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为研究范式的价值

以往的经济学被大多数人看做一门“社会物理学” （索罗，1985）。从17世纪开始，欧洲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人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冲破经典哲学与神权的桎梏，纷纷为自然与世界立法，也为人本身立法，以理性之光普照自然、社会和人类生活。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识清晰了，但是却把人、人的行为、人的精神等非理性方面舍弃了并把其简化为一个个的点或一条条的线。人也成为了“扁平的人”。特别是当自然科学方法的普世之光照耀经济学的研究之后，现实的人都被约化为简单的数学模式中的理性人，人的感情、想象、实践行为等都被约化成与人的经济行为不相关的东西。在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发展了期望效用理论，阿罗和德布鲁运用精妙无比的数学方程搭建起现代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之后，有人就认为现代经济学的使命就基本上结束了，今后经济学家们要做的只是让一般均衡模型在不同假设条件下更加细化罢了。

但是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种以理性人假定搭建起的优美的理论大厦是无法通过经验科学之方法来检验与研究人的内在本性，也无法观察到现实中人的经济行为的，因此更无法解释许多人的经济行为之谜。例如，期望效用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如预期偏好的数学建模十分困难，必须进行严格的前提限制，以至于现实中特别是金融市场中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是无法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悖论”，以便向主流经济学挑战。

当以传统的“理性人”的假定无法揭示现实人的经济生活与他们的经济行为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尝试用实验的方法与实验心理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行为问题，并试图以此来修改和验证已有的经济学假设。这也就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验和各种数据的搜集，依赖于对人的心理分析，依赖于对现实人的经济行为的了解，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式上及方法上的革命。而认知心理学家关于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判断和决策的分析以及实验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性检验都是这些研究最有成就的方面。而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史密斯与卡恩曼则分别是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可以说，2002年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史密斯和卡恩曼不仅拓宽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是人的理性行为，也可以是人的非理性行为），而且激发了人们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也正是这种审视与反思，使现代经济学将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革命。而正是这场革命为行为金融学的现在与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