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树木画测试

科赫所著《树木画测试》的第一版，在 1949年以 88页的薄册出版于瑞士， 1952年出版修订后的第二版。但第一版被当作第二版译为英语，并且不幸的是，英译者明显地并不精通德语。也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读过科赫著作的美国心理学家中极少有人通晓科赫的研究。 1957年经过修订扩充到 258页的第三版，到 1967年总共印刷了 5次。可是，这一版在美国实际上并未被广泛利用。

树木画测试并不是科赫自己开发的。据他自述，此测试是在瑞士苏黎世州任职业顾问的埃米尔·尤克（ Emil Jucker）的构想，尤克从 1928年最初进行的私人实验开始发展树木画测试。当时在瑞士卢塞恩任职业顾问的科赫注意到前辈使用的树木画测试，并利用自己笔迹学研究的解释法为基础建立了树木画的分析法。数次用手抄本印刷的册子进行初步调查，将其分发给其他的顾问、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之后，他考虑整理出版第一版的著作。

第一版的绪论部分探讨树木的神话象征、树木画分析与笔迹学的类似性、利用他称为“发展性统计”的方法使测试标准化。剩下的部分阐述了他搜集的资料中一例详细的病例以及数篇简短的分析案例。另外，“树木画测试用表”这一中心部分列出了 89幅图及解释其意义的列表。

第一版的资料介绍因多重的理由混乱了读者的思维（修订版在许多方面有突出的改善）。造成混乱的首要原因是科赫以为读者都熟悉笔迹学的文献及“特殊的专业词汇”。因此，科赫没有事先说明和注解，就写道：“立即能看出 Puler的笔迹学中左右、上下、前后区域这样的空间象征。（科赫， 1952） ”他在序文中自称为“表现形式的科学研究”，但直到读完第一部的一半才会明白这原来是笔迹学的研究。这之后仍然是序说的部分，他也详细叙述了与笔迹学的对比，试图明确其区别，但要理解必须要精通欧洲的笔迹学文献才行。例如，读了下面科赫的文章，读者会怎么想呢？

因为是不活动的主题，所以要与表现为特征的资料明确地区别开目前暂时是不可能的。对于表象中特征的意义，尽可能地为之加上了表现形式的科学分析所认可的形象名称。表面构成依照树结构的主要形态的顺序。因此，我们举出外观上的现象，如“树冠”这一主题时，其解释当然遵循表现形式科学分析的法则。（科赫， 1952）

笔迹学中常识性的概念在此完全没有定义，不读完序说甚至难以明白这种评论的出发点是笔迹学的思想。就算欧洲大陆的心理学家较之英语圈的大多数心理学家更热心引入笔迹学，但也不可能所有使用人格分析测试的心理学家都了解这些相当特殊的专用词。我们不反对笔迹学与树木画分析法之间有着重要关系这一观点。尽管如此，科赫在树木画测试的著作中引入笔迹学的方法过于简化，或许这便是他的研究没有被英语国家所重视的原因。

科赫的著作中另一难解之处是“树木画测试中的表象”。表象的提示方式毫无顺序，最初的几页讲树根，之后是所谓 T形树干（结果实的松科树的树干）（译注： T为德语 tanne的首字母，指松科的枞。其英译的 pine是包含枞、松等松科的总称。但与日本人印象中生长于海岸或庭院中的松树不同，而是枞类圣诞树形态），再次讲述了树干的基部。在 22页后着笔于地面与地面上的线条。其间还夹杂了描述树枝的图释，另外，对（如倾斜方向的）树木整体作了说明，中间还有关于树冠和树的一般样式的记述。

另外，书中有部分形态的详细要素，并在长列表中描述其与图相关联的意义。但由于此列表包含过多的内容，矛盾过多，对初学者进行解释没有帮助。树木画的特定特征或样式，很自然地拥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基本上，看起来强壮的、充分发展的、有创造性的树木的某些特征常拥有相当正面的意义，或者至少没有严重的负面意义。但即使是同一特征，看起来带有明显敌意的、未成熟而混乱的树木时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解释。本书中，即使对于同一特征，我们也常有必要依照其与整体的关系予以不同的解释。但科赫却倾向于以下观点：

笔画交叉（交叉的树枝）的判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远近感的画中暗示了距离的维度，不同的面投射在画的表面上。远近感本身构成了笔画交叉或树枝的交叉。

只有同一平面上的交叉应被看做是真正的交叉。纠缠的笔画中必须区别哪些是交叉而哪些不是。它包括下面一些意义：

情感与自我控制间的冲突；

矛盾心态（两价性）；

判断力；

批判力；

深思熟虑后判断；

优柔寡断；

提出复杂问题；

对抗性；

分裂性；

缺乏统一性；

两个方向；

无法明确思考、澄清情绪；

缺乏辨别力。（科赫， 1952）

不能说树木画的某个要因通常表现出不变的明确人格特征。因此，树枝的特殊绘画方式因整体的树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而含有多重的意义，对“正面的”树的解释与对“负面的”树的解释有所差异也很正常。科赫把他所研究的大多数表象的同样的特性，用于既可看做正面也可看做负面的相关词语描述（例如，独立 /不受统治的狂野）。但上面所引用的表象则不同，同样的特征在某人所画的树中表现了批判力或者深思熟虑后判断的潜力；而在另外的被试所画的树中，则被认为无法明确思考与感情或缺乏辨别力之类难以接受的解释。这些与其说表现为正面和负面的同一特性之两个侧面，不如说是相互排他的特性。

对很多表象，科赫所附的图释即使词句没有矛盾也很模糊，不过有时也有解释得简短明确的图。但是对于强烈表现某种要因的意义的科赫的多数病例，很遗憾我们无法赞同。例如科赫把由单线描绘、代表最初的树枝及其上的小枝的“笔画分枝”解释为“学龄期以后，通常会有智能与性格两方面的轻度迟滞，在神经症的情况下有退行的症状”等（科赫， 1952）。

本书中联系某些特殊的病例，有许多阐述与科赫的“迟滞的征兆”“退行的征兆”等见解完全相反。就我们的资料而言，在诺贝尔奖得主、留下重要著述的哲学家、许多科学家以及数位才能非凡的画家的树木画中也能发现单线的树枝。此要因无疑是作为精神迟滞或智力的“轻度”迟缓的征兆来否定这些被试高度的智力。当然，也不排除这些被试在绘画时已患有“退行性”神经症的可能性，但倒不如说这一结论是值得推敲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自愿地进行绘画，能够正常地生活，圆满地完成工作。

对科赫的著作，特别是修订版仔细的研究显示，对于表象的注解中与我们的解释较为接近的，似乎是基于笔迹学理论的注解。另一方面，与我们差异较大的大部分注解是基于科赫的发展理论。科赫对于表象的注解是基于笔迹学还是发展性统计虽不明确，但还是有相当清楚的病例说明，对于有强调树或树冠左右的倾向的图，其大多的意义与笔迹学一致，科赫与我们的解释也相吻合。同样地，对于各种笔画形态、树木画的一般样式等方面的注解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笔迹的分析为根据的。

科赫在第一版的最后一页所提出的可作为发展迟滞或神经症性退行的明确指标的 16个征兆中，能够获得公认的最多不过 3个。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也许是缘于测试标准化时科赫的基础假设之一，即他的标本以幼儿或患有明显迟滞的成年人为中心之故。第一版对样本群体与发展性统计的根据也未加说明。在进一步论述之前，先论述说明科赫的发现与我们的发现的显著差异的要点。科赫研究了 5—16岁儿童的画中 50个特征的出现频度，以此进行测试的标准化。依照他的假说，在某一年龄（如 6岁）普通的样式若在更后的年龄（如 10岁）出现，则表示存在精神迟滞或神经症性退行。他尝试研究在两个年龄群体的树木画标本中某些特征发生的统计学频率，以证明此假说。因此在他的样本群体中有 44%的 5岁被试画中出现单线的树枝，到了 6岁左右变为 21%，8岁左右就减少到 2%，则绘画单线树枝的 10岁儿童，恐怕其智能或情绪的状态只有 5岁或 6岁。这样的推论就算限定于其调查群体的年龄范围内（即 5—16岁）也是略微有问题的。但可以确定的是，科赫的标本基本上是来自儿童与青年的绘画。由此资料而言，发展中的年龄所确定的一般标准，与完全成熟的成人的标准可能是没有关系的。

他认为，对于 16岁或青年后期的人“正常”的东西，就是高智力的、成熟的成年人的一般标准。因此，在 7岁的人的画中很普遍，但到了 16岁的画中就极罕见，或完全不出现的特征如果在成年人的画中出现了，就暗示有显著的迟滞或向幼稚的阶段严重退行的情况。

我们的标本由较安定的成人样本群体组成，约 90%属于在一般人口中智力较高的 15%的人群。我们还获得了 14—18岁的高中生的大量树木画标本，收集了幼儿的树木画。我们最近募集的 144名高中生中，人绘画了幻想的树， 1人绘画了抽象的树。 34名科研工作者与数学等自然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中有 18人绘画了抽象的树， 4人绘画了幻想的树。 7岁以下的儿童所绘画的树中，约一半是幻想或抽象的树。此结果并不能说这些科研者表现出显著的神经症性退行。从小学 3年级到初中毕业，勤学的标准与顺应大多数人的行动以获得奖励，成为学生们的心理压力，因此作为个人的自我表现倾向变少。另一方面，一个人在身心完全成熟之后，其在 16岁时尚不明确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思维与反应的方式以至于个人独特的癖好也明确地建立起来。

这并非意味着儿童或青年的树木画无法以人格检查为目的进行分析，也不是说年龄较小人群的绘画大都相同。尽管在幼儿时期也能够明确显示出基本的人格差异，但就发展完全的个人而言在其完全成熟之前，其独特的自我表现形式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无法清楚。在青少年时期，青少年认为被同龄人所接受非常重要，以对年长者的反抗态度作出顺应同伴的行动，其个性难以隐藏在顺从的假面具后面。另外较之成人，小学或初中生的社会经验与教育经验相当统一。一个将来成为创造性的艺术家或科研工作者的 16岁青年，与另一个将来成为注册会计师在同一个公司工作 40年的 16岁青年之间没有显著的不同。但到了 35岁左右，个性则变得明显不同，表面上的行动与价值观也会出现明显的差异。因此，对于儿童、青年或智力低下的成人，其树木画中某些特征，或许能够以科赫的标准正确地解释为精神迟滞或神经症性退行的征兆，但同样的特征出现在理智、有独创性、较为安定的个人的树木画中时，则不宜将其解释为迟滞或退行的征兆。

顺带一提，科赫的修订版（ 1957）扩充为 258页的厚书。大体而言，书的风格与资料的表示方法有很大改善，但附加于量表的图与注解的归纳方法也有相当多需要改善之处。此修订版的序说部分加长，对于笔迹学理论与树木画分析之间的关系也作了比初版清楚得多的说明，另外还增加了对树的原型的神话背景的论述。

解释用的量表仍然按照逻辑上的顺序排列，但对树的某些部分追加了 15页“退行的症候”等一般主题索引。另外说明了绘画空间的象征性，决定树干与树冠、树冠的左侧与右侧的“正确”比率的方法也基于各年龄群体的正确标准作了说明。更进一步，作为计算树木画中特殊的象征符号所暗示的事件之发生时间的方法中，引入了所谓“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指标”，即以毫米标示所画树木的高度与被试的年岁相比较的方法。此方法为德国神经学者格拉夫·冯·维特根斯坦（ Graf von Wittgenstein）设计，引起科赫的兴趣。

因这些追加或详述的内容，书的页数大增。比这些更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发展性统计的分析。在第二版中，与表示花、叶、果实等特殊的“特征”出现频率的统计图表一起，也增加了不同年龄段中树干与树冠的比率等一般项目的统计。标本也按被试的年龄与性别等分类为不同的特殊样本群体。

第二版中各个特征的统计学研究来自以下样本资料的树木画——

I.苏黎世的学龄儿童（从数个学区募集了在社会经济同一水准的被试）

A. 255名幼儿园儿童各 1幅画

B. 592名小学 1—8年级与中学 1—3年级少年各 2幅画

C. 602名小学 1—8年级与中学 1—3年级少女各 2幅画

Ⅱ.精神迟滞者

A.411名 7—17岁精神迟滞儿童的 822幅画

B.福利收容所中 29名各年龄段重度精神迟滞者的 56幅画

Ⅲ.来自罗得西亚的 22名 14—18岁黑人的画

Ⅳ.非熟练劳动者——3个不同年龄群体的 600幅画

Ⅴ.22名 16—35岁店内工作的男女售货员的画

通过分析这些资料，科赫对于在学龄期的某一年龄树木画的通常特征、表现方式、部分的比值等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根据统计图表，科赫能够断言某些特征不会出现在成人被试或高年龄学生的树木画中，这些特征显示了发展的迟滞或显著的退行。实际上只要一看表现了所谓“幼稚形态”的画或记叙迟滞与退行特征的量表中的几幅图，而不必看统计结果，便了解这些树木画的大部分暗示了幼稚的状态。不过，也有表示退行的各个特征统一为特定的树，以高度创造性的方式统一而不乏调和的描绘的例子。

因此，为支持年龄较大的青年的画中出现的在幼儿或重度精神迟滞者中普遍可见的绘画特征暗示了退行的患者的症状这一观点，科赫虽然展示了统计学的证据，但令人不满的是仍然保留了与初版同样将树木画作为发展程度的测量度数的使用方法。即残留了作为样本的总群体的性质问题，同时还有将十六七岁的学生自我表现方式或精神上的发展作为身心成熟的成人的标准的问题。

作为对幼儿到青年的年龄范围内发展水平的评价手段，科赫对树木画的运用是合理的。但较之支持他结论的统计资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修订版中所阐述的，利用催眠进行的有趣实验研究。受到克拉格斯（ Klages）运用催眠的实验之启发，科赫与瑞士的精神科医生维德里希（ Widrig）一起进行了两次让被试在催眠状态下绘画树的实验。第一次的实验中，让清醒时的树木画没有明显的病理特征、适应性较好的人受催眠，加以短暂的消极情绪状态的暗示后再让其进行绘画。进行暗示的例子有（稍简化而言）“极为愤怒”“强烈的罪恶感”“身体的一部分残疾”等。结果树木画的形态和表现等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变化正基于被暗示的特殊情绪或经验。

第二次催眠实验中，使被试的心理状态退行到 2岁，之后令其逐渐恢复到实际的年龄阶段，在催眠状态下描绘树木画。 2岁时画出的是凌乱的涂鸦； 3岁时的画虽然能看出是树，但形态十分幼稚；到 9岁时树基本上与 3岁相同，但形态上控制得更好。

在催眠状态引发消极情绪是有危险的，需要相当的谨慎。不过，这些实验从研究树木画的形态表现与特定的情绪或生活经验之间的关系来说相当有趣。因为树木画分析有可能利用被试的自我表现探明人格的独特性质，也即自我的观点、目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特殊的烦恼、人生的经验等，催眠实验比起统计资料更具有说服力。研究被试绘画时自我表现的变化的实验手段是尤其有用的。因为临床观察会受到治疗者先入为主的期待影响，较之观察结果报告，应该说实验更为客观。同时，这种研究比起在总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这样完全抽象的统计事实，则更加注意个人自我表现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