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其缺陷

（一）《醉驾司法解释》出台以前的规范性文件

在《醉驾司法解释》出台以前，为了回应在实践中涌现的诸种疑难问题公安、检察院、法院等系统的，一些实践部门，通过颁布“指导意见”“规定”“会议纪要”等，对在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案件中所遭遇的疑难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

为了捕捉这种制度实践的面貌，我们首先以“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作为检索对象，先后以“酒驾”“醉驾”“危险驾驶”为标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搜集涉及醉酒驾车的规范性文件共3部，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2009年）、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2011年）、山西省公安厅发布的《山西省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若干规定（试行）》（2011年）。

鉴于搜索结果的稀少，我们又逐一浏览了全国31个省级公安机关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阅读了这些网站“信息公开”栏目下的“政策法规”或者“法律法规”子栏目，又搜集到了涉及醉酒驾车的规范性文件共3部，分别是：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的《关于从重处罚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的通知》（2009年，已失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刑法修正案（八）〉和〈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的意见（试行）》（2011年）、福建省公安厅发布的《福建省公安机关办理酒后驾驶车辆案件程序规定（试行）》（2012年）。

但是，新闻媒体上刊载的报道显示，有关醉酒驾驶的规范性文件的数量，要远多于上述检索结果。有鉴于此，我们选取了“百度”搜索引擎作为检索对象，先后以“醉驾刑事案件规定”“危险驾驶细则”“危险驾驶会议纪要”等关键词进行检索，通过搜集直接检索到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进一步追踪有关新闻报道中披露的线索性信息，共整理出了24个有关醉酒驾驶的规范性文件。

整理上述检索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醉酒驾车的相关规范性文件

续表

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出台，体现了实践部门试图为办案人员提供更为明确、更具操作性的指导规则的一种智识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克服办理此类案件中所遭遇的“规则之失”的窘境。但是，通过阅读这些文件，可以发现它们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所涵盖的内容较为单一。由于制定主体权限的限制和视角的狭窄，现行有关醉酒驾车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十分单一、有限，无法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整个过程的角度，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全面性的规定。

第二，不同地区的机关对同一问题的处理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关于醉驾案件中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内蒙古自治区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行为查处程序规定（试行）》（2011年）第42条规定，除犯罪嫌疑人抗拒执法、企图逃跑或有逃跑可能的，或者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等情形外，公安机关不得使用拘留强制措施。但是，杭州市公检法三机关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危险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2011年）却规定，对被查获的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嫌疑人，一律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实践部门之间歧见纷纭，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区际差异。

第三，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缺乏协调与配合。实践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与法院基于不同的职责与任务，往往对同一问题形成不同看法。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在是否一律追究醉驾刑事责任的问题上，公检法三机关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公安部明确规定，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表示，醉驾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律起诉。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却坚持，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行为，按照《刑法》第13条的规定，并不认为是犯罪。在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应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问题上，公安机关与法、检两院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分歧。

（二）《醉驾司法解释》的出台、意义与不足

为了加强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醉驾案件中的协作，统一此类案件中的法律适用尺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2013年12月18日联合发布了《醉驾司法解释》，针对在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作了细化、统一规定。

《醉驾司法解释》共有7个条文，内容涉及醉酒驾车案件的证据收集、强制措施适用、定罪量刑等问题。与之前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相比，《醉驾司法解释》条文虽不算多，却从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全过程出发，对办理醉驾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它细化了醉驾犯罪行为的量刑幅度，明确了醉驾案件中可适用的刑事强制措施种类，并对驾驶人当场饮酒、呼气后逃脱等特殊情形下如何认定醉驾行为作了规定。总的来看，对醉驾案件办理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该司法解释作了回应，这有助于消除实践部门在这些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

但如前所述，由于受制于司法解释权限、三机关能否达成共识等因素，《醉驾司法解释》并未能够对实践中所存在的种种疑难问题作出全面回应。在我们看来，该司法解释还是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憾。首先，对于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驾驶人妨碍酒精含量检测的行为，该司法解释并未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其次，该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醉驾行为的认定标准十分单一，致使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无法对其实施醉驾行为的事实进行认定。最后，该司法解释还回避了在办理醉驾案件中的一系列争议问题：对于能否通过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的规定将醉驾行为除罪、如何在醉驾案件中适用缓刑等热点问题，该司法解释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解答。对于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以继续推动出台司法解释甚至修法的方式，加以回应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