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法制的证券市场监管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自由化的深化，对证券市场监管的合理性讨论逐渐减少，普遍的观点是尽管监管有成本和副作用，但是必要的监管会增进市场的公平、减少效率损失。扩展的研究开始从法律对监管的影响角度进行，力图从制度层面对有效的证券监管做出回答，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Friend和Herman （196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Laporta Rafael、Silanes Florencio、Shleifer Andre和Vishny Robert等人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从法律角度研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路径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发现各国法律不同的起源或者不同的法系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不仅可以解释各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发展的差异，而且可以解释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一些具体而细微的法律条文会对信息披露产生影响，从而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最后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这些成果为证券市场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21世纪初，法律的不完备性被提出，主要贡献者是Xu和Pistor （2000），这源于Hart的契约不完备理论，并为监管提供支持。因为如果市场失灵是唯一的担心，那么证券监管可能就是没有必要的，依赖法庭的执法可以有效地解决失灵问题。如果所有可能的损害行为都能由法律详细地规定，那么就可以认为法律是完备的，否则法律就是不完备的。实际上由于法律存在空白或者由于边界未能清晰界定，法律难以做到完备。立法者不可能对未来发生的任何损害可能都做出正确的预期。同时证券市场是发展的，而法律是相对稳定的，否则未来为适应复杂多变的证券市场而频繁地修改法律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当法律不完备时，现有法律的含义解释权力、适应环境变化的改动权力就成为“剩余立法权”，剩余立法权可以被分配给监管者，这一观点明确了证券市场监管者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