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调查性纪录片的萌芽
（一）作为本研究背景的中国调查性报道
在中国，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一些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开始从事现场采访，挖掘事件背后的故事。有学者认为，《申报》对清末“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和对日军侵台事件的报道，预示着中国调查性报道的萌芽。“总的来看，《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报道体现了调查性报道的揭示性、独立性、艰危性、科学性和显著性等特点，完全可以被看作一则早期的调查性报道。”[1]针对1910年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大公报》对事件发生、处理过程及最终结局进行了逐层深入的追踪报道。民国成立之后，黄远生、邵飘萍等记者尝试进行调查报道。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就安排记者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以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1947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命查明》，以报道孔祥熙、宋子文假借“孚中”和“扬子”两家公司的名义贷款牟利。
1949年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媒体多为新政权、新政策做阐释，唱赞歌，偶有批评性报道，以暴露和揭丑为特征的调查性报道变得凤毛麟角，几无立足之地。一些有着纪实色彩的报告文学如《在桥梁工地上》和小说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都被打成“毒草”，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环境与社会思想都发生了变化，调查性报道这才重新焕发生机。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刊发了《“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一文，开始披露“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在一个月内，共发表20多篇消息、通讯和6篇评论，报道深入调查事故原因，揭露事故真相，锋芒直指相关部门与领导的渎职行为，批评把“坏事当作好事办”的官僚主义。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敢于向特权挑战——记北京市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一文，批评一位部级官员以工作为名，到饭庄大吃大喝的特权现象。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中，一些报纸开设调查性报道的专栏，如《人民日报》设置《调查汇报》和《信访调查》专栏，《中国青年报》设置《调查报告》专栏，一批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专题的调查性报道应运而生。198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系列报道，关注大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1987年，《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三色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报道打破“小灾小凯歌，大灾大胜利”的报道框架，揭露“在大火映衬之下”的“马大哈”和官僚主义。同年，《经济日报》发表《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围绕租赁经营积极推动公众打破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为深化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与此同时，一些较大规模的调查性报道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纷纷登场。其中，有钱钢调查1976年唐山大地震惨状和内幕的《唐山大地震》，有徐刚揭露由于人为破坏而导致生态失衡的《伐木者，醒来！》等。在《唐山大地震》中，钱钢直接呈现他的采访，或传递大自然的警告，或记录目击者的说法，或表现幸存者的记忆。这些报告文学就当前的问题或历史的创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20世纪90年代，经过短暂沉寂，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得到蓬勃发展。1992年，“中国质量万里行”围绕打击假冒伪劣开展活动，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各种媒介竞相发表关于产品质量的报道。活动培养了一批调查记者，揭露了不少制假售假案件，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1995年年初，《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创刊以来，之后多篇报道曾引起重大社会反响，对社会的发展也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1997年，《大河文化报》对郑州某公安局政委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逃逸案进行了深入调查和跟踪报道。该案突破了当时有关公检法干警违法犯罪行为在结案前不得报道的禁区，为都市报更好地发挥舆论监督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也引发了有关“媒介审判”的争议。1998年，《新快报》记者曾华锋发表《经理摧残卖花女局长庭上壁上观》，对韶关卖花少女遭遇强奸一事予以披露，使之成为引人瞩目的要闻大案。2000年，由胡舒立担任主编的《财经》杂志刊发了《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否定，引发资本市场的一次大地震。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采写《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此篇报道引发全国关注，并最终导致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4年，北京《新京报》刊发了记者罗昌平采写的报道《拆迁引发姐妹同日离婚》，对湖南嘉禾当地政府的“株连式拆迁”发出诘问。2006年，《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陈芳的《审计上海社保黑幕》，从已知事实探求更深层的黑幕，调查上海社保案件背后的玄机。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暴露出来的三聚氰胺问题波及整个中国奶制品行业，其导火索源于《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采写的报道《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
除了纸媒报刊，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广播电视媒介也开始进行调查性报道，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利用了录音和录像等技术手段获得的确凿证据，借助了声音与影像丰富的视听语言，因而卓有成效。其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每周质量报告》栏目，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进入21世纪，特别是社交媒体出现以后，调查记者更利用网络开展调查和传播资讯，网络反腐一时间如火如荼。2012年11月，一篇名为《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新浪微博认证用户、曾经做过《洛阳性奴》系列报道的调查记者纪许光实名进行的举报引发全国普遍关注。在网络披露三天之内，重庆官方确认雷政富就是不雅视频的“男主角”，最终免去其职务，对其展开立案调查。
《新闻纵横》创办于1994年10月1日，栏目力争“贴近社会、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记者通过采访当事人和相关利益方，以接近事件核心与真相。节目充分发挥广播媒介以声取胜、先声夺人的优势，运用了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现场音响，放送个性化的声音，以声情并茂地梳理和报道新闻事件。栏目创办不久，就连续四天播出了《令人却步的北京“一日五游”》，对北京旅游市场中的不规范现象进行了隐性采访和揭露报道。同年12月，在一则《姑娘，何处是你家？》的报道中，被拐卖姑娘的心声牵动人心，引起了社会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栏目在正面宣传、消息报道之外，积极开展批评性报道，揭开社会黑幕。像《张斌之死》《房屋租赁中介的六大黑幕》《假药流进北京城》《紧急电报：安陆发现假种子》等报道，均以记者深入细致的调查、客观公正的报道、严谨犀利的批评见长，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焦点访谈》创办于1994年4月1日，是一档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其开播之初就确定“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作为选题原则，“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是其节目定位，要“多报道少评论”，强调“让事实说话”，“即记者的所有结论必须有节目中事实的支持，这就要求记者不能道听途说，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到事实发生的现场去亲自调查”[2]。该栏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观众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是中央电视台收视率非常高的栏目之一，多次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所播节目如《沉重的棉花》《“罚”要依法》《巨额粮款化为水》《吉烟现象》《铲苗种烟违法伤农》《河道里建起商品楼》《粮食“满仓”的真相》等，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予以曝光，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新闻调查》于1996年5月17日开播，每周一期，每期时长45分钟，是中央电视台一档深度调查类节目。该栏目创办之初，确定其形态是“要做中国的《60分钟》”。揭露村干部腐败的样片《西古村纪事》播出遭遇挫折，《新闻调查》也因此在探索中走了一段弯路。2000年，在“探寻事实真相”节目理念的指引下，该栏目对许多社会事件和问题进行了公开报道，披露被权力和利益遮蔽的内幕，探寻被陈旧观念和集体意识遮蔽的真相，始终把调查性报道作为节目追求目标和核心竞争力。该栏目原制片人张洁曾这样介绍经验和表达愿望：“深度意味着现场的抵达，深度意味着追问的深入，深度意味着证据的确凿……我希望在现有的体制下面，通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韧性、我们专业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成熟，做出一期又一期推动社会进步的片子。”[3]栏目开播以来，播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调查性报道，如《淮河水》《温岭黑帮真相》《透视运城渗灌工程》《眼球丢失的背后》《藏羚羊之死》《死亡名单》《阿文的噩梦》《派出所的坠楼事件》等，一批出镜记者如王利芬、王志、长江、董倩、杨春等也伴随栏目制作得以成长。
《每周质量报告》创办于2003年5月，始终致力于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域的调查报道，以打假除劣扶优、推动质量进步为第一诉求，是我国电视新闻界有关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旗帜性节目，成为国务院有关部门通过中央电视台向社会公布产品质量、市场行为调查结果的重要渠道。节目以消费者为核心收视人群，在关注产品质量的同时，还关注人的生存质量、服务质量、消费环境质量和经营环境质量，以“共同打造有质量的生活”。栏目对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建材、生活用品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曝光，如“3·15”特别节目《“健美猪”真相》对河南孟州等地违规使用禁药“瘦肉精”养猪，“双汇”品牌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生猪事宜予以披露；而《胶囊里的秘密》专题节目对浙江新昌部分胶囊生产厂家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胶囊的内幕进行调查。“你所看到的，是你想不到的；你质疑的，是我们要求证的。”多年以来，该栏目以此为宗旨，以质疑的精神和科学的求证守望着环境，服务着社会。
如上，在社会民主与开放、新闻自由与规制、媒介生存与市场、受众素养培育与提升等方面，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为中国调查性纪录片设置了背景，是重要的参照。在现有的体制之下，中国调查性报道取得的成就，激励着纪录片人用特有的媒介与语言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以及开拓出来的话语空间，为中国调查性纪录片准备了条件；中国调查性报道遭遇的困境，中国调查性纪录片同样难以跨越；而调查性纪录片创作所需要的物质准备、经济条件，以及美学观念，也都影响并限制着调查性纪录片的生产与传播。
（二）中国调查性纪录片的现状
1949年之后，中国的纪录片很长时间以来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政府主持的调查，只有国家媒体宣传的口径。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得到一定的解放，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具有独立思想的纪录片人，开始反思历史，直面现实，对社会热点议题进行不懈的追问，对我们置身其中的自然与环境展开了身体力行的行动。
在历史题材方面，有的纪录片人反思过去走过的弯路，希望总结历史的教训，以便知往鉴来。2006年曾经在武汉电视台公开播映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则突破“多难兴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固定思维，发掘出一段令人讶异的前尘旧事，并由此探寻一个社会的应急机制。影片中揭示，本来可以拯救万民的一次地震预警没有能够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而这段湮没的历史更是留给观众无尽的思考。
2010年，原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利用自己多年在媒体工作创下的声望和积累的社会资源，摄制了纪录长片《我的抗战》。“他的团队在制作该片的过程中共采访了3 500余位亲历战争的老人，拍摄超过300万分钟的素材，这其中不少老人已先后离世，90%的人可能是毕生首次接受采访，也是最后一次。”[4]这套影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借助动画表现手段，制作出非官方的抗战的历史。
综上所述，与西方调查性纪录片近20年来取得重大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相比，中国调查性纪录片还刚刚萌芽，不仅创作的作品不多，产生的效果也还相当有限。原因有很多，如批评性意见缺乏生长的土壤与环境，开展独立的调查也就非常艰难。体制之内的媒体人员感知着政治气候，权衡着各方利益，在主题、思想的开掘难免大打折扣；一个媒体机构生产、传播调查性纪录片的数量和频率，也就还有市场、观众之外的因素的考虑。体制之外的独立纪录片人虽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怀揣公平公正的人文精神与兼济天下的社会理想，但时常缺乏资金的支持和安全的保障，付出心血创作的纪录片有时得不到正式而合法的传播。因此，在当代中国，以个案形式存在的调查性纪录片犹如一株嫩苗，在民间艰难生长。
注释
[1]段勃．调查性报道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8．
[2]袁正明，王旭东．《焦点访谈》的发展概况［M］／／郭镇之，赵丽芳．聚焦《焦点访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
[3]张洁．十年，我们坚守什么？［M］／／《新闻调查》栏目组．“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北京：三联书店，2006：35．
[4]人民网．《我的抗战》网络首播反响好崔永元新作感动网友［R／OL］．（2010- 09- 14）［2018- 01- 06］．http：／／tv．sohu．com／20100914／n27493015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