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摆在面前的这部书稿，最初作为博士后报告发到我邮箱的时候，题目是《深度阳光：调查性纪录片研究》。揣摩作者的初衷，如新闻传媒具备监测社会的功能，调查性纪录片自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品格，宛如照进阴影或黑暗的一束阳光，它带给人们温暖和希望。如果沿用这种比较“文艺”的说法，我们还可以说，它像空谷的幽兰，像海岸的灯塔，像王冠上的明珠。

多年的工作与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调查性报道属于新闻领域最具情怀、最有分量的“硬新闻”。最具情怀，是指从传播者的角度而言，从事调查性报道应能秉持“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最有分量，是指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而言，调查性报道一旦传播开来，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的进步；而“硬新闻”，则是指在今天信息过载的时代，调查性报道应属于含金量最高、密度最大的一类文本。从“扒粪运动”到“水门事件”，活跃着一代又一代调查记者；从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到中国新闻奖，调查性报道铸就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媒介的发展，从文字到广播，从电视到网络，海量的信息扑面而来，令人们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单从活动影像来说，虚构的故事片、真实的纪录片、诱人的广告片、娱乐的连续剧，以及适合微信转发的短视频等，在各种大小不一的屏幕上交相辉映，它们包围着我们，构成了我们周边的环境，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更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此，孰真孰假是一个问题，哪些有价值有意义是一个问题，人们如何选择更成为一个问题。和调查性报道一样，调查性纪录片致力于发现表象背后的本质，发掘事件深层的真相，消除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可望给受众带来安全感，提升媒介的公信力，并因此促进构建一个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的社会。

作为一名新闻学专业的教师，我对深度报道中的调查性报道更为熟悉，对纪录片的历史和分类则未做过专门的研究，对于莫常红提出的“调查性纪录片”这种新的类型，在提法上能否取得共识，在理论上是否自洽，在实践中能否经得起检验，是作为指导教师必须提请注意并考察的问题。在我看来，人们对事物与现象的认识，总有一种归类的冲动，似乎不如此便不能有效、科学地把握世界。一般来说，分类有两种：其一，采取一种角度或标准，将所有的事物或现象分成若干类别。通过这种分类方法，万物各得其所，都能得到妥善的安置，进而可被归纳总结其特征。其二，采取某一尺度或方法，将部分的事物或现象归拢在一起。借助这种手段，虽不奢望对事物或现象做统一尺度的划分，但能凸显一类事物或现象的内在规律。莫常红对于“调查性纪录片”的研究应属于第二种情形。通读书稿全篇，我认同了他的提法。书稿还以其清晰的逻辑、哲学的思辨、诗意的表达和激情满怀的人文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定义入手，拈出“调查”和“纪录片”两个关键词，在辨析了调查性纪录片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后，书稿考察了调查性纪录片的历史。在历时性考察之后，进行了共时性的探讨：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从世界到文本，试图剖析其中的规律。这一思路，既是文艺学中的“作者—世界—文本—读者”的研究范式，又是传播学中的“传者—现实—媒介—受众”的研究进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调查性纪录片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种媒介，其相通相近之处，自不待言；其牴牾扞格之处，也不容忽视。而作者综合运用文艺学和传播学理论展开跨学科研究，观点新颖独到，令人耳目一新。

在哲学思辨方面，书中对“调查”的辨析、对“真”的考察部分，作者力图鞭辟入里地展开论述，从各个层面进行比较周全的分析，借用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对一些容易被放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一些深奥的问题则予以深入浅出的解读。因此，整部书稿是理论的观照，更是一种智性的思考。跟随作者的思路，在抽丝剥茧中，能够感受到缜密而飞扬的思绪，严谨而富有激情的论证，读起来酣畅淋漓，言有尽而意无穷。

整部书稿的语言，有一种诗意贯穿其中，自成独特的风格。我曾经尝试逐一进行调整，但最终选择放弃。回过头来看，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否则，吃力不讨好不说，还会破坏原有的特色。就像编辑一部书稿，我们应该容许作者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除非表达错误，不应以个人所认为的是非为是非，更不应以个人的偏好代替他人的偏好。或许一开始不习惯，但通读全书，一种若无还有的气韵、一种久而弥笃的味道，在其排比、对照、比喻乃至象征的语言中，慢慢地流淌出来。

最后，我想说，践行调查性报道或调查性纪录片的调查记者，充满着理想与情怀，而以此题目做开拓性的、深入的学术研究，也满怀积极的、入世的人文精神。回首过去一年多来，长春疫苗案和明星逃税案引发强烈的社会震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每逢重大的社会事件，调查记者不能缺席，他们的在场可以提前预警，免除巨大的风险。同时，研究调查性报道的学者也不能落后，虽然免不了草创，免不了问题，但学界应该积极回应业界，有所担当地回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