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嫡庶之制、继统法与“家天下”的王制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的著作中被视为“涉及中国历史文化问题最深，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篇论文”^[1]，在该文中，王国维提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2]这一观点与绵延了两千余年的传统看法有极大的不同。

注释

[1]沈长云．论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为王国维诞辰120周年及逝世70周年而作．历史研究，1997（6）。后收入氏著《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83）。

[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1：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302，303．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先生所谓“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显然为孔子所能梦见周公预留了空隙。在他看来，所不能梦见的只是历代君主。由此而见，就天子之统而言，周公之治术（心术与规摹），实在是难以企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