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楼藏书之初期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数十年后，它已成为近代中国最为重要并具多方面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它对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贡献，是口碑载道，不容置疑的。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末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创办通艺学堂，参加维新运动。任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2年入商务印书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主持馆务达五十余年。1949年后，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著有《校史随笔》《张元济诗文》《张元济书札》等。

张元济像

1903年，张先生应邀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次年即筹建编译所图书资料室。张先生《烬余书录序》云：“乃于编译所前，宝山路左，置地十余亩，构筑层楼，而东方图书馆以成，聚所常用之书实之馆中，以供众览。区所收宋元明旧刊暨钞校本前人著述未刊之稿为善本，别辟数楹以贮之，颜曰‘涵芬楼’。”有记载云：1909年张委托孙毓修为资料室命名，孙原拟名为“涉园”，但张以为不妥，此可见11月15日，张先生致孙毓修书，云：“奉示敬悉。藏书室别定一名，并备异日印行古书之揭橥，用意甚善。惟以公众之物，而参以私家之号，究属不妥，还祈别选一名为宜。”后孙拟名为“涵芬”，这在孙毓修《起居记》（1909年12月29日）中即有“在涵芬楼所得之书为……”的记载，可见那时编译所图书室已用“涵芬楼”之名了。“涵芬”一词，不见前人所用，按涵有包容及沉浸之意，芬有香气及众多意。

自古无聚而不散之物，聚固我幸，散亦理之常。故自来收藏家鲜有百年长守之局，近代如咸丰、同治之时，犹止百数十年，而烟云幻灭。如陆心源（潜园）皕宋楼者，正已不少，胡朴安为《测海楼旧本书目》题词有云：“图书聚散寻常事，楚得楚亡未足忧。最是伤心惟皕宋，大江混混向东流。”然而尽管如此，张元济却认为斯文未绝，吾道不孤，必且有尽发名山，以光盛世之一日。涵芬楼的早期藏书来源多为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闻斋、宗室盛氏意园、丰顺丁氏持静斋、浭阳端方宝华斋、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馆、南海孔广陶三十三万卷楼、江阴缪氏艺风堂等家。

张先生在中年时，每次去北京，必定捆载各种古籍而归，其中不乏善本。至于估人持书叩门求售，苟未有者，辄留之。《校史随笔》是张先生的古籍校勘学专著，由傅增湘作序，序云：“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闻目见，籍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箧藏，助成盛举。”这就是当年张先生搜集图书的真实写照。“商务”同人曹严冰也有回忆：1918—1936年间，几乎每天下午五时左右，总有两三个旧书店的外勤人员，带着大包小包的书，在商务发行所二楼美术柜前等候张先生阅看。对一些值得重视的本子，他都仔细翻阅，或带回家去精心查核。

费力多多，必有所获。涵芬楼所搜书籍中颇多重要藏书家的藏本，如宁波范氏天一阁、昆山徐乾学传是楼、常熟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张氏爱日精庐、秀水朱氏曝书亭、歙县鲍氏知不足斋、吴县黄氏士礼居、长洲汪氏艺芸书舍及泰兴延令季氏、乌程蒋氏传书堂等。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商务”工人纠察队400余人参加战斗，起义总指挥部先设在“商务”职工医院（疗病房）内。东方图书馆一度被军阀毕庶澄部某排占据，工人纠察队采用围攻和宣传攻势，次日守敌部分潜逃被俘，东方图书馆回到工人纠察队手中，此后成为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

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张先生非常担忧这些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籍图书的命运，为了保护好这批费尽辛苦而搜集到的先民撰述，他在涵芬楼所藏众多善本中又遴选出五百余种“好书”，五千三百余册，存放于租界的金城银行地下保险库内。张先生序《书录》中又云“北伐军起，讹言日至。东方图书馆距车站才数百武，虑有不测，又简善本之精者，寄存于旧租界金城银行”。是年3月24日，张致傅增湘信中有“此次闸北极危险，幸无恙。所借三种及公司好书租放租界银行地库中”。4月23日，张致傅信又云：“涵芬楼善本，多半已移存租界银行公库地库内，检寻甚不易，其存放工厂保险库者尤为混乱，需用影元本《陵川集》恐稍需时日，方能检寄。”

金城银行于1917年成立，历经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及汪伪政权等不同时期，这家起步于天津的私营银行一直坚持“审慎之中力求急进”的经营方针，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危机。在民国年间，居旧中国私营商业银行之首。“金城”之名出自《汉书·蒯通传》：“金城汤池，不可攻也。”1924年，“金城”在上海江西路东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厦对面兴建大楼，1936年后，此处成为金城银行总行。1956年，这座建筑改为上海市青年宫，后又为江西中路200号招待所，今为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