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做对的改革其实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社会和其他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变迁。对这一点，国内外的学者和观察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但华生没有满足于这种表面的认识，他提出的问题是：与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为什么中国会成功？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等。

他以一个经济学家严谨的学风做出四点归纳：一是在确保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而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二是坚定而又渐进的市场化和有限私有化提供了持续改善的激励和资源配置，避免了国民经济家族寡头化和大规模社会对抗；三是基于既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过统分结合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既改善了农民的境遇，避免了土地兼并，又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和土地供应；四是中央集权下的财政分灶吃饭和地方竞争^[1]。

坦率地讲，这四点总结都似曾相识，但作者并非只囿于从现象上诠释改革，他在改革道路实践性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总结。第一，他从哲学意义上对改革的实践进行分析。从1978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其间我们经历的一系列似乎带有偶然性的事件，实际上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解放思想的开放态度和实践出真知的探索精神的具体表现，它们构成了改革的认识论基础。邓小平的实践标准论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用朴素的话来讲就是：什么样的鞋适合自己的脚，只有自己试穿一下才知道。第二，华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诠释了改革。意识形态化，包括宗教化，是在人类社会信息成本很高的阶段上动员和组织民众和社会的一种形式。改革需要解放思想，需要彻底地打破泛意识形态化的羁绊。改革开放前，干什么都讲阶级斗争观念，凡事都问姓资姓社。摆脱这种贴标签的泛意识形态化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广泛，政府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宽阔，从思想基础上来说，就是得益于解放思想，摆脱了泛意识形态化的羁绊。第三，通过对改革的进程的分析揭示了贯穿改革全过程的主线。中国的改革起源于邓小平提出的思想解放，而改革的真实历史，是在实践、认识、舆论和政策的互动中，为了实现现代化赶超又不出轨翻车，最高决策集团平衡不同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全部过程。到了今天回头去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拒绝固守传统模式和守旧后退；拒绝简单以西方模式为样板的全面移植拷贝，不沦为别人的跟班；坚持从国情和民族利益出发，既学习模仿借鉴，又自主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注释

[1]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