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欧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评述

2.1.1 国内对欧美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研究

我国体育学界对西方体育社会学发展的关注大体上在20世纪90年代，黄汉升（1992）对美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情况进行介绍，认为美国体育社会学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关注体育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存在的体育暴力、种族歧视、兴奋剂问题等，并指出其研究对象和内容随时间发生改变，在学科发端之初注重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转向应用研究。陈俊钦（2003）进一步指出，西方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表现出对前沿的追随和社会发展与体育的关系问题、关注并运用社会学理论去解决体育社会问题的应用研究、注重合作研究。

自2000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较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仇军、佟鸣、罗锦文（2005）考察了西方体育社会学学科制度化发展的历程，重点探讨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中研究者的身份演变，以及学科领域和范畴边界，并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热点前沿问题。仇军、罗锦文、佟鸣（2005）探讨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演变和发展。仇军、钟建伟（2007）从早期社会学的体育研究、学科的独立、学科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3方面考察了体育社会学的发端与发展，论述了母学科中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构型社会学、符号互动论论等社会理论对体育社会学的影响。苏小霞等（2008）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是否做到价值中立、研究方法是否客观、理论导向还是实践导向等问题进行反思。钟建伟与仇军（2009）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范式进行考察，认为以定量为主的描述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并用的成长期，发展到有针对性地选择研究范式、自觉自为地进行研究时期，并讨论了范式使用的问题与前景。在上述对欧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仇军（2010）的《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视点、方法》专著的出版代表了我国学者对西方体育社会学全面研究的水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专题研究方面，代表性学者有熊欢（2010,2011）、高强（2011）、张宪丽（2011）等。例如，熊欢（2010）评价了女权主义体育理论在探讨现代体育组织、制度以及文化和相关的意识形态的进展，揭示身体、权力和性别在体育中的关系，同时回顾了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女性主义在体育研究中的应用、主要理论流派及其研究焦点、理论局限、发展趋势。张宪丽（2011）考察了西方体育社会学中的“男性气质”，发现西方研究中将男性分成若干性质不同的子群体来看待，并重视体育运动中的主体与权力关系的建构，张宪丽认为，男性气质研究具有推动性别平等和关注男性弱势群体的意义，但存在过度批判和概念内部紧张的不足，并受激进女性主义的影响，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在体育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高强（2011）详细介绍了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在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比分析了欧美在研究上的差异，并深入反思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成果和不足。熊欢与张爱红（2011）考察了西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从身体转向社会，再回归到身体的特殊过程，指出在社会学理论的关照之下，早期人们对体育的研究是关注身体活动，随后逐渐认识到体育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但近年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开始从宏观、抽象的社会制度层面回归到其身体载体之上，并赋予身体更深层次的文化和政治意蕴。

综上所述，我国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点表现为，早期的研究主要描述学科发展概貌，随后逐步发展到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主题和内容的分析，并注意对研究方法、理论基础、研究视野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考察和反思。近年来，相关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某一特殊主题如女权主义、男性气概、马克思主义理论、身体文化研究的讨论，可见中国学者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分析视角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转换过程。

2.1.2 国外对欧美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研究

科克利（Coakely,1987）对北美体育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大量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那些论文实质上是“自我描述”，反映了美国体育社会学领域成长和未来潜在的挑战。埃里克·邓宁（Dunning,2004）对体育社会学领域研究进行综述，运用相同的形式列举出学科的前沿知识以及理论发展，认识到体育社会学领域中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冲突，并提出了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问题框架。洛伊和塞奇（Loy、Sage,1995）为《体育社会学杂志》（SSJ）特刊召集论文，并乐观地认为“考虑到体育社会学的业余性，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现在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好像还不错”（Loy、Sage,1997），但特刊最终仅刊出3篇文章，例如，塞奇（Sage,1997）关注身体教育与体育社会学的内在关系，戴维等人（David Rowe et al. ,1997）简单地讨论了澳大利亚体育受到“主流”社会学的忽视，因厄姆和多利（Ingham、Donnelly,1997）的文章大部分内容讨论了过去的理论发展和各种问题，并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葛兰西理论”（Gramscian）的文化研究重新定位，描绘了北美体育社会学发展图景。

在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方面，杰伊·柯克利与埃里克·邓宁（Coakely、Dunning,2003）指出体育社会学对“功能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构型社会学、后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等理论进行运用”，在学科发端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功能主义理论流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研究居于主导地位，文化分析开始崛起。约瑟夫·马奎尔和凯文·扬等人认为，功能主义、冲突理论、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和符号互动论在体育社会学中得到运用，并详细分析了相关理论对体育社会学议题的具体研究（Maguire et al. ,2002）。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IRSSS）分别刊登了美国、新西兰、德国、波兰等国家的体育社会学发展历程的论文，这些研究均涉及本国学科对研究方法使用方面的介绍分析；研究还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体育社会学乐于从事定量研究，很少撰写理论性的文章，缺乏对定性研究的兴趣，不关心理论批评；而新西兰的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人类学研究居多；德国则以调查研究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波兰则吸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结合休闲、康复和教育方面的内容形成了相应的研究模式。克劳斯·海涅曼与维贝克·普洛伊斯（Heinemann、Wiebke,1990）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不同问题领域的研究方法不同，更多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定量研究，在体育社会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方法运用不同，例如，在学科发轫之初的20世纪60年代末，多为以问卷调查为主的描述性的宏观性研究，在接下来的10余年，更多的是模仿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路径分析、二手数据分析、因果模型等，突破方法论上的限制，研究的类型和层次也趋于多样化。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除了综合运用社会学方法，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开始运用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方法。

英国的多米尼克·马尔科姆（Malcolm,2012）以过程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围绕体育社会学中的争议和相关概念，评估体育社会学对社会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相关的分支学科如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种族、名人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公共参与方面的影响，反思体育社会学具有何种程度的学术自治和与众不同的学科特质。他认为体育社会学是一门逐步走向成熟的学科，学科的产生及其表现出的特殊性是置身于其中的个体行动、建构者以及更宽泛的社会背景的产物。“通过体育的社会学”在体育社会学本身表现出更加广泛的学科化趋向，社会学分支学科也表现出浓厚的体育兴趣。尤其埃利亚斯、布迪厄以及与其相关的研究中对体育所给予的关注，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通过社会学对体育运动所具有的解释力，以及体育社会学所呈现出的强有力的发展前景。同时，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以及强调个人经验、身份碎片化使体育社会学形成了多样性研究议题和更具差异性的特色研究。同时，社会学家也开始关注少数体育群体的研究。他还指出，学科的发展关系到学科权力的地理分布，国际体育社会学组织更加欧洲化，而北美体育社会学组织却更加国际化了。

总之，西方学者对欧美体育社会学发展的研究，从学科发展、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以及微观的研究主题和内容等方面均有考察。

2.1.3 对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比较分析

关于欧美体育社会学的专题比较并不多见，主要散见于各种文献的章节或段落之中。仇军（2010）在《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视点、方法》一书中，系统地讨论了北美与欧洲（北欧与西欧）体育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的差异性。他在研究设计上，将这3个地区研究方法的流变单独进行论述，分别就1966—2005年以来体育社会学各阶段研究的社会背景、方法类型学特点、方法具体运用和经典案例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研究认为，北美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始终没有统一的方法论，但实用主义哲学具有重大影响，随着时代需要选择研究对象和发现研究问题，并表现出较多的跨国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同时研究方法从定量开始向定性研究转移，但仍然保持着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更多考虑到体育现象的“时间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出立体化、多种方法交叉的特征。在欧洲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西欧与北欧具有差异，在西欧，更注重理论的应用，研究方法上较多运用个案分析、时间分析方法，定量分析非常明显。和北欧相比，西欧更加注重理论运用，以此解释体育社会现象，且英、法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别。同时，北欧体育社会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以身体文化研究为核心，围绕空间和环境与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但同属北欧的芬兰和丹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丹麦学者明确提出以身体文化来重构体育社会学；芬兰学者旨在心理学微观层次和身体文化本体论层次上保持方法运用的平衡。《西方体育社会学：理论、视点、方法》是迄今为止对欧美体育社会学方法运用方面做得最为系统和翔实的比较研究。

高强（2011）认为新马克思主义体育社会学研究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存在研究内容、研究导向、关注重心上的差异，认为欧洲尤其是法国代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反思这一传统的研究色彩；北美的研究则拥有文化分析的意味。欧洲关注体育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探讨理性化、层级制度等，其研究主旨在于揭示现代体育运动背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和运作方式，关注点在于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运动使参与运动的人产生了异化。反观北美体育社会学研究，除了探讨资本主义生产背景下与体育再生产社会的歧视和不公平，还运用文化理论研究体育运动。

多米尼克·马尔科姆（Malcolm,2012）在《体育与社会学》一书中也零散地指出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某些差异，他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被广泛的社会焦点——足球流氓的研究者主导，即使今天，其研究也还很类似。除此之外，还有无数亚文化的研究，“替代”了体育、性别、政治的研究，诸如攀岩和冲浪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北美体育社会学家似乎着迷于“堆叠”（Staking）效应的研究。而在当代的研究中，则包含了女性旱冰和“超跑”等更为离散的研究领域。多米尼克·马尔科姆还认为，北美的体育社会学根源于体育教育系，其研究是和体育教育而非社会学的根基紧密结合，而在欧洲，体育社会学发展并非如此，其课程在体育教育系和社会学系中地位相当；而且北美的体育社会学通过模仿母学科来寻求合法化，并接受和采纳结构功能主义和工具实证主义作为学术研究的“模型”，而在欧洲，各种社会学的思想理论在激发人们对体育社会学的兴趣方面具有更大的意义。

总之，学者们对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比较更多地体现在对研究方法的使用、研究主题、理论运用以及研究旨趣等方面，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结果只是通过定性分析，并没有明确地用定量研究将欧美体育社会学进行系统全面的比较，从而得出一个系统完整的欧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