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体育社会学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先行研究

2.2.1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方法的运用

2.2.1.1 文献计量法

1917年，英国学者科尔（Cole）和伊尔斯（Eales）定量统计了1550—1860年间的《比较解剖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献，第一次详细地讨论了文献统计方法，随后“起源于目录学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得到了迅速发展”（丁学东，1993）。在1927年，格罗斯（Gross,1927）首次对化学教学杂志的文章引文作了分析，此后，发现相关的定律和假设如“洛特卡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普赖斯定律”以及加菲尔德（Garfield）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相继创立（姜振寰，1990），到了20世纪中叶，普赖斯发现了“科学发展指数”增长规律，吸引了各国科学家对科学发展的兴趣，并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学科——“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科学计量学与统计书目学的结合和交叉，为文献计量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1969年，英国情报学家普里查德（Pritchard）在其发表的论文《是统计书目还是文献计量学？》中首次提出“文献计量学”这一概念，认为文献计量学是将“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应用于图书、期刊以及其他文献信息载体的一门科学”（罗武胜，1994），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层面、科学信息、科技政策三大领域，其中方法论即为文献计量方法，被公认为该学科的基本研究领域，主要应用于图书情报服务中（Glanzel,2003）。

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文献计量学方法在图书馆和情报分析领域得到飞速发展和广泛的应用，涌现出大量对各个学科和专题的文献计量分析，通过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文献计量”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以获得近1500条检索结果，其文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题。（1）在对某一专业学术期刊所刊载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例如，对《中国实用内科杂志》（高森、任延刚、时景璞，2010）、《水土保持学报》（韦青侠等，2012）、《中国图书馆学报》（刘玉梅、王正兴，2012）等期刊为研究对象进行的计量分析；（2）对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的所有期刊文献相关指标进行的统计分析，例如，对我国传播学领域新媒体的研究热点进行考察（李武，2012），对我国高校网络德育研究的专题期刊进行研究（郑忠梅，2012），或以网络信息计量学的相关文献的规律及发展现状研究（邱均平、刘华华，2009）等；（3）在文献计量方法论研究方面也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郑文晖（2006）从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区别与联系出发，认为对其综合利用具有必要；朱少强、邱均平（2005）认为两者具备一致性，属于信息计量与分析，需要理论、方法综合运用；王曰芬（2009）探讨了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综合的基本问题，提出支撑DIKW（数据、信息、知识、智慧英文的简称）链是综合研究的方法来源，而且信息哲学、认知心理学是研究的理论基础；化柏林（2007）探讨了文献计量统计分析的流程、数据来源、数据预处理，按统计结果对统计计算进行分类等。此外，董琳（2009）分析了学科评价的实施流程，认为计量指标体系需要建立相应的原则。以上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文献计量方面的研究发展正趋于完善。

2.2.1.2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最开始是应用于对军事情报的分析。经过半个多世纪发展，该方法在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图书情报学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邱均平，2005）。对研究的文本内容进行定量的考察和分析，定性解释数据意义，从而更加深刻地探讨所要研究问题的内涵和本质（蔡筱英等，2004）。但内容分析结果主要是定量化或半定量化的形式表达，并不足以揭示其因果关系，故其表述是非结论性的，而且在研究主题的确定、文献资料的选取、评价标准的建立等方面尚没有结构化、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和规范（宋振峰、宋惠兰，2012）。邬友倩（2007）对内容分析的框架模型进行分析，其中“文本”（Texts）的目标是内容分析，推论存在于“文本”之外，意味着将文本的内容分析与社会现象联系起来，能提高研究人员的视野，洞悉文本背后现象的规律和原因。

20世纪60年代，约翰·奈斯比特运用内容分析法创办了刊物《趋势报告》，随后在80年代出版的《大趋势》，堪称内容分析法运用的经典，从而使该方法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并逐渐得到发展与完善（吴世忠，1991）。自《大趋势》一书出版以来，统计学、信息论等学科得到快速发展，内容分析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各学科研究领域中均涌现大量的相关文献，该方法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情报学、图书馆学、人文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医学等学科，研究领域得到较大范围的拓展，以应用类的研究为主，主要研究方式多元，主要有实验式的、解读式的、计算机辅助的内容分析法。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数据资源和计算机技术，提高研究的效率和科学性、准确性，是内容分析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而且我国的相关研究中理论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应用研究缺乏体系和标准、技术研究进展缓慢（邱均平，邹菲，2003）。

2.2.1.3 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法的综合

在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沿袭各自学科的研究方法或设计思路，即单独运用文献计量或者内容分析中的某一方法进行理论或应用研究，虽然有文章和案例对两者进行分析，但是均侧重方法的介绍，或对方法运用的简单对比及尝试性综合运用。王曰芬（2007）系统地将两种方法进行综合，并以重庆维普数据库所收录的情报学科论文为研究对象，共统计15496篇研究文献，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数据，认为两种方法的综合研究是国际趋势，将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综合应用，有着极大的研究前景。当前，对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综合使用的相关研究还不多，例如，周枫（2012）我国公共档案馆研究现状分析、惠志斌（2012）对国内信息安全研究发展脉络进行考察、李群（2012）提出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在中医外感热病古代文献研究中的应用构想、陈世海（2011）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研究、顾立平（2011）使用“灰色文献分析法”对“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进行探讨。贾东琴、董伟（2011）对问卷法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应用进行内容分析，张忠榕（2010）运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对国内近10年来的射频微机电系统技术现状进行了考察。总之，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文献资料的梳理上将两种方法综合使用，能够更加全面地考察文献的形式和内容，但相关研究仍然不多。

2.2.2 体育社会学中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的运用

文献计量作为图书情报获取的重要方法，近年来，在体育文献相关的研究中也有应用。第一，对于我国体育研究的总体发展特征的探讨，高奎亭等（2012）基于SSCI、A ＆ HCI的文献计量分析对我国体育科学研究国际化进行了探究。刘会玲、曹烃（2012）运用知识图谱的方法对CSSCI收录的体育引文进行计量分析，得出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知识地图”；曹烃（2012）基于CSSCI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并运用知识图谱对我国体育科研论文合著状况分析；卢福泉（2007）对我国非体育专业作者在体育期刊发表的文章进行计量分析。第二，对体育期刊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卢石等（2012）对我国“体育信息”相关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徐瑞芳（2011）基于书目信息对我国体育类学术期刊的文献计量研究，李军（2009）对我国16种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文献计量的相关指标进行了分析，范丽雯等（2008）以2006年《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所刊载的文章进行计量分析。第三，就某一专题进行的相关研究，有张建华、张震宇（2011）对上海体育学院近五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博士论文的引文进行文献量研究；胡卓生（2004）对我国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研究，高丽洁（2010）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以来福建省群众体育研究作文献计量分析，李蜜（2007）对1996年以来我国社会体育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评析，甘傅贤和樊蓓蓓（2010）对2005—2009年我国体育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甘傅贤、邵慧琴（2010）以1999—2009年我国15种中文核心期刊体育旅游研究文献计量分析；张金鸰（2009）对1998—2007年我国女性体育研究文献计量分析等。

在内容分析方法的应用方面，孟婷（2010）运用内容分析法对1981—2007年168期《体育科学》所刊载的3301篇学术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考察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发展状况。赵金华（2010）运用内容分析法探讨俄罗斯《体育理论与实践》所发表的文章，以了解俄罗斯在体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的动态。刘月玲（2009）分析了《体育管理学杂志》的内容，探讨北美体育管理研究方法流变特征。金春光等（2012）运用内容分析考察《体育社会学杂志》1984—2008年所发表的454篇文献，探讨研究主题、研究者、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点。钟健伟，仇军（2009）以美国《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1966—2005年发表的799篇学术论文为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其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苏小霞、吴贻刚、张军献（2007）利用内容分析法和传统文献分析法对《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和《体育社会学杂志》近10年来发表的374篇文章内容特征进行分析，探讨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学校体育研究领域，吴贻刚、付楠（2010）对近10年来9种中文类体育核心期刊所发表的有关体育教学的760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调查我国体育教学研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此外，鄢长安等（2007）通过内容分析法探讨了日本2005年发布的学校体育指导报告书《健壮的身体育成的应有方法》，对该报告的背景、理论、内容及方向进行评价。孙继龙、石岩（2009）认为内容分析法作为考察体育标语内涵和意义的主要方法，从多学科视角下更为直观地描述和理解体育标语。代刚、仇军（2009）对国内外有关体育消费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和总结，发现体育消费研究范式集中于消费经济学、文化学、传统社会学3方面，并拥有自身不同的理论和方法。

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方面，仅仅有一篇体育类的相关研究，即明宇、司虎克（2011）考察了1999—2008年《体育科学》发表的不同的科研单位合作论文的关键词，认为以高校为主的体育科研合作研究表现出理论和基础研究两个类型，而作为体育行政部门的体育局，体育科研合作主要在竞技体育的应用领域，表现出体育科研单位之间的资源整合不充分。

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体育领域尤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的运用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研究中有意识地对方法的运用其时间相对其他学科要晚，主要是在2007年之后，在2009—2012年，相关研究才有一定数量的增加，但总体上研究水平层次还较低，发展缓慢。其二，研究领域虽然广泛，主要分布在学科总体发展和研究热点、体育期刊特征和情报方面的分析、民族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方面，对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是基于SSJ和IRSS两本期刊进行的内容分析，而没有进行文献计量方面的分析。其三，在内容分析方法的运用上，研究者计算机软件的运用显得不熟练，没有在研究中对研究工具和方法的详细说明，而且在当前体育领域的相关研究中，真正满足内容分析法“客观”“系统”“量化”三个基本要求的较少。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总体来说是对相关领域的概述，要么是运用简单的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统计，少有进行解释性的归因分析；要么数据统计分析充分，但理论解释不足。总之，上述两种方法虽然在体育科学研究领域中逐步得到了运用，但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还亟须加强，尤其是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更是如此。

2.2.3 体育社会学的可视化研究

“知识图谱”是文献计量与现代计算机互助的可视化技术高度综合，将其运用于学科发展的探讨，是学科发展和科研水平评估的辅助工具，并且在体育相关领域的研究中也得到发展（王琪，黄汉升，2011）。王琪等在其《西方现代体育科学发展史论》（2011）中，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和绘制知识图谱的软件，对西方现代体育科学史进行动态的、可视化探讨，认为当前的体育社会学理论“已由以往专注于冲突、分裂的危机意识正逐步转变为注重综合的意识，研究呈现综合化的趋势”（王琪，黄汉升，2011）。该文还以《研究季刊》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为基础，对体育及其性格学科关系演变进行探讨和对美国体育科学发展历程进行解读，考察西方现代体育科学学科结构的演变（王琪，黄汉升，2012）。此外，王琪、方千华（2010）运用绘制知识图谱的可视化软件，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研究现状和趋势以及研究热点前沿进行分析，基于1991—2009年体育学博士论文关键词、共词关系网可视化分析。王琪、徐成立（2010）对2000—2010年之间《体育科学》载文关键词的知识图谱，探讨当前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热点及学科发展问题。此外，刘会玲、曹烃（2012）以2009年收录CSSCI数据库的相关文献为基础，运用可视化分析技术绘制出了中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引文、作者、机构、项目基金等相关指标的“地图”。刘亮（2011）通过使用文献计量的可视化分析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在体育服务领域的热点问题。王璟、夏培玲、夏培英（2011）对中国体育科学研究中的权威期刊《体育科学》2000—2009年的引文索引数据运用知识图谱的方法追踪了该刊载文的特点。

文献梳理表明，体育社会学在运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的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通过对其他领域方法的借鉴与模仿，表现出研究水平不高，研究方法、软件使用不充分等方面问题；而且，目前并没有发现通过比较的视角对相关研究的知识图谱结构异同进行分析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