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挑战和改革要继续做的

回顾历史的变迁有助于我们获得关于未来的启示。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最广泛深刻的变化，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跃升为巨型的工业制造大国。中国崛起的“世界工厂”并正在走向“世界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地位震撼和改变了全球生产、制造、运输和资源消耗的版图。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华生在对这些现象的深刻分析中揭示了当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除了分配上存在的失衡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大社会遗产——城乡隔绝的二元体制。正是它造成了市场初次分配的严重扭曲和中国独特的转型之路：以充沛廉价的熟练劳动力和最自由也同时是最无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成就了世界工厂的伟业；以对资本的热情渴望和对劳动者公开的身份歧视与权利剥夺推动了令人炫目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财政收入扩张；与此同时又推动了劳动者分享的收入在比重上不断下降，以致创造供应的工业化得不到产生需求的城市化的呼应与配合。

作者以独到的见解，剖析了当今中国两极分化和内需不足的根源。与此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另一个当今中国的重大社会现象——三元化的人口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卷入工业化的2.6亿农民工，尽管在职业上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化，也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他们并没有转化为城镇的市民，而成为在农村居民、城镇居民之外的一个特殊人群。这使中国人口呈现三元化特征。这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连同其家属，已经超过了今天中国全部城市户籍人口，但他们却落入了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造成的“进不来出不去”的陷阱之中。这个经济和社会结构最大的扭曲与失衡，是当今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首要障碍。华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从这个矛盾入手，中国内部消费需求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调整、贫富分化的差距、城乡两极的畸形发展，都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任何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国家的最大结构是城乡结构，它决定了需求、供应和资源与收入分配。离开了这个中心谈结构调整，只能是缘木求鱼。”^[1]

每当人们议论新一轮改革重点的时候，可以连串地提出系列题目，如政府职能、行政体制、土地制度、教育医疗、财税金融等等。我相信，国人期盼已久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绘就我国新的一轮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将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特征。从根本上讲，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怎么也绕不开推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使全体公民公正地分享发展成果。而华生所指向的农民工，正应该是这一轮深化改革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无疑是我们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升级版必须重点考虑的。基于此，作者认为，中国今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新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新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它将启动和激发链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者在理论上清晰地勾画出农民工市民化国家行动计划纲要的关键制度轮廓。第一，确定今后12年内新增3亿城镇人口的目标；从现在就开始综合考虑“补欠账”和新进人口模型，重新审视和全面规划我国的城镇规模布局和空间分布。第二，根据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有步骤地分年以千万套的规模兴建带有福利性质的住房，根据各地政府财政的负担能力，显著降低和重新修订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的标准，将分期分批市民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化住房建设规划和福利保障计划。第三，将城镇化和工业征用农地的使用指标与农民工市民制的指标挂钩，形成土地非农使用的内在约束机制。第四，根据城市对农民工的依存度，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农民工市民化义务，使地方政府从仅仅对户籍人口负责转为对常住人口负责，最终达到二者统一。第五，大规模地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解决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兴办职工培训学校或委托代培，保证农民工及其子女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受教育条件。第六，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征用农用地、农民工依存度等指标挂钩，引导城市规模布局向城市化成本相对较低的城镇倾斜。第七，允许和鼓励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转让和出售其农用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其创造举家永久迁入城镇定居的条件^[2]。

这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使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对农民工市民化制度设计的严谨而科学的态度，也充分显现了一位经济学家将对农民工的深厚感情理性地上升为制度研究和政策设计的科学理论思维。

注释

[1]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03.

[2]华生.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