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HTP测试

弗吉尼亚州州立疗养院的心理学家巴克（ Buck） 1948年出版了关于 HTP（房·树·人）测试的最初著作。据巴克所述，当他与一位不回答任何问题的 9岁少女面谈时，只有利用绘画的方式他才能与少女开始交流，由此他偶然地了解到了绘画的价值。也就是说当巴克要求她画些什么的时候，她高兴地画了画并轻松地回答了巴克关于画的问题。对另外的被试也进行了实验 ——被试中有能自发交谈的与不能自发交谈的 ——巴克选择了房屋、树木、人物 3个对象，这是因为：

（1）这些主题即便是幼儿也很熟悉；

（2）较之其他对象，任何年龄的被试都能自发地描绘这些对象；

（3）较之其他对象更能刺激被试坦率自由地谈话。

在巴克对测试的解释中，被试的语言反应（自发的注解与对标准化问题的回答两方面）与绘画本身对于评价是同样关键的，因此，这一背景对要理解 HTP测试的实施方法十分重要。

经过约 10年间的实际试验后，巴克关于此测试的简短论文发表于《临床心理学学报》（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1948）。同年他在美国心理学会发表自己的方法，提出了数个病例，强调该测试对诊断及临床的作用。 1948年末，又有两篇长论文作为《临床心理学学报》特刊出版（ 1948），这几乎必然地成为了此技法的评分手册。增加了在 HTP研讨会上记录的抄写资料之后，终得以在 1966年出版修订后的《手册》，成为学习 HTP测试的主要的参考资料（巴克， 1966）。 1966年的《手册》除了以蜡笔画所做的彩色画（第二幅画）作进一步测试以外，基本与原来的论文没有太大不同。不过，彩色画本来只在另一作者佩恩（ Payne，1948）所写的附录中提到。 1966年的著作中包 括了许多病例（其中有来自其他作者的）。巴克对自己的测试作了以下阐述： HTP为有效分析环境内存在的人格全体，应用了 2个系列共 4阶段的临床手段。

第一系列第一阶段是非语言的、创造性的、几乎完全未结构化的阶段。表现的媒体单纯，仅用铅笔描绘未被规定的房屋、树木、人物。

第二阶段是语言的、形式上更为结构化的阶段。此阶段被试对自己绘画的对象及与之关联的事物进行谈论、说明、解释并进一步进行联想。

第二系列第一阶段仍然无受限地绘画房屋、树木、人物，但使用蜡笔。

第二阶段被试对以彩色绘画的房屋、树木、人物（较之第一系列第二阶段更为受限的方式）进行谈论、说明、解释并进一步进行联想。（巴克， 1966）很明显， HTP测试较之树木画测试（ Baum Test）更复杂而耗时。不仅包含 3个绘画主题（同样的主题在第二系列中以彩色重复），而且以绘画后提问（ PDI：Post Drawing Interrogation）对各幅画进行一定程度上结构化的面谈。

巴克相信 HTP测试的各个阶段能够有效引发图示上、行动上、语言上的自我表现与投射上的反应，并作了如下说明：

（1）各幅画（房屋、树木、人物）是混合着特定事物的房屋、树木、人物的画，同时也可以看做是被试的自画像。这是因为可以认为被试描绘了自己认为最本质的特征，并且客观地看来，这些特征与被试试图再现的事物是几乎完全不相似的。

（2）画的某部分或其组合以整体平衡或测试用纸上的空间位置等个别或整体的形式为表现方法，表现方法的意义来自以下两种方法：

①积极的方法

·绘画某些部分或其组合之前、之中、之后，或是作为注解或 PDI中的注解明确表达情绪。

·以异于通常的顺序绘画某些部分或其组合。

·过度地擦除（特别是未能通过擦除改善形态的时候），绘画中或绘画后常常对某些部分或其组合以至整幅画重画（尤其是最终形态越来越接近病态的时候），绘画某些部分或其组合非常费时等，都表明了不寻常的注意。

·以奇妙的画法绘画某些部分或其组合。

·执着于某些部分的表现。

·对画的整体或某些部分（自发唤起地）加以直率的注解。

②消极的方法·某些部分或其组合绘画不完全。

·完全省略 1个以上的所谓必需部分。

·对画的整体或某些部分作模糊的注解，或拒绝作注解。

（3）通过解释这些“重要的”部分、部分的组合及其表现方式，能够得到关于被试的欲望、恐怖、努力、冲突的信息。（巴克， 1948）

如上所述， HTP测试中的作品本身不过是得出解释的 3个要素之一。观察被试的绘画活动或绘画中的自发注解，对绘画的作品详细地询问，对于得出解释是同样重要的。巴克确信，绘画过程即情绪唤起的经验，因为绘画能够缓和被试的防卫，在 PDI时能够产生许多投射。

不幸的是， PDI中的提问显然是难以回答的，不充分之处也很多。以对树木画的提问为例，有“这棵树在你看来是男还是女？ ”“对这棵树印象如何？ ”“这棵树让你想起谁？ ”“这棵树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等等。实际上，很多临床医师省略了 PDI的部分，或是以规定以外的问题提问，但巴克仍然认为 PDI是测试中的必需部分。在仅对描绘对象作定性评价的章节中阐述了对画的部分、比例、线条的性质、远近感和视点、在测试用纸上的位置等一定程度的解释或者 暗示的解释。但与科赫不同，巴克认为个别的特征在解释上没有很大价值。关于特征的定性解释，巴克的合作研究者 I.乔尔斯（ 1971）编写了另外的《手册》。

与定性解释的不规则暗示相对的，巴克为通过绘画间接地测定智力而设计了明确的定量方法。他试图将 3个主题作为智力能力的指标来使用。由此他将智力水平确立为 ①中度迟滞、 ②轻度迟滞、 ③临界范围、 ④一般以下、 ⑤一般、 ⑥一般以上、 ⑦优秀等 7个群体的标准而进行了标准化。他所设计判定智力水平的绘画评分体系很复杂，此处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巴克（ 1966）的 HTP手册。此方法与 1948年的论文依然没有本质区别。 1984年斯隆（ Sloan）与古尔丁（ Guertin）已针对巴克最初标准化的 7个群体各仅就来自 20名被试的样本提出了批评，之后还有其他学者的批评，巴克及其后继者增加了样本数，却没有进行新的讨论。

巴克明确了“ 20人的群体”中最能够清楚区分智力水平的画的详细程度、比例、远近感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给各个项目分配由文字和数字组成的要素符号： D3（重度精神迟滞）、 D2（中度精神迟滞）、 D1（轻度精神迟滞）组成“迟滞”群体的大类； A1（临界范围的智力）、 A2（智力一般以下）、 A3（智力一般）、 S1（智力一般以上）、 S2（智力优秀）组成“良好”群体的大分类。

在他的样本中，S1或 S2中大多数得分的项目是详细的描写或现实性的描写。这显然来源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随着智力水平从中度精神迟滞群体到优秀群体的逐步上升，在绘画中会使用更现实性的描绘方式，画中“适当的部分”数量会逐步增加。例如，房屋的画中没有画墙壁表示精神上存在重大的问题，基于此种部分省略的 D3会得到最低的分数，可以说是较低智力机能的征兆。可是，现实性的部分越多智力越高这一假说并不合逻辑。难道为了得到智力一般以上的得分，便必须在房屋画里画出屋顶材料、窗帘、门上小窗，在树木画里画出树皮或树根部的草（我们认为这二者并非本质上的征兆，或仅是疑似的征兆），在人物画里画出手杖吗？又有哪种理论会将有门柱或扶手当做智力优秀的征兆？巴克是从在智力一般以上与智力优秀的被试群体的画中的出现率归纳出这些标准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是因为这些项目并未在除 1～2幅以外的画中出现。我们更无法赞成对人物画中“触摸头颈的手”与树木画中“从画纸一端露出的树”作出同样的智力评价。

巴克也承认，自己并非试图将 HTP作为优良的智力测定尺度使用，对智商 50以下或 125以上的人也几乎没有测定的意义。在他看来， HTP的主要意义，在于探明因为某些理由难以进行结构化语言式测试的人的潜在的智力，强调使潜在智力无法发挥的情绪上的原因。

巴克虽未强调 HTP是测定智力本身的有效方法，但 HTP得出的智商与其他测试所得出的智商之间的差异是重大的问题。将我们的资料中智力优秀的被试的画以巴克的方式来评判，虽然最终的平均值通常相当高，但多数是 D2与 D1的得分，较之标准化测试的智商至少会低 20分。对此，巴克或许会以他们基于情绪性的原因存在精神机能的混乱来解释，但这却与事实相反。也许不得不说他在对定量评分的标准化中，要素的选择失之随意，将假说过度地扩大为一般法则了。

关于测试的定性得分，巴克认为要规定明确的病态要素是很困难的。他注意到，在某些绘画中被看做是病态的征兆，在其他的绘画中从与整体的关系来看是完全“正常”的。因此巴克提醒解释者，在对画的表现作定性评价时需要考虑整体。他还认为从绘画过程的观察或被试对 PDI的反应中能够获取大量定性的信息。我们并不采用这样的方法，因此与巴克方法的比较，必须仅仅来自他关于绘画本身的阐述，而非来自词汇构成的注解或测试场景的信息与关系。在比较的时候，要先限定在巴克关于树木画的见解内。 HTP涉及 3个主题，考虑了非常多的方面。但巴克对于树木画的解释很自然地有所局限。他作出了相当具有洞察力的说明，论述了就算对于同样的阴影也必须首先区分健康的用法（暗示树的立体感或茂盛等）和不健康的用法（强调阴影、强烈笔画组成的过暗线条、执着于表示特定部分的阴影）。他原来的著作中的多数说明相当武断，倾向于强调消极的特征。例如他将“匙孔”形的树归属为“强烈的敌意冲动”，论述 为“ ①通常以阴影绘成，如此描绘包含阴影的部分失败； ②抗拒将树枝的结构（解释为表现对环境内目标的追求程度或相互关系）画明确，因而考虑有敌意的存在”（巴克， 1948）。在我们的资料中并未发现多少这种形态的树与敌意相关的例子。更进一步，被试没有画出本应画出的有适当枝条的树，测试者由于假定敌意的说明变得不满足，也可以说实际上感到了敌意。

巴克还对整体以及浅线条绘成的画赋予明显消极的解释，认为它显示了优柔寡断和伴随着对挫折的恐惧的漠然不适应感。他对较之测试用纸尺寸过大的树也主要作否定的说明：“测试用纸的大小与树的尺寸间的关系可以假定为对自身才能的心理感觉的表现。树的尺寸太大时，一般可认为被试在与环境的关系上自我意识过剩，暗示攻击性或可预见的攻击性。另外树的尺寸过小则提示被试抱有劣等感与不适应感，倾向于郁闷的征兆。（巴克， 1948） ”修订版《手册》（巴克， 1966）中，巴克这些解释中大多数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是依然有“地面仿佛透明一般画出的树根是病理性的，特别是被试智力较高时更是如此”这样强烈的记叙。如果我们的被试中所有画出“透明”地面下根的人真的都显示了其病理性的话，精神病院的床位显然要不足了。在我们的资料中，智力上无问题的健康人的画中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描绘。

将偏离测试者所认为的“正常”解释为情绪的病理，是评价情绪安定性的多数心理测试的典型倾向。为了这个目的而“找出问题”的倾向非常强烈，因而不太考虑天生的特征或来自于创造性的偏离。像这样的心理测试，在怀疑或知道有某种病理存在时，在查明特殊的情绪问题的性质上是很有用的方法；但是对学生或比较健康的成人进行这些测试时，人格的描述便变得令人吃惊的模糊。我们认为巴克的测试不适用于我们的被试。科赫同样关于树木画的解释，仅应用于他通常研究的总群体中的儿童或青年的画时更为适合。此外，房屋、树木、人物的绘画中，将巴克作为“通常”或是“良好”阐述的部分应用于精神迟滞者或受困于显著人格障碍的人群时，应能得到更值得信赖的信息。

我们的技法与巴克的技法在以下 5点上有所不同： ①房屋、树木、人物 3个主题中，我们仅使用“树”这一主题。 ②我们不认为树木画适合测度智力，也不认为其有成为能够有效测定成人智力的评分体系之可能。 ③我们不强调对绘画过程本身的观察，也不进行高度结构化的绘画后面谈。巴克进行 PDI的意图，是以语言联想完成故事为契机，利用被试所完成的绘画使 HTP更接近于古典式投射技法。在我们的方法中，对绘画自身作简短分析之后，对被试作最初的提问，而对被试人格的理解是从绘画本身的表现与形式的定性研讨开始的，之后的面谈虽以绘画为中心，但提问内容是完全个人化的，以此对研讨绘画已经获得的理解作更深刻的修正。 ④我们的方法与 HTP之间一个稍显细小的区别的产生，来自巴克的样本群体的性质与其面对临床上有问题的被试的经验。巴克的资料偏向于精神迟滞或人格上有显著不适应的人群。 ⑤我们尚对色彩的象征意义抱有疑问，还未确信巴克及其后继者所主张的，蜡笔画较之不使用色彩更能够接触到人格的深层这一观点，因此没有进行使用色彩的绘画。另外，使用色彩的画作为巴克与科赫等技法的变法，有可能如后所述地查明病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