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的运用

2.3.1 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一般是指社会个体的关系所构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它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位置关系，其中“网络”是行动者的社会连带或社会关系在相对稳定的模式所构成的一种社会结构，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人类学家布朗，他运用网络的概念解释了挪威渔村中形成的特殊社会结构（Barnes,1954）。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理论和方法受到广泛关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网络分析，主要是探讨社会关系网络的深层次结构问题，研究“隐藏在复杂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网络模式”（Barry,1983）。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它不仅以结构性视角审视社会现象，还通过一套完整而具体的测量方法和指标来描述网络的结构性特征（罗家德，2005）。社会网络分析以结构性思想为指导立足于经验数据，关注关系图形和计算机模型，同时计量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得到综合应用，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方法论，“不仅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被广泛应用”（林聚任，2009）。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莫雷诺（Moreno,1934）从社会计量学的视角研究了团体结构问题，沃纳和伦特（Warner、Laut,1941;1942）进行了关于“扬基城”的社区研究。霍曼斯（Homans,1941）运用“三重分类”的方法（互动频率、情操和共同生活）对13世纪英国农村生活进行考察。威廉·福特·怀特（Whyte,1943）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对“科纳维尔”意大利人贫民窟的研究，成就了社会学经典《街角社会》。以哈佛大学结构主义者为代表的学者们推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进步。自20世纪40年代起，社会网络研究在美国高校逐步得到开展，提出了“小世界”等影响深远的理论模型。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网络分析不仅探讨研究方法的使用，还进一步探讨“同位群”“小群体”“社会圈”以及组织内部的网络、市场网络等特殊的网络形式（Burt、Minor,1983）。这些分析逐渐形成了社会网络理论的主要内容。而且与数学、统计学及计算机科学相结合，计算机程序得到广泛运用，并在相关国际学术会议的推动下，大大推动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进程。在这一阶段，在韦尔曼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性学术组织NSNA, 《社会网络》和《连接》两种社会网分析的专业学术刊物得以创办，促进了社会网络分析进入了一个制度化相对成熟的发展阶段（林顿·C．弗里曼，2006）。

总之，社会网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实用性，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科学研究中的热点议题。

2.3.2 国内外社会网络分析研究的发展

邱均平、王菲菲（2011）通过对2000—2009年间国内外社会网络分析成果的对比研究认为，由于起步较晚社会网络分析研究领域正处于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在学科的知识增长上表现为快速发展的特点，尤其国内的社会网络分析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国内外关于社会网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研究主题分布均比较离散，涉及的学科领域比较广泛，由于各研究领域的主体和核心已逐步形成并得以巩固，社会网络理论及其运用研究得到广泛且深入的开展。然而，在研究的焦点和关注的问题上，国内外具有很大差异性，国内研究主要体现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上，表现为对诸如结构洞理论、网络结构中心性和强弱关系的测度等方面的探讨。在国外，其研究焦点越来越朝向应用研究的方向发展，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群体的行为特征、年龄结构、疾病与医疗等同社会生活关系紧密相连的社会现象研究上，通过“互联网”“生活质量”“老年化”“流行病学”“艾滋病”“护理”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分析，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一趋向；而我国的应用研究主要表现在企业网络、人际关系网、虚拟网络、传播网等方面的应用。而且，通过对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中涌现出的新的概念和术语进行统计还可以发现，国外研究关注社会关系、行为习惯、医疗与健康问题；国内研究主要体现在虚拟团体和网络社区并对其结构进行可视化研究。

杨利军、魏晓峰（2011）认为在国际社会网络研究中美国处于领域中核心地位。许多美国社会学家和学者为本领域的研究作出杰出贡献，例如哈佛学派代表人物马克·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1973）的“弱连接优势”理论奠定该领域的研究基础；林顿·弗里曼（Freeman,1979）等人提出社会网络中心性以及其他相关指标和概念，为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其他领域创造了前提条件；而瓦瑟曼和福斯特（Wasserman、Faust,1994）共同主编的《社会网分析：方法与应用》则扩大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学术影响与应用范围，成为该领域中的必读文献。当今，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进一步发展完善，美国学者博加提（Borgatti,2002）、诺伊（Nooy,2005）等对社会网络分析的计算机软件进行设计和推广，进一步推动了本领域的应用范围，涌现出大批相关的研究案例。纵观国外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研究，其主要特点是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现象，试图分析解决当前较紧迫或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

总之，由于数学和计算机方法的发展，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极强的解释力和广泛的适用性，使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迅速发展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领域中，国内外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我国的相关研究还有待提高，在理论和实践运用两个方面都需要加强，其中在理论本土化运用和推广上也需要更多的努力。当前在我国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中，必须要加强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使理论和方法能够运用于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从而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和影响力，通过“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对象综合化、研究内容系统化、研究方法科学化”，形成中国研究的风格和特色（邱均平、王菲菲，2011）。

2.3.3 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社会网络分析与运用

莫雷诺（Moreno,1934）是最早将社会网络思想应用到体育研究中的学者，他在1934年出版的《谁将生存》一书，研究了连接个体的人际关系网络，从社会计量学的角度考察了足球队队员之间所做的消极和积极选择。之后，美国社会学家威廉、福特·怀特（Whyte,1943）对“科纳维尔”意大利贫民窟的研究中，以社会网络的结构性视角分析了街角青年在打保龄球的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关系，通过对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非正式组织中不同时间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结构图，通过前后对比，考察个体在网络中地位和关系的变化。上述两个研究是社会学者们对体育的研究，而非体育社会学领域对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正如霍华德·尼克松（Nixon,2002）所认为的那样，体育领域对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是普遍忽视的，虽然体育领域中充满各种组织和组织间的关系研究，但体育社会学者们趋向于将体育组织的研究交给体育管理学者，而富有管理学思想的体育管理学者并不依赖于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表现出“还不曾明确地探讨过社会学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理论或研究价值”。尽管如此，在体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仍然还可以发现少量相关的应用。

在体育组织的关系以及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方面，研究均自发地应用了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在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关系或者位置的研究方面，尼克松·霍华德（Howard,1976）运用社会网分析对大学男性运动队的团队取向、成员关系与团队成功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克诺普尔等（Knoppers et al. , 1993）考察了美国大学体育教练中性别和组织权力的分布特征，该研究选取947个教练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他们获得资源、支持和信息的途径，研究认为女性教练和非营利性体育在获取关键资源方面受到限制最大，在营利性体育中的男性教练权力最大。作者以对该数据进行挖掘，进一步对大学教练的性别比率与社会互动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虽然女性教练的社会互动和团体内部女性比例均有提高，但性别之间的互动没有变化。在男性主导的职业中，女性比例的增加伴随着性别界限、性别歧视的现象也在增加。罗伯特·皮特（Robert Pitter,1990）通过对加拿大小规模的田径俱乐部的个案进行研究，关注成员的能力获得及某些激励他们加入组织的问题，将发生在个体之间日常互动的关系与组织外部日常互动的关系相结合进行考察，并注意他们如何获得权力和资源，注意他们作为结构中的一员，在受到结构限制的同时，结构又能促使个体达到某种目标，研究表明，这些关系极大地具有互惠性但不平衡，互动受到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对组织之间的关系或位置的研究，最早是弗雷（Frey,1978）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业余体育组织网络中的竞争与冲突关系进行考察，认为个体体育联合会控制个人和组织中与体育相关的关系，反对联邦政府建立更加集中的国家体育网络。特雷夫·史莱克（Slack,1994）通过个案分析考察加拿大体育组织和国家体育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发现与普遍的观点和预期相反，政治活动如同技术行为一样，其本质是强化组织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常常植根于各种被设计的为了达到目标而不断改变的计划。伊恩（Ian,1994）对英国国家政府体育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这些组织使用的战略管理风格进行研究，作者强调了各体育组织中对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认同和依赖，信息和资源通过组织网络中的流动并对行动者和网络结构产生影响。

首先运用社会网络相关理论和概念对体育进行研究的是莱菲尔（Leifer, 1990）。他在社会网络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术期刊《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上发表了《设定网络：公平的可行性》（Enacting Networks:The Feasibility of Fairness）。他指出，网络分析往往忽视网络产生的过程，他通过1960—1987年美国橄榄球联赛日程表考察队员日常外出的合理性，并运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日程表中行动者的网络规模、密度和行动者的差异，结果发现，从长远考虑，队员对公平的信心需要具有大规模和适当密度、无差异的网络，因为消除网络的不平衡性是不可行的。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中，最早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对体育进行研究的是尼克松（Nixon,1993），他在《影响运动员比赛的伤病的社会网分析》（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Influences On Athletes To Play With Pain and Injuries）一文，通过展示社会网络的结果，分析运动员在竞技过程中对伤病风险的接受具有极强的解释力，社会网络分析的假设和概念与运动员易于接受的文化和个人间信息相关，研究指出，运动员的行为意愿受到他们的“运动网络”（sports networks）的结构特征、个体网络成员关系，以及镶嵌在运动员亚文化中的“奉献文化”的影响。随后，他又在SSJ发表论文《体育的社会网络分析：体育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的强调》（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Sport:Emphasizing Social Structure in Sport Sociology），作者明确指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理解体育运动中社会互动、关系、结构和挑战具有潜在的价值，纵使社会学中对这种分析方法越来越感兴趣，但并未得到体育社会学家的关注。然而，在一些研究如运动员小世界结构、运动员伤病、组织关系、教练职业倦怠和越轨行为、管理者招募和堆叠效应等方面的案例研究中都有对该方法很好的应用（Nixon,2010）。

在此后与社会网络相关的体育研究中，也有涉及社会网络概念或理论的研究。拉米（Rami,2001）通过运用组织间网络的方法作为理论框架，对网络现象明显可见的“诺基亚移动电话公司—国际滑雪联合会”（NMP-FIS）的赞助安排进行个案研究，认为NMP进入具有各种组织的关系中为了更有效地从赞助的投资中获取利润，其组织的行动者关注滑雪董事会网络对不同资源的掌握，涉及公共关系管理、体育管理和电视转播权的分配等。不同的网络行动者给安排带来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还有他们的价值和关系网络。案例研究证明，网络方法对赞助和其他服务取向的情况下运用具有适宜性，其情况不同于“传统”生产。斯皮尔（Seippel,2008）研究欧洲体育志愿组织，认为这一组织是文明社会的组成部分，进而基于各种组织网络之间信息提供的方式讨论了其地位、中心性和影响，这些网络有相互重叠的辅助机构组成，并可将这些机构解释为可能促成交流、建议和影响的结构。作者还对体育与其他组织之间的链接进行考察，数据来源于1982年、1990年和2003年挪威对体育组织的调查，认为体育组织的影响力在于其规模，但相对弱势地镶嵌和处于文明社会中。研究还发现其社会地位同其他组织相比在过去20年来得到了加强，纵使体育与其他特殊组织的某些正规化相联系似乎还有差距，但是体育组织在社会上更加接近大部分组织。德恩·拉舍尔等（Lusher et al. ,2010）对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于考察体育运动队中个人和群体行为的研究进行评述，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研究者探讨队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同时对探讨个体关系的质量和水平也有贡献。同样，社会网络分析被视为现存考察运动队中间群体内部关系的方法扩展，提供队员同本队其他成员链接的详细信息。团队结构的固有数据中，社会网络分析可以有效地阐述行动者相互依赖性的问题。尼克松（Nixon,2010）指出，在北美大学的本科体育社会学的教学中尚未有社会网络相关的课程，北美体育社会学协会（NASSS）也没有与提供该课程的机构与教员之间的联系，作者应用社会网络的视角展示NASSS联系到美国体育社会学课程中的“思想空间”（idea space）和提供该课程的机构和教师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数据涉及广泛性、分布和课程内容以及联系，作者认为，需要NASSS行动起来，尤其是扩大其社会网络和对课程思想空间的影响。

在我国，主要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体育在社会资本方面的研究，仇军、杨涛（2012）认为，近年来体育与社会资本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在国外，社会资本与体育组织、体育参与之间的关系，体育运动中社会资本的“阴暗面”等方面的研究较多；而我国的相关研究体现在体育领域中社会资本的特点、体育对社会资本的促进等，其研究还在初始阶段，其成果较少。在应用社会网络理论方面，国内主要的相关研究有李冰星（2011）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网球俱乐部会员的社会资本的不同特征；钟建伟（2010）对体育参与和社会资本生成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并运用网络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基本特征。赵溢洋（2011）借鉴“个人中心网”研究中的“提名生成”和“提名诠释”的方法调查了非本地的大学生参与体育中社会网络变化，认为体育运动能够生成同质性较高的“强关系”网络。张帆（2014）研究认为，体育参与可以产生社会资本并通过社会资本能够促进社会融合。

此外，在我国运用社会网理论分析体育科研合作的总体情况的研究，有曹烃（2012）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体育科研的合作情况，认为本领域中“合著率”得到提高，不同区域合作不断加强，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合作团队不稳定，区域合作发展不均衡。王琪等（2012）考察了2001—2010年8种体育类核心期刊发文的合著问题，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体育合作研究团队网络结构进行考察，认为近10年来体育合著论文规模增长，合著率、合著指数提升，合作人数在2～4人，以同一单位、同地域为主，科研合作网络显示出核心发散的形态，子网络联系松散，具有高趋同性、低异质性的特点。明宇、司虎克（2011）对《体育科学》1999—2008年间不同单位作者的合著情况进行考察。王琪（2011）以1995—2009年间我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体育科学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全部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发现中国大陆形成以吴天一、格日力为核心的国际体育科学合作子网络，主要在运动医学、运动生理学等学科领域，大部分作者来自非体育专业领域或非体育科研机构。由于考察学者间的互动模式可以深刻洞察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因此，库特曼和切拉杜莱（Quatman、Chelladurai,2008）应用社会网络的视角从经验上探讨体育管理领域学者中的社会互动模式，通过对该领域中学者的抽样和相关期刊档案数据的收集，构建了合著关系的网络模型。

综上所述，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社会网络分析在体育研究中的应用还比较少见，主要体现在对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和体育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探讨社会网络的基本结构和特征，以及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与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研究成果不多。在我国，与体育社会学研究相关的社会网络分析仅仅涉及“个人中心网”，而且对网络分析中的相关概念的内涵和方法应用都缺乏应有的理解，“集体网”和“复杂网”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是空白。但近年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科研合作的研究成为热点，机构科研合作、地区科研合作、国际科研合作类的研究成果多有建树。但总体来说，科研合作网络研究仅仅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在体育科研合作网的研究上，研究者仅仅对其合作特点进行粗略描述，缺乏对合作网基本特征等方面的分析，软件使用以及相应的数理统计方法还有待掌握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