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佛教初传与汉晋、十六国时期佛寺的建造与流布

一 从佛教初传至西晋时期的佛寺分布

1．佛教初入中土

在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所举的有关佛教东传中国之时间的种种说法中，有两种说法似乎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其一是，《三国志·魏志》中的裴松之注中，在谈到天竺国浮屠时有：“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元寿”为西汉末哀帝年号。元寿元年为公元前2年。其二是，东汉明帝（图1-1）永平年中遣使西域求法。这一说法见于正史的记载，据《后汉书》：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前一种说法，或可以以《高僧传·释道安传》中记载的襄阳习凿齿与道安致书中所曰“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之语推测，以道安生活的时代，略近4世纪末（据《高僧传》，道安故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即385年），由此或可推知，道安同时代人似乎更相信西汉哀帝时佛教传入的说法。

后一种说法，亦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道元为北魏太和中人，晚于释道安近一个世纪，《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的时代虽略早于郦道元，但去道安生活的时代亦有半个世纪之久。说明到了4世纪末至5世纪中叶时，人们已经无法得知佛法传入东土的准确时间了。

这后一种说法更确切的来源是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四十二章经》，其经序中提到了：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

据梁《高僧传》，汉明帝时来到中土的天竺僧人摄摩腾（图1-2）最早译出了其中的一卷。又说是与摄摩腾同来中土的竺法兰（图1-3）所译。竺法兰译出了五部佛经，“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在《后汉书》写作的年代，《四十二章经》当已经在中土流传，故《后汉书》中的记载很可能来自《四十二章经》经传中的说法。

《后汉书》中还记载了另外一则较早的佛教事迹，见于楚王英的传记：“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楚王英是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52）之国为王的，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因造作图谶被废后自杀。其时代与明帝求法的时代大致还是接近的。这多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面提到的两种说法：明帝求法说，甚至哀帝时大月氏王使授浮屠经说，在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

汉明帝与楚王英的故事，反映了中国汉传佛教初传的两个最早的基地：一个是东汉首都洛阳，这里是西来僧人会聚之地，甚至还可以包括西来僧人去洛阳时必经的西汉旧都长安；另外一个是江苏的彭城（今徐州）、广陵（今扬州）至丹阳一线。楚王英所领的藩地，初在彭城，后益其土于临淮的取虑（沿睢水，并接泗水）、须昌二县，遭废后又被徙至丹阳，这三个地方，大约是在经由泗水、睢水、淮水及秦汉时所称的邗沟，直至长江的一条水道上。三国时最早建造中国式佛塔的笮融，就是活动在这条彭城至广陵的水道漕运线上的。因而，这条漕运线很可能是最早的佛教弘传路线之一（图1-4）。

也许是因为楚王英的谋逆，使他在遭到迫害的同时，也殃及他所信仰的黄老浮屠之说，故而，在古代史籍中，自楚王英之后的一百年中，中国佛教处于杳然无声的状态。然而，事情在一百年后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历史上更为确定的佛教东传事迹，是在汉明帝之后近一百年的桓帝时代。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桓帝书中谈道：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

说明汉桓帝时，宫中已经有了浮屠之祠。而桓帝立浮屠之祠的说法，也与佛教史上最早的翻译家安清（字世高）（图1-5）的行状事迹联系在了一起。据《高僧传》，曾为安息太子的高僧安清“以汉桓之初，始到中夏。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又“案释道安经录云：安世高以汉桓帝建和二年至灵帝建宁中，二十余年译出三十余部经。”这说明安清在中土活动的时间，是在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间。据《高僧传》，安清是否到过洛阳，其传中未详，但从他“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其先后所出经论。凡三十九部。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这说明他有可能在当时中国较大的佛经译场中停留过，而这种译场，在当时应非洛阳莫属。后来，安清又“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说明安清曾在荆州一带活动。最终，安公“值灵帝之末关雒扰乱，乃振锡江南”，其行迹为先“过庐山度昔同学……复到广州”，后又东至会稽。安公在会稽时逢市中有乱，遭人误击头部而殒命。

从安清的行传路线，说明中国佛教从其弘传之始，就一直深入了荆州、柴桑（庐山）、岭南，又从岭南的广州辗转到达了江左一带（图1-4）。安清的这条行传路线很可能也隐喻了中国佛教一开始就是从南北两个方向进行传播的。

2．白马寺、洛阳十寺与佛教初传

以郦道元的记载，中国最早的佛寺建筑似乎始见于汉明帝求法归来时：

谷水又南，迳白马寺东。昔汉明帝梦见大人，金色，项佩白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欓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此榆欓后移在城内愍怀太子浮图中，近世复迁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轮东转，创自此矣。

此说为白马驮经而至，故曰“白马寺”（图1-6）。南朝梁慧皎的《高僧传》则取了另外一种说法：

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

这里所说的“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应该是指东汉宫廷中的藏经之处。从《四十二章经》所谓“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的说法中可以知道，无论是正史，还是佛教史，都说明了中国最早的佛寺建筑是在永平求法，西域僧人到达洛阳之后立即就开始了的。《水经注》与《后汉书》两种说法都没有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洛阳城西雍门外的白马寺可能就是中国中土地区最早建立的佛寺。

《法苑珠林》中谈到了《汉法本内传》中记载的“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请与西域佛道较试优劣”。在经过一番佛道论理斗法的较量之后，嵩岳道士吕惠通以下诸人皆愿出家，“帝然可之，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内安尼。后遂广兴佛法，立寺转多，迄至于今。”这说明东汉初年时的洛阳城中，曾经建造有7座僧寺与3座尼寺。但是，这10座寺院是否包括传说中的“白马寺”，就不得而知了。

如前所述，另外一个与佛教初传相关联的人物是东汉光武帝之子楚王英笃信黄老浮屠的事迹。但是，《后汉书》中又明确地将楚王英笃信浮屠之事放在了汉明帝永平求法之后：

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在明帝之后近一百年的汉桓帝延熹九年（166），朝臣襄楷曾上书桓帝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这说明在汉桓帝时代的东汉宫廷中，也已经有了浮屠之祠。

史籍中记载最早来到中土的两位天竺僧人分别是竺法兰与摄摩腾。据《高僧传》，这两人似乎都与最早的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的翻译有关。之后来到中土的西域僧人，是来自安息的安清，时间大约是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到汉灵帝建宁年间（168—172）。与安清同时来到中土译经的西域僧人，还有月支人支娄迦谶。据《高僧传》，支娄迦谶于“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故他是于桓帝末年来到洛阳的，在灵帝光和（179—184）、中平（185—189）年间，从事了一些佛经的翻译工作。

显然，东汉桓、灵之间，佛教传入中国的证据比较确凿。这一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史迹是《牟子理惑论》的问世。南朝梁释僧祐所编的《广弘明集》，卷一首篇所选就是“汉牟融”所著的《牟子理惑论》，其文中称：

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时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学多识，使致敬荆州。牟子以为荣爵易让，使命难辤，遂严当行。

关于牟子究为何人，史上多有争辩，汤用彤先生认为其文所属之名“汉牟融”也是后人添加上去的，故这里不做深究。仅从上面的这段话可以知道，在东汉末年，由于中原板荡，许多北方异人都曾会聚到形势差安的南方交州一带。故而牟子活动的交趾、苍梧，以至于后来拟去的荆州，可以看作佛教由南向北弘传的另外一条路线。由苍梧（今广西梧州）至荆州，其中途或可经过南朝后来的佛教重地庐山。而荆州之地本身，因其上经襄阳，可达洛阳，下接江夏、匡庐，可抵苍梧、广州，甚至交趾。因而这些城市也成为南北朝时期，乃至隋唐时期的佛教重镇之一。

基于此可以描绘出自永平求法，至桓、灵之间中国佛教弘传的大致路线（图1-4）：

（1）西域僧人一般是经丝绸之路东至都城洛阳的，因此，沿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长安至洛阳，无疑是一条重要的佛教传播路线，而洛阳也一直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佛教中心。

（2）因为东汉初年楚王英的影响，使得在很早的时候，从彭城、广陵至丹阳一线，也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传播路线。这一条传播路线在汉灵帝时的临淮人严浮调出家，及三国时期主持徐州至广陵间漕运的笮融兴建浮屠祠的事例中得到了印证。

（3）由于安清的行传，使洛阳、荆州、庐山、广州、会稽之间，也形成了重要的佛教传播路线。

（4）由《牟子理惑论》产生的背景及牟子活动，或拟将活动的路线，则交趾、苍梧、庐山、荆州也构成了一条重要的佛教传播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佛教传播最早的两条南北向线路，一条是自洛阳向南到荆州，直至广州；另一条是自彭城向南，至广陵、丹阳。这是两条大略平行的路线，恰好通过长江的中游（荆州）与下游（丹阳）；两者间的中间点，恰好是江夏与柴桑（庐山）。而两条路线的北部出发点洛阳与彭城，也恰好处在一条大致相同的纬度上。正是洛阳与彭城这两个地方，也曾经是秦末楚汉相争之时的两个中心地带。

这里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判断，佛教初传中土的路线：

一是从西向东，沿着丝绸之路到达汉晋都城洛阳，并进一步从洛阳向前延伸至彭城；

二是从海路到交趾，进广州，再沿江陵、荆州，到达洛阳。

这是一条东西向传播与南北向传播垂直相交的路线，其交点是在洛阳。而这两条线路中，其东西线路延长线的彭城向南折转至丹阳，南北线路也沿长江向东折转，经庐山至建康、直到会稽，两条线路的真正交会点，却是六朝都城建康。无论是笮融的彭城、广陵、丹阳一线，还是安清的荆州、庐山、广州、会稽一线，其实，都距离后来南朝的佛教中心建康不远。也就是说，正是在广陵、庐山、会稽三个方向的环绕下，使得后来的南朝首都建康也成为重要的佛教中心。佛教初传时期的寺院，就是沿着这两条路线，以及由彭城向南至丹阳及建康和由荆州向东至庐山及建康而形成的接近一个矩形的闭合线路及其周围分布的（图1-4）。

经由交趾向北传播佛教的另外一条证据是三国吴时的康僧会。据《高僧传》的记载，康僧会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后随其经商的父亲迁移于交趾。在康僧会之前，吴地已有月支人支谦，曾因其才慧，被孙权拜为博士。支谦翻译了一些佛经，使吴地初染大法，然而，风化未全。时康“僧会欲使道振江左，兴立图寺，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邺，营立茅茨，设像行道”。经过了与吴主孙权的一番周旋，并演现灵验事迹，使“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因而，孙吴在建业城佛陀里所建造的建初寺，很可能是中国江南地区最早的佛寺建筑。

随着天竺与西域僧人的到来及译经，佛寺建筑的建造也渐渐开始滋衍。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列出了汉代至三国时期史籍中可查的中土地区佛教事迹的分布范围，大约有十余处之多：

兹取群书可信之记载，表列汉代佛教分布之地方于下：

汤先生的这个列表，大致为我们描绘出了东汉至三国间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范围。这一时期的佛教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京师洛阳及其附近地区。洛阳是天竺与西域僧人来往及译经的主要中心，其范围包括了洛阳及附近的南阳、许昌、颍川等地。另外一个是彭城、下邳等地，其范围可以延伸到广陵、丹阳地区，这里曾经是楚王英的影响范围，也是三国时笮融最早建造中国式浮屠祠的地方。

3．汉末三国西晋时代的佛寺

如果说，在公元之初永平求法后始建的白马寺标志了中国北方佛教的初传，则汉桓帝时来到中国的安息僧人安清则开启了中国南方佛教弘传流布的始端。传承安氏之学的有三国吴时高僧康僧会的三位弟子：“会有南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又世高封函之字云。尊吾道者居士陈慧。传禅经者比丘僧会。”这说明汉末三国时最早在江左吴地弘扬佛教的康僧会可能也是受到了安清的影响。

有人认为吴地最早的佛寺——建初寺的建立只是传说。但据《郝氏续后汉书》的记载，孙吴时的大将军孙琳曾“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中国台湾学者颜尚文根据这一条史料证明“孙吴时代已有佛寺存在，毋庸置疑。且孙吴末年，康僧会在本寺从事翻译、注解佛经等各种活动。本寺创于孙权时代的可能性很大”。

在《后汉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寺院之分布》一文中，颜尚文先生经过仔细的梳理，认为后汉三国西晋时代，至少有26座寺院是有据可考的。他对这些寺院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此外，以此为基础，还可以从一些历史文献中进一步了解当时佛寺的数量与分布。如唐道世所著《法苑珠林》中提到“晋世祖武皇帝（大弘佛事，广树伽蓝）；晋惠帝（洛下造兴胜寺，常供百僧）；晋敏帝（于长安造通灵、白马二寺。）”而这里谈到的洛阳兴胜寺、长安通灵寺，就是颜文中所未列出的。如果加上这两座寺院，可以将上面的列表增加到28所之多。此外，还可以从其他相关资料中找到一些肯定的线索，在这里将这些确定是西晋覆灭之前中国中土地区所建造的寺院简要罗列如表1-1所示。

另据北魏时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作为后汉、曹魏与西晋的都城洛阳，至西晋永嘉年间（307—313）时，有寺院42所（“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表1-1所列西晋之前比较明确的13所洛阳寺院，应当属于这42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