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世纪英国考古热潮与哈代的历史情怀

考古和民俗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考古以文物遗迹的形式为民俗提供了历史考证，是民俗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链接，而民俗为考古发现展示了相应的活态文化。考古学和民俗学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从安德鲁·兰格在《习俗与神话》中对民俗学给出的界定中可见端倪：“有一种科学，即考古学，专门收集和比较古老民族的物质遗存、斧头和箭头。还有一种形式的研究，即民俗学，专门收集和比较古老民族相似的却并非物质的遗存、遗留下来的迷信传说以及观念，它们存在于我们的时代，但不是该时代的产物。”考古学注重物质遗留而民俗学注重以口头文学为主的非物质遗留，虽然各自有研究的焦点和重心，但考古学和民俗学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的关系。

1818年，卡斯帕·鲁文斯在莱顿大学（Leiden）创设了考古学教授席位；1851年，约翰·迪斯尼（John Disney）在剑桥大学设立了考古教授席位，二者都致力于古典考古、文物和美术。在欧洲许多地方，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开始以国家机构向地方发送问卷的形式，征求当地的纪念碑和民间故事的信息，建起了关于国家文物及民俗的详细目录，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细目至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随着英国民俗学和人类学的不断发展，出现了通过文化遗留物进行文化寻根的热潮，“哈代同时代的人都是执着的历史考察者。他的时代见证了像19世纪上半叶最前沿的地质学那样大范围的考古挖掘和发现。”历史资源丰富的多塞特也随之兴起了一阵考古风，考古可以发现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资源——遗留物，遗留物是先民生产生活跨越时间的见证，善于思考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哈代因此成了家乡考古活动的热情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1871年，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发现了特洛伊城，使荷马史诗中神话般的特洛伊城重见天日，这一轰动欧洲的发现更加鼓舞人们进行新的探索和发现，一时间，考古和文物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报刊也纷纷刊登相关消息和评论。英国考古活动也更加活跃，哈代家乡的考古学家们也开始行动，哈代是本次考古运动的见证者和积极响应者，他的考古兴趣和经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哈代小说中许多关于历史古迹的描写，尤其是对史前文明的描述和浪漫遐想都与哈代的考古知识有很大关系。

1878年，多塞特郡博物馆（Dorset County Museum）正式开放，哈代的好友亨利J.莫尔（Henry J.Moor）任馆长，哈代一生非常崇拜他，在他去世后，哈代出于对友情的眷念，为莫尔1906年出版的《多切斯特文物》写了序言。1881年，哈代加入了“多塞特自然历史文物田野俱乐部”（Dorset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arian Field Club），在该俱乐部的经历和体验影响并成就了他在《贵妇群像》中对“南威塞克斯田野文物俱乐部”（the South-Wessex Field and Antiquarian Club）的精彩描述，不难看出多塞特俱乐部就是小说中南威塞克斯俱乐部的艺术原型。1885年发表的《古堡幽会》中，哈代塑造了一位痴迷的考古挖掘者，据说该人物的原型就是爱德华·卡宁顿（Edward Cunnington），哈代在1884年5月13日多塞特“自然历史文物田野俱乐部”会议上宣读的文章中，戏称他为多切斯特的“当地施里曼”，其中的古堡就是可上溯到铁器时期的梅登城堡（Maiden Castle）。卡宁顿是多塞特很有威望的考古发掘专家，曾在一处古城堡中发现了罗马人占领该地的证据以及一个十字军的金雕像。哈代家乡的历史扩大了哈代的眼界，多切斯特的史前坟冢与要塞、圆场（Maumbury Ring）和考古发现使他联想到“陨落的罗马曾经的伟大骄傲和其影响之广泛”。

奥古斯塔斯·赖恩·皮特-里弗斯（General Augutus Lane Pitt-Rivers）是在考古学层面影响哈代民俗思想和人类学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被誉为“科学考古之父”的奥古斯塔斯将军是瑟恩巨人像（Cerne Giant）和克兰伯恩（Cranborne）——即《苔丝》中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老橡树上仍然能采到督伊德巫师曾经采集的槲寄生的“狩猎林”的主人，奥古斯塔斯将军就在该地展开了一系列对罗马和萨克森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提出了一套科学的考古理论和方法，使考古学成为公认的现代学科，结束了长期以来考古乱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为建立科学的考古理论方法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奥古斯塔斯将军于1880年继承了里弗斯庄园，这是一片占地29000多英亩的位于多塞特郡、威尔特郡（Wiltshire）和汉普郡（Hampshire）边界的区域，是英国考古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哈代和奥古斯塔斯将军也有交往，1895年，哈代和前妻埃玛利用一周时间走访了将军家，哈代还为将军的女儿安格涅斯·格罗夫做了诗《关于安格涅斯》，发表在诗集《冬日之语》中，据说哈代和将军的女儿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浪漫故事。哈罗德·奥雷尔在《未知的哈代》中认为，哈代小说中许多关于历史古迹的精彩片段跟奥古斯塔斯将军的考古影响不无关系，“哈代基于考古学洞见和资料的最有趣的写作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这并不是偶然，这恰好是奥古斯塔斯将军全面影响新一代古墓发掘者和文物研究者的时代”。

1899年8月，《每日记事报》（Daily Chronicle）派人来征求哈代关于“斯通亨奇”的意见，并要求转载《苔丝》中有关的章节，米尔盖特和奥雷尔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个插曲。后来多塞特地区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此次发掘被誉为“英国有记载的最深的考古挖掘”，发现了史前大型圆坑，即《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圆形剧场。1908年，哈代应《泰晤士报》主编莫伯雷·贝尔的请求，为圆形剧场的发掘写了报道。圆形剧场是否是古罗马的遗迹并没有定论，但它和哈代本人在修建“宏门”时挖出的古罗马士兵的遗骸激发了小说家对历史的无限遐想，哈代将现实、虚构和想象相结合，以具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多切斯特为蓝本，建构了一个虚实结合、现实与历史交融的文学世界——卡斯特桥市，在这里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希腊式悲剧。哈代对卡斯特桥源自古罗马的历史遗迹做了如此描述：

卡斯特桥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和地区，都俨然有古罗马遗风。它的样子是罗马的，制作的是罗马的艺术品，埋葬的有罗马的死者。在城市的场地和花园，只要向下掘一两英尺深，就不可能不发现古罗马帝国的高个儿士兵或其他人等，他们在那里无声无息默默无闻地长眠，已达一千五百年之久。他们多半都是侧着身子，躺在白垩土中椭圆形墓穴里，好像尚未破壳的小鸡；双膝缩在胸前；有时胳臂上还抵着他用过的残戟；胸口或者额头上放着一个铜质的衣扣或饰物；双膝中间有一口瓮，喉头有一个罐子，嘴上有一个瓶子……他们活在那样久远以前，他们的时代与现实那样迥然不同，他们的希望和动机同我们的距离那样遥远，因而在他们和这些生者之间，仿佛隔了一道无比宽阔的鸿沟，连鬼魂亡灵都无法越过。

19世纪后期，多塞特地区的古坟被大量发掘出来并进行研究，古坟在英国乡下比较常见，哈代将考古发现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起来，古坟激起了哈代的无限想象，成为哈代创作的部分素材。哈代小说中出现的古坟主要有《还乡》中的雨冢，故事以爱敦荒原上的雨冢举行的具有史前“督伊德”（Druid）异教痕迹的祝火，拉开了荒原上世代上演的人间戏剧。雨冢在小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人物活动的场景，又是人们与远古的先民进行精神沟通的纽带，雨冢把荒原人的命运和远古先民的魂灵紧紧联系在一起。1980年12月9日，杜尔小姐（Miss Dool）在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博物馆的一次讲座中，特别强调了多塞特的古冢与哈代创作间的关系，她指出，古冢是哈代文学想象之源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后期的英国考古热潮，尤其是多塞特的考古发现对哈代民俗思想和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哈代身边的考古发现为哈代认识本民族的悠远历史和传统民俗文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