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长安佛寺

唐代僧人道世《法苑珠林》中明确提到了“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译经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这里的“西晋二京”，当指洛阳与长安，因为长安在西晋末年一度成为西晋王朝的都城。《洛阳伽蓝记》所记洛阳有42所寺院，系永嘉之前的情况，而永嘉之乱后，西晋王朝已接近奄奄一息的状态，苟延残喘了不过几年时间。很难想象在西晋末年那种动荡的岁月中，西晋的都城已经迁往长安，被战争摧残的满目疮痍的洛阳还会有大规模的佛寺建造活动。这一点可以从《高僧传》中提到的佛图澄（图1-7），“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这一历史事实中，看得十分清楚。

另外，《法苑珠林》在有关自西晋至南北朝之间佛寺建造历史的记载中，详细记载了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及北朝的魏、齐、周等时代的寺院建造情况，却唯独忽略了自西晋灭亡至北魏建立之间北方十六国动乱时期的佛寺建造情况。这说明在《法苑珠林》作者道世的思想中，动荡的十六国时期是不能列入正史的。故这里“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的统计数字未必仅仅是西晋末年长安与洛阳的寺院情况，也应包括了十六国时期北方二京（长安、洛阳）的寺院数量。也就是说，自西晋永嘉间（307—313）至北魏统一北方（420）期间的大约100年的时间里，即在十六国纷争动荡的岁月中，长安与洛阳两地，佛寺数量由42所增加到了180所，而这些新增的寺院，很可能主要集中于西晋末年，特别是苻秦、姚秦时代的长安城中。

为了证明这一点，不妨对其文中所说的“译经一十三人”做一些分析。从《高僧传》的记录中，可以观察到自西晋至十六国时期在长安从事译经的西域或天竺僧人的情况。《高僧传·卷一·译经上》中有专门传记的15位西域或天竺僧人中，前7位都是两汉及三国时期来到中土的，包括东汉明帝时期的摄摩腾与竺法兰，汉末桓、灵时期的安清、支楼迦谶（支谶），三国曹魏时的昙柯迦罗（法时），三国孙吴时的康僧会、维只难等。自维只难之后的第九位，便是西晋武帝时来到中土的昙摩罗刹（竺法护）了。然而，无论如何寻摘资料，也无法找到13位在西晋时期（256—316）活动于洛阳或长安地区译经僧人的名字。但是，如果将时间扩展到十六国时期（318—420），情况则大不一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僧传》前两卷，即“译经上”与“译经中”中有专门传记的译经高僧中，自昙摩罗刹（竺法护）之后，自西晋至十六国时期，在长安并从事译经活动的恰好有13位，如表1-2所列。

表1-2中所辑录的是《高僧传·卷一·译经上》（共15人），自昙摩罗刹（第8）至昙摩耶舍（第15）等8人中的7人和卷二·译经中（共7人），自鸠摩罗什（第1）至佛驮跋陀罗（第6）等6人，合计共为13人。而《高僧传·卷一·译经上》中所记录的前7位，是西晋之前的人，且因为《高僧传·卷一》后8人中的西域人帛尸梨密多罗（吉友），“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说明他基本没有在长安或洛阳停留的行迹，也不列在其中。而《高僧传·卷二·译经中》中所记载的第七位天竺僧人昙无谶（图1-8），虽然是一位译经颇多的高僧，但其入华的时间已近十六国时期的末年，且被困于河西王沮渠蒙逊所僭据的西凉之地，因而无缘到达长安或洛阳，故也不列入在内。

此外，《高僧传·卷三·译经下》（共13人），第一位是西行取经的中土僧人法显，而法显主要的活动时间，已是东晋时代，且取经回到中土后的行状，也主要是在南朝建康。另外12人的情况也大略如是，故亦未列入表1-2之中。《高僧传·卷四》，已为“义解”篇，其中包括在十六国时期曾经在长安有过重要影响的“释道安”，也被列在了“义解二”，卷五之中，而不是列在“译经”篇中，故也未列入。由此可以推知，唐代僧人道世有关西晋二京“译经一十三人”的统计，很可能就是根据《高僧传》卷一（译经上）与卷二（译经中）的记载统计而来的。

也就是说，在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曾经活动在长安从事译经事业，并有专门传记的高僧，恰好为13位。这应该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法苑珠林》中所记录的“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译经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尼三千七百人”，正是指的自西晋至十六国（265—420）这156年之间中国北方佛教中心长安与洛阳的佛寺与僧尼情况。

然而，表1-2中所摘引的事例中，在这一时期活动于洛阳的僧人极为鲜见，或与永嘉之乱使洛阳城几遭毁灭，而长安取代洛阳渐渐成为北方佛教中心的历史事实相吻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法苑珠林》中所记录的“西晋两京，合寺一百八十寺”中大部分佛寺应该是在长安的。若再结合《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的洛阳城中，“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而永嘉乱后，洛阳几成废墟，所以若将这180座寺院，除去永嘉之前洛阳所建的42座寺院，在晋愍帝迁都长安的西晋末年及十六国时期，特别是苻秦与姚秦时期，作为北方佛教中心的长安，寺院总数至少有100余所（包括永嘉之前所建的长安寺院）之多。

长安与洛阳一样，既是政治中心，也是一座佛教重镇。《广弘明集》中所说：“汉初长安，乃有浮图，而经像眇昧。”虽未可尽信，但位于丝绸之路上的长安城中，很早就有佛教建筑，应该是可能的。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因为人户稀少，寺院的占地规模可能是比较大的，如北魏初年：“帝乃西伐，时浩从焉，既至长安，有沙门，种麦于寺中，御驺牧马。帝入观马，从官入。”一座寺院中可以种麦、牧马，其寺内的面积应该是相当可观的。虽然不能尽览这一时期长安寺院的全貌，或也可以从一些文献记录中将比较确定的寺院加以罗列（表1-3）。

这里列出的15座寺院，应当是西晋至十六国时期长安城中百余座寺院中的很小一部分。由于资料有限，在这里只能做一点“管中窥豹”的事情了。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西晋永嘉时（307—313）作为西晋首都的洛阳城内外有寺院42处。而永嘉之乱，导致中原板荡、天下大乱。晋怀帝司马炽被弑后，愍帝司马邺于长安登基，在他在位的短短4年（313—316）中，在长安建造了通灵、白马两座寺院。之后的前秦苻健（351）再一次立都于长安，到了前秦苻坚建元年间（365—383），长安佛教有了较大的发展。而继续以长安为都的后秦姚兴（394—415），也给予佛教以大力的扶持，这使得十六国混乱时期的长安，成为中国汉传佛教发展初期的一个重要中心。

事实上，早在西晋时期，长安城就集中了竺法护、帛法祖等译经、讲经的大家。十六国时期，这里又集中了一批佛教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特别是中土高僧释道安（图1-9）和天竺高僧鸠摩罗什（图1-10、图1-11）与迦维罗卫僧佛陀跋陀罗（觉贤）（图1-12），以及他们的弟子如僧导、僧睿、僧肇等人。也许正因为有了这些佛教大德，以及前秦与后秦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使长安的佛寺建设在这一时期有了快速发展，故而才有了从西晋末永嘉年间洛阳有寺42所，到十六国时期，“西晋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的历史记录。也就是说，从西晋末到十六国结束的短短百余年间，长安与洛阳寺院的保有和建造数量，就大大超过了自东汉初至西晋末数百年间的寺院总数。而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这180所寺院中的至少百余所，很可能是在十六国时期的长安建造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