颇有争议的“以直报怨”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

何谓“以直报怨”？曾使注家颇为费解。朱熹云：“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论语集注》）仅仅以“至公”来理解“直”，未必能揭示出“直”的真谛。其实“直”者，真实、率直，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别人有德于我，自然报之以德；别人加我仇怨，也应以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态度回应之。以德报怨表面上似乎温柔敦厚，更有包容性，但因不符合人的本性、常情，故不为孔子所取。但若一味地听从情感的宣泄、流露，又容易走向极端，发展为“以怨报怨”了。所以“以直报怨”既从情出发肯定“报怨”的合理性，又基于理对报怨做出种种限制，主张以公正、合理也就是“直”的方式来报怨，“直”是直道之意。钱穆先生说：“直者直道，公平无私。我虽于彼有私怨，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怨而加刻，亦不因怨而反有所加厚，是即直。”[5]后来儒家在具体的实践中，既肯定复仇的合理性，又对复仇的理由、方式、手段等做出种种规定和限制，正是以直报怨。[6]

综上所论，《论语》中的“直”在不同语境下，具体内涵有所不同，既指率真、率直，也指公正、正直，兼及情与理，而“直”作为一个德目，代表了由情及理的实践超越过程，亦称直道。“直”的这一特点，与早期儒家重视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密切相关。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云：“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第50简）如果是发自真情，即使有了过错也不可恶；如果没有真情，做到了难以做到的事情也不可贵。可见情的重要！既然只讲情可能会导致过错，那么，正确的方式应是“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既发于情，又止于义（理），“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第3~4简），做到情理的统一，这一过程就是道，故又说“道始于情”。《性自命出》反映的是孔子、早期儒家的情况，《论语》中的许多概念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如孔子的“仁”既指“亲亲”，也指“泛爱众”（《论语·学而》），仁道就代表了由孝亲到爱人的实践超越过程。“仁”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是一个功能性概念，“直”也是如此。

搞清了“直”的特点及其涵义的微妙差异，我们才有可能对“亲亲相隐”章做出更为准确的解读。首先，本章三次提到“直”——“直躬”、“吾党之直者”、“直在其中矣”，但具体内涵有所不同。“直躬”[7]之“直”主要是公正、正直，但直躬只讲理不讲情，故为孔子所不满。“吾党之直者”代表了孔子理想的“直”，兼及情与理，其“直”是指直道。[8]关键在于“直在其中矣”一句中的“直”，一般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公正、正直，那么，此句就是说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是公正、正直的，或体现了一种正直，显然是不合适的。其实，这里的“直”是直道的具体表现，是率真、率直，而不是公正、正直。孔子的意思是说，面对亲人的过错，子女或父母本能、自然的反应往往是为其隐匿，而不是控告、揭发，这一率直、真实的感情就体现在父母与子女的相互隐匿中，因为“亲子之情，发于天性，非外界舆论，及法律之所强”[9]。故从人情出发，自然应亲亲相隐。孔子的这一表述，只是其对直躬“证父”的回应，而不是对“其父攘羊”整个事件的态度，不等于默认了“其父攘羊”的合理性，或对其有意回避，视而不见。因此如学者指出的，在该章中虽然出现了三个“直”，但叶公、孔子所说的“直”内涵其实是有所不同的，叶公是立足于“法的公平性”、“法无例外”来说“直”[10]，而孔子则是从人情之本然恻隐处论“直”，是人心人情之“直”。“直”“不是法律是否、社会正义的含义”，而“与情感的真诚性有关”[11]，是一种发诸情感，未经礼乐规范的率真、真实。这种“直”虽然为孔子所珍视，但并非最高理想，不是直道，还有待学习的陶冶、礼乐的节文进一步提升之，由情及理，上达直道。孔子对直躬的不满，主要在于其只讲理不讲情，而孔子则希望兼顾情感、理性两个方面。从率真、真实的情感出发，孔子肯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合理性，但从公正、正义的理性出发，则必须要对“其父攘羊”做出回应。盖因自私有财产确立以来，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将禁止盗窃列入其道德律令之中，勿偷盗几乎是一种共识，孔子自然也不会例外，不会认为“其父攘羊”是合理、合法的。只不过由于情景化的表述形式，孔子点到即止，没有对这一重要问题做出说明，留给后人一个谜团，引起种种误解和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