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调查性纪录片的成长

根据相关记载，电影的诞生与一场“赌博”相关：马奔跑的时候，蹄子是否同时离地？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摄影师爱德华·幕布里奇在跑道上等距离地放置24台摄影机，拍摄下24个瞬间。从一开始，摄影师就借助比人眼更灵敏的“电影眼睛”（此处借用维尔托夫创造的术语），发现表象之后的真相。也就是说，那些空间上过于庞大的或者过于纤细的事物，那些在时间上转瞬即逝或缓慢无比的事件，超出了人体感官的知觉，但人们可以借助工具和机器，展开深入的调查，并详细而完整地记录调查的结果。

电影发轫之初，电影人就以探索的精神，尝试用摄影机记录周遭的世界。摄影机上天入地，摄影师的目光也从遥远的天边收回到门前的石头上来。探索过异国情调如《北方纳努克》，检视过现代工业的发展如《顿巴斯交响曲》，尝试过艺术的表达如《机器舞蹈》，一些纪录片人更集中聚焦真实的现实的生活，并且这些日常的生活已经不再只是浮光掠影的再现，如《火车进站》《工厂大门》，而是不回避现实矛盾冲突的入木三分的记录，且饱蘸着拍摄者充沛的情感，充盈着纪录片人深入的思考。

拍摄于1935年的《住房问题》是英国纪录片运动时期的作品，可说是调查性纪录片的雏形。格里尔逊以除旧布新来说服煤气灯和焦炭公司出资拍摄《住房问题》，从工人的观点发出抗议与要求紧急改革的呼声。在这部影片中，贫民区的居民作为代言人出了场，取代了此前纪录片中惯用的评论员和解说员，“由他们直接对着摄影机讲话，做向导，观看老鼠横行的厨房、没有暖气设备的居室以及行将倒塌的走廊。恐怖和幽默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感人的效果”^[1]。那位讲述与老鼠英勇搏斗的妇女不是电影工作者，而是真正的居民的代表，她在镜头前的表现可谓非职业演员在采访者面前最早的预演。《住房问题》揭露的问题触目惊心，但影片却像苏联影片《盐》一样，曲终而奏雅，棚户环境得到改造，生活仍然美好而充满希望。影片因此缺乏深刻的社会分析，它反映了格里尔逊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局限，也预示了电影这一耗费资金、需要寻求投资的媒介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付出的代价。

同时，引入代言人，是把发声的权利交给最普通的人，这一创举本来蕴含着无限的潜能与生机，但在广泛的实际操作过程中，笨重的摄影与录音设备拖了电影人的后腿。当时，在摄影棚还可以实现同期声的录制，要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捕捉现实，采录同期声几乎不可能。像《住房问题》片中先锋的实验并没有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开拓，反而退缩到利用评论员或解说员那千篇一腔的惯性轨道，画外的解说像“上帝之声”发言，无所不知地传达着影片的观点和论旨。解说统辖了画面，“形象化的政论”自然而然容易沦为政党、国家进行舆论宣传的工具。一时之间，正义与非正义、民主与专制，都可以借助这一媒介的武器，利用这一宣讲的论坛，进行正面的宣传或反动的蛊惑，以期影响甚至操纵对信息、对真相难以全面感知的人们。

《住房问题》一片对社会议题的介入调查进行了原创性的探索与尝试，但早期电影的拍摄以及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的发展，受技术水平的限制以及美学观念的束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收录同期声这一技术，一直要等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德鲁小组进行成功的实验，才可以搜集当事人或关键证人的“证词”。也就是说，调查性纪录片的真正兴起是伴随着“直接电影”和“真理电影”的出现而逐渐破土成长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猪年》（1968）、《悲哀与怜悯》（1969）、《水俣病患者的世界》（1971）等影片拍摄出来，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影片体现出调查性纪录片的一些重要的质素：纪录片人不为政府当局的宣传所左右，开始独立地思考，对越战或其他战争进行了反思，如《和巴什拉跳华尔兹》（2008）；他们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更是跟踪调查当前隐匿性的社会事件，力图发掘表象背后的真相，为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发出关乎生存与尊严的呼声，如《生于妓院》（2004）、《医疗内幕》（2007）；或者，有着历史反省意识的编导并不盲信过去的官方的历史，而是借助幸存者、当事人的“现身说法”，重建被遮蔽被遗忘、被歪曲、被文饰的历史，如《前进，永远的神军》（1988）、《陌生人的怀抱》（2000）、《活着为了证明》（2002）。

自阿伦·雷乃（Alain Resnais）拍摄震撼人心的《夜与雾》，聚焦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始，电影界包括纪录片界一直都在用影像思索残暴的种族屠杀。而20世纪下半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仍在不断上演，也激发一些有着良知的纪录片人向历史发出追问，对现实进行干预，他们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当下的一些种族主义分子据理力争，以挽救屠刀下的无辜的人民，以抚慰强权下惨死的冤魂。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于1985年播映的《浩劫》长达11个小时，影片没有采用一帧历史镜头，而是拍摄了屠戮犹太人现场的各种遗址，且跟踪采访了众多的大屠杀幸存者、参与者、主持者和旁观者，从而构建起一部让时间说话、让地点说话的杰作。

澳大利亚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既是一位战地记者，又是一名电影人，曾两度获评英国新闻界最高荣誉“年度记者”。皮尔格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最令人瞩目的报道发自柬埔寨和越南。1979年夏天，皮尔格进入柬埔寨，他用笔和摄影机记录了红色高棉在黑暗年代犯下的恶贯满盈的罪行。随着1979年9月12日皮尔格在《每日镜报》上发表第一篇报道开始，纪录片《零年：柬埔寨沉默的死亡》也在电视上得以播放，红色高棉的罪恶行径才逐步大白于天下。2003年，柬埔寨纪录片导演潘礼德以当年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访问了首都金边附近的“毒树丘”监狱（简称S-21，当时有17 000多人在此被杀。现为大屠杀展览馆）。在影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中，当年的两位犯人和守卫讲述了那时令人发指的大屠杀情景。

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新近成立的军政府展开了全国范围的“清共”和“排杀华人”运动，这就是其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清共”持续了三年之久，多达100多万人被杀。2012年，美国纪录片人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采访并邀约当年的刽子手，用“真实再现”的方式重新演绎了当年的暴行。这部反映“九三○事件”的《杀戮演绎》（又译《我是杀人魔王》）一片，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在非洲的卢旺达，激进的胡图族对图西族及胡图族温和派展开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共造成80万～100万人死亡。在大屠杀发生十周年的2004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前线》栏目播放纪录片《卢旺达的鬼魂》，通过对大屠杀幸存者、美国使馆人员以及联合国维和部队将军等人的采访，再现了这一悲惨的事件。

聚焦屠杀与战争（如《战争迷雾》和《华氏911》）之外，一些纪录片人关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在“官方说话”之后展开了独立自主的调查。《谁杀死了陈果仁》（1987）是华人导演崔明慧的作品，影片聚焦一桩杀人事件，深挖背后的种族歧视。《细细的蓝线》（1988）则是埃罗尔·莫里斯的作品，影片调查一个为法院审判服刑的人员，试图通过访谈和风格化的“情景再现”，发掘事件的来龙去脉。而《艾琳：一个杀手的生与死》（2003）、《抓捕弗雷德曼父子》（2003）与《远离罪恶》（又译《大急救》，2006），或者跟拍社会热点事件，深挖犯罪背后的个人成长的社会背景，或者顺藤摸瓜，借用家庭影像，重现一个娈童案件的发生和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影响，或者于不疑处生疑，对控制严密而藏污纳垢的教会及其制度进行深入的解剖。

一些纪录片人关注社会热点，如科伦拜恩中学的杀人事件发生之后，迈克·摩尔拍摄了《科伦拜恩的保龄》（2002），探讨美国社会的黑枪文化。纪录片人阿里克斯·基尼（Alex Gibney）的《驶向阴霾的出租》（又译《开往暗处的的士》，2008），聚焦一个无辜的司机在阿富汗被美军折磨致死的案件，揭示了在高层默许下温和的士兵一步步变成了虐待囚犯的凶残野兽的过程，从而披露了美军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而埃罗尔·莫里斯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曝光之后，拍摄了《标准流程》（2007），影片对一组美军进行跟踪采访，试图告诉人们虐囚绝不仅仅是美军中小部分有道德缺陷者的过激行为，而是美国情报人员审讯囚犯时的“标准流程”。

在追踪社会热点之外，一些纪录片人更能够以陌生化的视角平中见奇，在平静的生活下面发现暗藏的潜流，在和谐的世界背后洞见积蓄的矛盾。关注食品的影片就有《超码的我》（2004）、《食品公司》（2008）、《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2008）等调查性纪录片，它们就“民以食为天”这个话题，对食物卫生、饮食习惯等方面展开调查。关注环境和生态的影片则有《地球公民》（2005）、《灰熊人》（2005）、《难以忽视的真相》（2006）、《海豚湾》（2009）等影片，它们倡导保护地球、保护环境，呼吁天人合一，希望人与自然、与其他生物和谐共处。

总的来说，西方调查性纪录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以来，主要聚焦人类战争、种族屠杀、冤屈案件、生态环境等主题，这一发展势头在20世纪80年代初见成效，在2000年至2010年间更是成绩斐然，一大批优秀的影片脱颖而出，就社会热点、日常生活和历史记忆方面展开纪录影像的调查，并借助调查性纪录片这种媒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批纪录片人，如迈克·摩尔、埃罗尔·莫里斯、摩根·斯普尔洛克（Morgan Spurlock）、约翰·皮尔格等，在实际的调查行动与影片的摄制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语言与风格。

注释

[1]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M］．张德魁，冷铁铮，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