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 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价值中立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们介然有知，

行于大道，

唯施（yí）是畏。

大道甚夷，

而民好（hào）径。

朝（cháo）甚除，

田甚芜（wú），

仓甚虚；

服文綵（cǎi），

带利剑，

厌饮食，

财货有余。

是谓盗夸。

非道也哉！

本章主旨：反映的是社会的政治内容，深刻地揭示出过分剥削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矛盾，旨在教人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假设我稍微有所认识，就应该在大道上行走，唯恐偏离大道而斜行。大道非常平坦，然而偏有人喜欢走邪路。朝廷政治十分腐败，统治者所住的宫殿格外富丽堂皇，因而弄得农田非常荒芜，仓库极其空虚。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却仍旧穿着华美的服饰，佩带着锋利的宝剑，饱食终日。钱财丰盈有余。这种行为可以说像强盗头子一样的奢侈行为，一言以蔽之，这是偏离了大道的行为啊！

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间的“易接近性”；因为易接近性既为各民族提供了发展机会，也制造了淘汰的压力；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部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历史；农业文明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和黑人的优势。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里，中东一直是创造力的中心，但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除了宗教领域外，中东不再是创造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它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常会有被同化或被消灭的危险。

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它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几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中国文明就有这个特点，兼具统一性、内聚性、连续性，以农业为基础、具有内向性的社会，变化速度缓慢，且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中。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

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山脉、沙漠和辽阔的太平洋所隔断。因而，中国的文明更具连续性，也更为独特。

另外，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多，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

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的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的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

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提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一个社会群体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

大体上看，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换句话说，决定人类不同发展水平的关键是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

反观个人，如果个人能把握自己，那么他始终都是幸运的。在商业国家里，人们发现一个人只要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就够了，当各自的目标分离开来时更容易获得成功。人承让是应该正义，但是他们并不是在赞美正义本身，他们是在赞美由正义而得来的种种好名声，为的是，那被人视为正义的人好从他的名声中去得到爵禄名位，从他的好名声中所能得到的一切。品德的最美妙报偿是一场永久的沉醉。

在这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要破冰要包容，如果固化则无法提供鲜活的补充力量，而是渐渐形成了一个阶级的整体接班，底层人无论怎样优秀，在和平年代再也没有机会冲到上层；上层无论怎样不行，也照样盘踞着位置。社会失去流动性，缺乏活力，不只是死水一潭而且让社会充满仇恨、怨气。

权力和财产的转手是象征，最终确定了变革的思想。虽然成果和流血的程度不同，但它们的动机基本上由同样的因素组成：希望、野心、贪婪、恐惧、欲望、嫉妒、对秩序和艺术的仇恨、狂热、英勇的献身精神以及对破坏的痴迷。

目前，在社会转型期，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首先是一种进步。这意味着经济规模扩大、人员流动性增强、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进入陌生人社会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信任。

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少出头。当完全陌生的两个人相处并涉及种种复杂的利益时，道德是否缺席是谁也拿不准的事。在陌生人社会，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

那么，该怎么办好？大卫·休谟提出了价值中立可以作为借鉴。应当把价值中立性作为社会学研究必须遵守的方法论准则，每个人不能拿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的人或事，在研究中应保持中立的态度。

他认为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不能从“是”与“不是”推出“应该”与“不应该”。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是对研究事物的背景有一定了解，实事求是，不带偏见；其次是善于分析研究结果，分清表象和实质，不被假象迷惑；还需要具有高度的注意力、忍耐力和认真吃苦的精神。

与此同时，价值关联不同于“根据我们的感受对各种现象做出满意与不满意的实际评价”的价值评判。前者是具有客观性的逻辑联系，而后者则是“当一个人‘站在高度个人化的情感或欲望角度、或者由于意识到明确的义务而采取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时”表达的一种主观倾向。

马克斯·韦伯也说：“我不知道有什么理想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毫无疑问，这使我们做出的努力比之于过去更加艰辛，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主观主义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被要求从我们的胸怀里产生出我们的理想的。

但是，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我们都不应当、也不可能去承诺一个傻瓜的乐园以及通往这个乐园的捷径。如果，我们灵魂的安宁还大不如梦想这样一个乐园的人那么安宁，这便成为我们人类尊严的耻辱。”

韦伯认为科学总是与进步相联系的，而在艺术领域则没有同样意义上的进步。真正的艺术永远不会被超越，而科学不仅能而且要求被超越。