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6—17世纪40年代的澳门人口资料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已有为数不多的中国渔民和农民在澳门半岛沿海和岸上进行季节性的捕捞和耕种等活动。对这一阶段澳门人口的数量，现已无文献记载可考，对当地人口的活动也不能做出具体的描述。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入居澳门之后，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移居澳门的中外人口不断增多，一个华洋杂居的居留地渐次形成。与此同时，在中外文献中也出现了关于人口规模的记载。

1.16世纪后期的澳门人口资料

葡萄牙人获准定居之后，澳门的海上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吸引了更多的葡萄牙人从其他葡属殖民地和居留地迁居到此，也使其他各国和中国沿海商民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里。葡人入居数年后的1564年，广东御史庞尚鹏奏称：

……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而夷众殆万人矣！

随着葡人商业活动的开展，澳门很快成为外国来华贸易的泊口，并迅速兴起为远东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埠，吸引了更多的华人入居澳门。史载：“（佛朗机）挟其重赀招诱吾民，求无不得，欲无不遂，百工技艺，趋者如市。”“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久之其来益众。”

随着中外人口的不断迁入，首先在葡语文献中出现了一些关于澳门人口数量的记载。据文德泉神父（Padre Manuel Teixeira）引用的一份葡文书信记载，原居住在浪白澳的500～600名葡人于1560年移居到澳门。据加戈神父（Pe. Baltasar Gago, S. J.）记载，1561年，有500～600名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定居；他们是澳门的常住居民。1562年12月26日，蒙特神父（Pe. João Baptista del Monte, S. J.）从澳门写信指出：现在定居在这里的葡萄牙人接近800人。1563年12月1日，特谢拉神父（P. Manuel Teixeira, S. J.）从“阿妈港”（即澳门）写信说：有800～900名葡萄牙人住在这个港口，他们从多个港口汇聚到这里。弗朗西斯科·德·索萨神父（Pe. Francisco de Sousa）在《被征服的东方》（Oriente Conquistado）一书中记载1563年的澳门时说：“澳门有900名葡萄牙人，此外还有大量土著基督徒。”在1563年，澳门至少有8位耶稣会士，人口增至5000 上下，其中有900名葡国人，还有许多本地的教民。前引弗朗西斯科·德·索萨神父（Pe. Francisco de Sousa）在描写盛大的1564年复活节宗教游行时说：“这个刚刚产生的殖民地仅有900名葡萄牙人，但是，却有大量的中国人、印度人和黑奴。”1564年12月1日，特谢拉神父（P. Manuel Teixeira, S. J.）从广州写信说：“在澳门，除了从各地涌入的其他人之外，有500名葡萄牙常住者（contínuo）。”1568年1月30日，特谢拉神父（P. Manuel Teixeira, S. J.）报道说：澳门有5000 或6000名基督徒。格雷戈里奥·贡萨雷斯（Gregório González）在1570年前后写给西班牙驻葡萄牙大使唐·儒安·德·波尔查（Don Juan de Borja）的信中说，在大约12年的时间里，葡人“在大陆的尖端一个叫做澳门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村落，有三座教堂，一家供穷人用的医院，还有一间仁慈堂（Santa Misericordia），现在它形成一个5000多基督徒的驻地”。

根据这些记载，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由500人增加到了900人，但对其他人群仅有大致的描述，而裴化行提出的“5000教民”的数字，可能出自贡萨雷斯的信。总之，关于早期澳门的华人，葡语文献中缺乏具体数字的记载。

在这个时期的中国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澳门人口的记载。前引广东御史庞尚鹏《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奏疏中说“夷众殆万人矣”。1565年，提督两广军务的兵部右侍郎吴桂芳上疏称：

驯至近年，各国夷人据霸香山濠镜澳恭常都地方，私创茅屋营房，擅立礼拜寺，或去或住，至长子孙。……况非我族类，不下万人，据澳为家，已逾二十载。

叶权于1565年游历岭南，在《游岭南记》中描写了澳门人口增长的情况：

开海市，华夷交易，夷利货物，无他志，固不为害。乃今数千夷团聚一澳，雄然巨镇，役使华人妻奴子女。

另据新会人陈吾德于隆庆三年（1569）奏称：

盖佛郎机满咖剌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去岁（1568）曾贼（即曾一本——引者注）悉众攻之，夷人曾不满千，而贼皆扶伤远引，不敢与斗，其强可知矣。

上述中文文献反映了葡萄牙人入居之后澳门人口增长的情况，但对人口数字的记述，叶权和陈吾德的记述较为接近事实，而“夷众殆万人”的记述显然有所夸大。此言虽有夸张，但可以看出来澳门的华人确实越来越多。

上述文献中所披露的人口数据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并不明确，不过，根据历史事实，应该是指葡人聚居区，即后来的澳门城。综合上述中葡文献的记载可知，到16世纪60年代末，澳门的基督教徒人口为5000，这个数字比较可信，其中当包括为数不少的华人教徒；万名外国人的数字显然是夸大的，但就总人口而言，接近一万是可能的。

16世纪70—80年代，澳门常住葡萄牙人口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人口总量则在持续上升，种族构成亦更加多样化。

1578年11月29日，马特乌斯·罗佩斯（Pe. Mateus Lopes S. J.）在一封信中说，澳门有10000名居民，其中包括异教徒和基督徒；有5间教堂，基督徒们每天在那里做弥撒。这一年，一位耶稣会视察员报道说，澳门居民由来自各个种族和持有各种信仰的人组成，有10000人左右。另据文德泉神父引述范礼安神父（Pe. Alexadero Valignano）1579年的话称：是年这里（澳门）有200多个葡萄牙家庭和大量的基督徒。这是目前所见西方学者所披露的第一则明确以户数记述居澳葡人数量的史料。这些外文资料显示，16世纪70—80年代，澳门人口达到万人左右。但就华人而言，我们仍无法得到一个具体的数据。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一些记载做出一个大体可信的推测。据龙思泰记述，根据议事会1821年写给葡王的陈情书，1583年，澳门“除了妇女、奴隶和数百名被买来的中国儿童外，澳门有900名葡萄牙人；另外还有许多来自葡属亚洲的人”。仅被葡萄牙人买来的中国儿童就达到数百名，如果再加上没有具体统计资料的中国商民、佣工、艺人等，可以推测，16世纪后期，中国人的数量已接近外国人口数量。

2.17世纪前40年：澳门人口的高峰期

17世纪初，澳门的中外人口都有增长。根据1601年2月22日王室的一封信，1600年，在澳门有600多个印—葡家庭，此外还有许多商人经常光顾。万历二十九年（1601）游历澳门的王士性说：香山岙“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头”。王士性所估计澳门人口有万人左右，与16世纪末期的数量差不多。同年，王临亨到广东视察，对澳门当时人口的描述有些夸张：“香山之夷，盘据澳中，闻可数万。”同一作者的另一则史料数字更为夸大：“今聚澳中者，闻可万家，已十余万众矣。”1607年，番禺举人卢廷龙奏陈：“尽逐澳中诸蕃出居浪白外海，还我蠔镜故地，当事不能用。蕃人既筑城，聚海外杂蕃，广通贸易，至万余人。”

这些资料所指的范围，显然是澳门城内，不包括城外村落。及至17世纪初期，言澳门有中外人口万余人大体可信；而“万户”或者“十余万口”，则实属夸大之词。

据曾德昭（Padre Alvaro Semedo, S. J.）的记载：17世纪初（?），“澳门城不算大。有900～1000名富有而体面的葡萄牙人，还有很多衣着和生活方式已经欧化的中国基督教徒。华人异教徒则仍保持原有的衣着和生活方式，包括全城的工匠、店主、旧品买卖人和商人等，人数达到5000或6000人”。这是一段描写澳门城内华人人口的重要史料。第一，作者试图将华人群体按基督教徒和异教徒分类记述，这有助于对华人群体的深入研究；第二，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华人人口的数据，据此我们得知，澳门有5000～6000名华人异教徒。

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1611年1月），王以宁上疏谈到澳门人口时称：诸夷互市于澳门，“数万余人”。这个数字如果指“诸夷”，显然有所夸大。稍后的中文文献记载，澳门人口总量基本上还在10000人左右波动。1613年11月（万历四十一年十月），南海郭尚宾奏称：

他藩地方之患尚缓，乃粤东濠镜澳夷，蓄聚万余不轨之徒，又生熟黎歧，跳梁崖州，盗贼之儆，无处无日不报。

万历四十六年（1619）十一月，两广总督许弘纲、巡按御史王命璇奏称：

澳夷，佛郎机一种。先年市舶于澳，供税二万以充兵饷。近且移之岛中，列屋筑台，增置火器，种落已至万余。

清人王之春亦载：

番既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吏莫之诘，甚或利其货宝，阳禁而阴许之。

可见，到17世纪的最初20年，澳门城内中外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一万人。

明朝末年，统治腐败，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背井离乡的中国人四处寻找出路。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带一些无法生存者选择入海为盗，更多无以为生的贫民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澳门谋求生路，于是，17世纪初澳门的中国人口大量增加。

据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科恩（P. Coen）写于1621年1月的报告称：“目前在澳门有700～800名葡萄牙人和混血儿，约10000名中国人。”一位匿名作者写道：“1621年，澳门有700或800名葡萄牙人和混血儿，约10000名基督徒，中国人约占人口的75%。”这两则资料显示，1620年代初期澳门的葡萄牙人和混血儿的数目比前1000人左右的数字略有下降；而中国人较之以前明显增加，约10000名。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得到的第二个有关华人人口的具体资料。据此，我们对澳门华人的规模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到17世纪20年代，澳门原有的中国人口，加上陆续迁移进来的中国人，澳门的中国人口已有万名左右，而据英国人理查德（Richard）1621年的记载，四分之三的澳门人口是中国人。可见，澳门的华人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1623年11月27日，澳葡议事会书记官雷戈（Diogo Caldeira do Rego）在给葡王的陈请书中称：

无论从建筑物的规模或豪华来看，还是就居民的人数而言，这里都堪称东方最主要的居留地之一，已有400多名葡萄牙已婚者，其中包括一些绅士和许多贵族。……还有许多当地的和外来的已婚者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因为大宗贸易往返于澳门与东方多个地方之间，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澳门居住。

另据博克塞的研究，首任澳门总督马士加路也时期（1623—1626），澳门人口中除了妇女、儿童和中国人外，还有437名葡萄牙人和欧亚混血儿，另有403名土著基督徒。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似乎已达到约10000人，如果再加上大量的奴隶，总人口可能在15000～20000人之间。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华人入澳的过程开始加速。

17世纪30年代，澳门的葡籍人口数目有所回升，已婚者由17世纪20年代的800人左右恢复到1630年的900～1000人。中国人口没有具体数据，不过从中文文献的描述中可以窥见其增加之快。崇祯三年（1630）五月，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言：“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计。”崇祯四年（1631），胡平运上疏：“而大蠹则在闽商，其聚会于粤，以澳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这些记载虽属夸大之词，但略可窥见澳门华人增加的趋势。

此后的五年间，葡萄牙人口继续增加。1640年代中期澳门人口达到有史以来的极盛。1635年，葡萄牙驻印度编年史家安东尼·博卡罗（António Bocarro）记载：

该市有850名葡萄牙已婚者（cazados）。……这些葡萄牙家庭每家有6个能作战的奴隶，其中人数最多和最能干的是卡菲尔人（cafres，即非洲黑人——引者注）和其他种族的人。……有同样数量的土著已婚者，包括当地的土著人和被称为“通译者”（jurubassas）的华人基督徒以及全是基督徒的其他民族的人。

博克塞据此进一步指出，如果将已婚葡萄牙男子、同等数量的中国男子和其他亚洲基督徒通事、户主及其妻室、子女、奴隶，加上在果阿、马六甲、日本、马尼拉和其他各地来的短期逗留者和水手，以及更多的无具体数据的信奉异教徒的中国人都包括进去，那么，在日本、马尼拉贸易处于全盛时期的17世纪30年代，澳门的总人口数可达20000人。

17世纪40年代，澳门人口因为明清易代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到1640—1645年，澳门的人口总量急剧攀升到40000～45000人。

乌塞比奥·阿尔内兹神父（Pe. Eusebio Arnaiz）称：1640年，澳门的总人口已达到40000，包括葡萄牙人、印度人、马来人、非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其中8000人是由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军队或陆海军。又据博克塞搜集的资料，当时澳门华人的人数为20000人。显然，1640年澳门人口的高峰，主要是由中国人为了逃避明朝与清朝的战争而涌入所造成的。1644年11月7日，澳葡议事会议员罗伦索·门德斯·科尔代罗（Alderman Lourenço Mendes Cordeiro）致信国王若昂四世，向国王请求设法与袭击澳门商船的荷兰人修好，否则，将会失去这里的40000生灵。据此报告，澳门有40000居民。这些人无疑是为了逃避明朝与清朝的战争而从广东涌入的。又据卡尔丁神父（Pe. Cardim, S. J.）记载：澳门约有40000名天主教徒，分别来自大约1000个葡萄牙家庭和同样数量的中国基督徒家庭。每个家庭或家族平均都有20名基督徒，其中包括在上述家庭内生活的士兵、枪手和奴隶。另据文德泉神父掌握的资料，1645年，澳门人口增加到44000，比1644年多4000。考虑到此时澳门人口增长的特殊情况，我们认为，澳门总人口有40000人是可能的，而卡尔丁神父关于澳门有40000名天主教徒的说法是夸大之词，不可作为衡量此时澳门人口中基督徒所占比重的指标加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